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谢林
《三联生活周刊》对一土学校事件的调查，让很多人看出，李一诺夫妇的个人能力不足，才是导致学校经营“暴雷”的关键缘由。更进一步，则有人指出，他们所操盘的其实不是一所常规的民办学校，而是创新学校与科技创业项目的结合，学校只是整个创业项目的现金牛业务。科技创业项目则是以“烧钱”模式为其生存的根本，部分参与的家长本质上是在做“风险投资”。这种理解，确实给一土学校资金上出现的困境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
他们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一土学校的失败其实是科技创业项目的失败。然而，我认为即便这些说法是可靠的，也不能如很多人那样断言，这就是一个“骗局”。
不过令人恍惚的是，这个新闻出现很长时间，我都无法对此有丝毫的兴趣。不是很清楚，舆论关心的是什么？
有一部分人，十分关注创新教育实践在客观政策环境中举步维艰的现实。但很快发现，这种声音未能形成一定的声量，回应者寥寥。甚而，还出现了另一种与之立场不同的观点，呼吁要对教育保持敬畏之心，要对创新举措在政策上持有相当谨慎的态度。
绝大部分观察者所关心的，还是经营管理的问题，为什么暴雷、钱去了哪儿。如果我们区分行动者与观察者，这些话题确实是观察者十分感兴趣的。从行动者视角，我们要首先分类，普通的家长和投资的家长。那些参与大额投资的家长，其想法肯定要和投资回报率联系起来，但这就与普通群众们属实无关了。其他小额投入的家长或与教育创新利益相关的家长，可能更关心的仍然是：
如何找到一个教育创新的卓越领袖。
不能简单认为，这次一土学校暴雷了，就证明了李一定不是一个好的创新教育创始人。也不能认为，他们采用了资本的玩法就不是想搞好教育，或者不能搞好教育。我认为，能让一件创新事物生存下去，现代社会能用的合理合法工具和资源当然是可以用的。因为，我们说的是“教育创新”，而非承袭过去的路径。
我经常把这些教育创新与清末民初的教育救国联系起来看。两者要回应的问题不同，但都是想在教书育人这个领域里寻求做事以促改革。回顾历史，那些教育救国的先辈们，如果只干教育也是不太行的，也需要在教育、实业、金融、军阀等要素之间保持协调。只不过，那时教育常常是被输血的一方，而在一土事件中，教育似乎成了输血出去的一方。当然，无法核实这种说法。简单比较下，那些先辈们失败的次数比李一诺们多多了。
回到之前的疑惑，我们到底关心一土学校的什么。我想大家内心真正关心的，肯定还是教育，那些斥责其欺瞒不实的话语只是看客的情绪表达，或者对事件受害者的一时共情。
这件事本来应该更有巨大的意义，终于可以不仅仅停留在教育创新理念的务虚层面，说一些创新的玄学，也不是小打小闹的作坊式创新，或仅能寄于某些孤立个案的特异学习方式，而是如何真正组织起具备成长性、包容性的有效教育行动。
遗憾的是，《三联生活周刊》对事实的调查，只是被粗略地被解读为，“理想学校的失序”。显然，失序的意义太小了，这自然会让大家把目光聚焦于个人能力、情怀初衷，抑或政策不畅、环境恶劣。然而，我看到的是，教育创新的失败，一种竭尽全力后的崩溃，这对于在同一跑道上的行动者是有现实启发的。
如同教育救国一样，如果一场教育创新要被真正符合规律的实践，我认为它更适合有相当实力的人物，或者至少在顺序上，应该是先有实力，再促成教育创新。而不是以教育创新为创业的项目，甚至还要以此求得现金流，那可能就不是很好的状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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