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鹏先生（1931—2007）是中国埃及学的奠基人。1950—1955年，他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林志纯教授，主要研究古代西亚史、埃及史。他一生献身教育事业，坚持不懈从事学术研究，为培养我国世界古代史、埃及学人才作出巨大贡献，被誉为“中国埃及学之父”。
刘文鹏先生主要从事埃及学研究，但是他并不局限于埃及，而是将整个古代西亚、北非地区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文明整体，即古代近东文明，进行考察。他主编的世界文明大系《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以及《世界文明图库：西亚北非探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等著作，在国内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被列为中国世界古代史教学与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书，深受读者的欢迎和喜爱。
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理应重视汲取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但更需要具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具有自己的历史思维的主体意识，具有自己的历史价值判断标准。在这方面，刘文鹏先生堪称榜样。他撰写的《古代埃及史》，对编撰体例进行了创新。他按照埃及古代国家形态的发展规律，在保留希腊化埃及时期历史学家马涅托传统的王朝体系基础上，将古埃及历史分为6个历史时期：史前时代和前王朝文化，埃及统一王国的形成与分裂，埃及王国的发展与衰落，埃及的军事霸权与帝国的形成，埃及帝国的分裂、复兴与衰亡以及异族的长期征服与奴隶制的崩溃，从而打破了西方学者主导的王朝体系叙事框架，对古代埃及历史的整体理解具有独到之处。值得指出的是，最近几年西方学者才开始对王朝体系的弊端和缺陷进行反思。在这方面，刘文鹏先生显然远远走在了前面。
刘文鹏先生不仅对古代埃及史的编撰体例进行了创新，而且对古代埃及历史分期进行了突破。他主张把古埃及历史的下限划到公元641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为止。在西方学者看来，古代埃及史以前王朝时代为开端，经过古王国时代、中王国时代、新王国时代，直到公元前332年马其顿统治者亚历山大征服埃及为止，此后的历史划入希腊史和罗马史的研究范围。他认为这种分期法是不科学的。他指出，不论是托勒密王朝，还是罗马、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埃及，仍然都是奴隶制的埃及文明，直到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了埃及，古埃及文明被伊斯兰文明所代替，古代埃及的历史才算正式完结。这种分期法是非常有见地的，是他多年来系统研究古代埃及历史，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为指导，通过艰苦的理论探讨，不断修改、补充和完善而提出来的。
刘文鹏先生的学术研究注重时代关切。1995年，他针对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攻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歪曲古代中国、希腊、印度和埃及的历史，诋毁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撰写《“治水专制主义”的模式对古埃及历史的扭曲》，与林志纯、林甘泉、王敦书、刘欣如等学者系统揭露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在理论上、史实上的谬误，以及政治上的反动意图，彰显出史家自觉的历史担当。他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硬驾驭能力，凭着对古埃及有关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深厚知识积累，指出，“古代埃及国家并非一开始就是专制主义制度，专制主义并不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更不是由于水利灌溉工程的修建而形成……古埃及国家的专制主义的产生和治水或水利灌溉工程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治水工程并不决定专制主义的产生”。事实证明，中国学者的观点同样可以引起国际学术界关注，几年前笔者给《哥廷根埃及学论坛》撰写评介中国埃及学的文章时，德国学者对他批驳魏特夫的观点给予了高度关注。
刘文鹏先生在埃及史研究中注重凸显中国视角，努力实现中埃会通。他撰写的《古代埃及与中国的丧葬习俗之类比研究》一文，涉及中国很多考古遗址，包括陕西临潼、吉林集安、山东曲阜、内蒙古乌兰察布等，且他本人亲自考察过这些遗址。正是得益于这种中国视角，他成功开创了埃及学研究的中国化之路。他代表中国第一次参加国际埃及学家大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国内学术界对刘文鹏先生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他的论文和专著反映了中国埃及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是中国埃及学到目前为止的最高成就。
