1969年全票当选中央委员，却躲在锅炉房塞纸条，他是官场唯一的“傻子”
2011年最冷的那几天，松花江冻得硬邦邦的，就在这滴水成冰的日子口，几个工人拿着冰镩子，在那厚冰上凿了个窟窿，把一个老头的骨灰就这样“咕咚”倒进去了。
没省市领导送行，没发官方讣告，这事儿办得比咱们普通人还草率。
谁敢信啊，就是这么个不起眼的小老头，四十二年前在人民大会堂，那可是跟毛主席平起平坐、全票当选的中央委员。
历史有时候真爱开玩笑，把你捧上天，其实是为了看你在天上怎么炼钢。
这老头叫王百得。
要是按那个年代的标准写简历，他的人生巅峰绝对是1969年的“九大”。
但你要真想看懂这个人，咱们得把日历翻到1970年代中期那会儿。
那时候的局势，大家懂的，乱得很。
和他一批当选中央委员的王洪文、吴桂贤那些人，那是坐着火箭往上窜，天天在报纸头版露脸。
咱们这位北满特钢的“政治明星”王百得在干嘛呢？
他在干一件在当时看来脑子进水的事——偷偷摸摸给技术科塞小纸条。
那阵子他因为“跟不上形势”被停职检查了，身份特别尴尬。
说他是领导吧，正在挨批；说他是工人吧，厂里离了他那个技术还真玩不转。
为了不让那一炉特种钢废了，他像做贼似的，大半夜趴在技术科门口，把白天观察到的钢渣颜色、炉温变化写在烂纸头上，从门缝里塞进去。
当官的都在琢磨怎么整人，这个被整的人却在琢磨怎么炼钢，这画面太魔幻了。
说起来，王百得能当上中央委员，纯属是个巨大的“意外”。
1969年开九大，上面为了体现“工人阶级说话算数”，下了死命令：核心圈子里必须有真正的产业工人。
这指标卡得那叫一个严：必须是八级工，必须是苦出身。
北满特钢的人事科把花名册翻烂了，符合这俩硬指标的，就他这一根独苗。
当时他还不叫王百得，叫“王百旦”。
这名字土得掉渣，但在那个特殊时期，这反而成了最硬的政治资本。
他坐火车进京的时候，脑子里装的压根不是什么国家大事，一直在嘀咕：我走了，3号炉的那锅钢水别给徒弟整废了。
到了会场上，更有意思的一幕来了。
当广播里念到“王百旦”这三个字的时候，底下代表都懵了，心说这是谁啊？
结果毛主席一句“工人阶级顶得住”，这名字瞬间就成了金字招牌。
后来周总理觉得“百旦”像个空心蛋，不好听，建议加一笔，改成“百早”，寓意勤快。
再后来工友们叫顺嘴了，就成了“百得”。
你看这名字改的，从一个空心的符号，慢慢填进了实实在在的钢铁。
不过呢，这人就是个典型的“不识抬举”。
历史给了他一把登天的梯子，他非要拿来下地干活。
回厂以后，他挂着市委副书记的头衔，那是多大的关啊！
换别人早就在办公室里叹着空调批文件了。
他倒好，直接把办公桌搬到了炼钢炉旁边，烟熏火燎的。
当时有人讽刺他不懂做官，甚至是“政治幼稚”。
王百得回得那叫一个硬邦邦：“文件能批出钢水来？
炉温不稳，你就是把文件批出花来也没用。”
这话在当时可是得最人的，但也是他在那个狂热年代里最本能的自救——他心里跟明镜似的，政治风云变来变去，谁知道明天刮什么风？
只有这炉子里的火，那是从来不骗人的。
1982年，风头过去了，一切拨乱反正。
组织上找他谈话，给了道选择题：是去机关当个真正的领导享清福，还是回厂里继续当工人？
这题放现在，那是送分题啊，傻子都知道怎么选。
结果王百得看都没看机关那个选项，直接在“留厂”那栏签了字。
那一刻，他算是彻底把自己从那个虚幻的神坛上拽下来了，变回了一个纯粹的八级工。
老王这辈子，苦也是真苦。
晚年的时候，子女接连生病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打击谁受得了？
换一般人早崩溃了，或者找组织哭诉求照顾。
他不，火化完亲人的第二天，戴上那个脏兮兮的护目镜就站炉子前去了。
他不休假，也不流泪，就死命干活。
他把所有的眼泪都炼进了钢水里，出来的钢那是真硬，心也是真疼。
这种近乎自虐的坚韧，现在的年轻人估计理解不了，觉得这是“愚忠”或“死脑筋”。
其实那是老一辈工人特有的活法——既然命这么苦，那就变得比命还硬。
等到2008年企业改制，老一辈的也都退得差不多了。
年轻的工程师整理资料，翻开王百得留下的四本《百得炉前手记》，全傻眼了。
那是几百万字啊，大家以为里面会有点当年的政治口号，结果翻遍了四本书，没有一句废话，全是精确到小数点的氧枪角度和合金配比。
这四本破笔记，比任何官方档案都值得尊敬。
老王这人，倔了一辈子。
直到2011年走的时候，他还住在那个简陋的职工宿舍里。
厂里想给他换大房子，不去；想让他出来讲讲当中央委员的故事，不讲。
他好像特意要抹掉自己身上那段显赫的过往。
最后留下的遗嘱也是绝了：不设灵堂，骨灰撒江。
工友们也没搞什么排场，就把那间废弃的锅炉房稍微收拾了一下，挂了个牌子叫“百得室”，这就是对他最大的纪念了。
这就是王百得。
他不是什么玩弄权术的政治家，他就是块在那个大熔炉里，唯一没被烧化、反而炼成了精钢的硬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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