在纪念刘文鹏先生诞辰90周年的研讨会上，与他共事多年的姜桂石教授说：“刘先生作为一位教师，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恪守教师职责，勤恳教书育人，他通过传帮带和送出去请进来等方式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使他酷爱的事业后继有人，其遍布全国各地的弟子都各显其才，为埃及学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重大贡献。”这的确是对他在培养人才方面最好的概括。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没有埃及学这个世界上古史的分支学科，甚至连世界上古史学科也不存在。正如世界古代史学者郭小凌教授所指出的：“在学科形成过程中，先生是我国第一位定向古埃及史的专业史学工作者。而且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在较长时间里，即1957—1977年的20多年里，他是我国唯一专门从事古埃及史教学与研究的高校教师，一人支撑起一国的埃及史分支学科。所以说他是我国埃及史或埃及学的先行者、开创者，是当之无愧的。他的几十篇/部文章和著作，以及由他直接间接培养指导的、今天活跃在我国埃及学教学与科研领域的学生群体，表明刘文鹏先生的重大学科贡献。”
刘文鹏先生献身学术的热情、渊博的学识、宽厚的为人，感召了一批有志于世界古代史研究的学人，如傅利华、常平等都先后跟随刘先生学习，他们再把这种对学术的热情与挚爱传递给周围的人。刘文鹏惜才爱才，为了让更多的人才脱颖而出，先生采取“送出去，请进来”开放办学的方法，培养了一批世界古代史研究人才。20世纪80年代末，他从中文系选派李晓东、于君进入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进修深造。90年代初，他又从历史系选派笔者进入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在外国专家Edmund Meltzer、David Warburton、Katja Rheinhardt等指导下系统学习埃及学。
1999年，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专业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他意识到学校条件有限，要想最大限度地把人才培养好，就必须把学生送出去，把名师请进来。他慷慨地从自己的科研经费中拿出一部分，先后派学生到东北师范大学学习。他又采取了“请进来”的办法，聘请当时在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工作的青年学者讲课。同时，他把学生推荐到国内各著名高校攻读博士学位，如把学生分别推荐给北京师范大学的郭小凌教授、北京大学的拱玉书教授，以及东北师范大学的吴宇虹教授。刘家和先生对他曾作过这样的评价，“他用自己献身学术的诚挚精神与笃实学风，感召并培养了相当可观的一批以世界上古史和埃及史为志业的弟子”。
刘文鹏先生正是以对党的教育事业的忠诚、对教师职责的恪守、对学术的无私奉献，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从事世界古代史、埃及学研究的青年才俊，如今他们遍及祖国各地，活跃于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
刘文鹏先生是中国埃及学的开创者，为创建中国埃及学事业筚路蓝缕、开拓进取，书写了中国世界上古史研究的辉煌篇章。正是这些前辈学者的努力，将中国世界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埃及学实现了从无到有这一突破，建立起了一支能够掌握古埃及文字，运用古埃及原始文献，从事埃及学研究的专门人才队伍，具备了与西方埃及学家进行对话的能力。
今天，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前进的路仍任重道远。2016年，德国埃及学家阿斯曼（Jan Assmann）在访问中国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人研究埃及学，其实是在研究自己的文化……中国学者如果从自身文明的角度去研究埃及学的话，很可能会看到许多欧洲学者注意不到的事实，提出许多欧洲学者想象不到的问题……中国学者应该好好利用这一优势。”这些话耐人寻味，令人深思。如何让中国埃及学在国际埃及学界发挥影响，做出体现中国埃及学者的特有视角及话语的学术成果？这是目前中国埃及学面对的问题，也是时代赋予中国埃及学者的神圣使命。刘文鹏先生宝贵的精神遗产，已经深深地融入我们的血脉之中，激励后来人奋发求实，敬业奉献，将中国埃及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的学术智慧。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 于世华
新媒体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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