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北平，1949，秘密战线的起义》、《文史往事丨徐宗尧与保密局北平站投诚》、《谍谍不休︱北平解放前夜：保密局暗杀市长，特务头子登机出逃》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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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30日深夜，北平城内万籁俱寂。
东城弓弦胡同14号院内，一盏昏黄的油灯依然亮着。
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徐宗尧正在整理着桌案上那厚厚的账册，这些册子详细记录着价值七千亿法币的珠宝玉器清单。
那是从汉奸手中没收来的财产，包括各种玉器、古玩和字画，如今全部掌握在他手中。
距离人民解放军正式入城还有不到十二个小时。
三天前的1月22日，傅作义已在中南海怀仁堂宣布了和平协定的签署，并承诺为保密局人员提供飞机南撤。
北平城内的其他特务头目早已搭乘最后的班机逃往南方，可徐宗尧偏偏选择了留下。
这个决定让南京的毛人凤暴跳如雷，让青岛的王蒲臣大惑不解，更让徐宗尧的家人忧心忡忡。
一个手握如此巨额财富的特务机关负责人，在大势已去的关头，放弃最后的逃生机会，独自留在这个即将易主的古城。
在那盏摇摆的灯光下，徐宗尧正在进行着一项将彻底改变北平特务组织命运的秘密工作。
【一、非嫡系的替死鬼】
徐宗尧接任北平站站长这个职务，完全超出了他本人的预期。
1948年12月，当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完成对北平的军事包围后，时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长的王蒲臣已经彻底失去了继续坚守的信心。
这个毛人凤的浙江江山县同学兼表兄弟，眼看华北战局急转直下，天津岌岌可危，北平孤城难保，急忙向南京发电求援，要求调离北平。
毛人凤此时面临着艰难的战略选择。
北平站作为保密局的甲种站，编制160人，与上海、南京并列为保密局最重要的三大据点，承担着华北地区全部的情报收集和特务活动。
这样重要的战略据点，岂能轻易放弃。
但王蒲臣又是自己从小的同窗好友，更是血缘关系的表兄弟，这层私人感情又不允许见死不救。
经过反复权衡，毛人凤最终将目光投向了当时正在北平的冀辽热察边区特别站站长徐宗尧。
从各个角度分析，这个人选都很"合适"——既非保密局的嫡系人马，又没有强硬的政治后台，正是在这种危急关头充当替死鬼的最佳候选人。
1948年12月25日，徐宗尧正式接到南京的任命电报，担任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站站长。
当时他正为自己的前途和部下们的生计发愁。
随着东北全境的解放，他担任站长的冀辽热察边区特别站已经彻底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活动的空间。
几十名部下跟着他从东北逃到北平，每天都在为基本的生存问题而担忧。
接到这个出乎意料的任命时，徐宗尧的第一反应是发呆，随后是苦笑。
他心里十分清楚，平时众人争抢的北平站长这个肥缺，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刻，怎么会轮到他这个"杂牌军"出身的军统人员头上。
徐宗尧的个人履历在军统内部确实算不上显赫。
他1905年出生于贫农家庭，早年当过木厂学徒，后来参加东北军郭松龄部，前后服役17年，从基层士兵一步步爬升至少将旅长。
九一八事变后，他曾任热河先遣军暂编步兵第五旅旅长。
1941年，在老上级冯贤年的介绍下，他才正式加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担任该局五原办事处少将直属通讯员。
1945年11月，他担任河北省会警察局局长。
1948年3月15日，他在北平市地安门内东板桥14号成立了"国防部保密局冀辽热察边区特别站"，自己担任少将站长。
这样的履历在军统内部只能算是中等偏下，远远谈不上根基深厚或者人脉广泛。
徐宗尧很清楚自己在组织内的地位和分量，也明白这次任命背后的真实含义。
王蒲臣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他1902年出生于浙江江山，与戴笠、毛人凤、张冠夫都是江山县立文溪高等小学的同学。
1921年，他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九师范。1935年，在同乡戴笠的劝说下加入军统。
凭借着这层同乡关系，王蒲臣在军统内部的升迁可以说是一帆风顺。
他先后担任过军统机要室主任、川康区副区长等要职，深受戴笠信任。戴笠死后，他又成为毛人凤的心腹干将。
1948年初，王蒲臣接替乔家才担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长。
在他任职期间，为了维护国民党在华北摇摇欲坠的统治，镇压北平市内各种进步力量，王蒲臣大幅扩充了保密局北平站的机构，增加了特务人数。
在特情组中增加了内勤和通讯员，在行动组中增设了交通员。
为了报答戴笠的栽培之恩和同乡之情，他甚至在东城区弓弦胡同14号院保密局北平站本部设立了"戴笠纪念堂"，并配备了专职管理员。
【二、巨额财产的移交】
1949年1月19日，在弓弦胡同14号院内，王蒲臣正式将保密局北平站的全部权力和财产移交给徐宗尧。
这个交接仪式看上去很简单，但其中涉及的资产和责任却极为庞大。
交接地点选在弓弦胡同14号、15号院，这是由几个传统四合院组成的大院落。
按照军统一贯的"秘密领导公开，公开掩护秘密"原则，这个秘密单位从外表看不出任何特务机关的痕迹，只有普通的门牌号码，没有任何标识，完全融入了北平城内密如蛛网的胡同之中。
王蒲臣在移交过程中，特别郑重地拿出了一份厚厚的财产清册。
"这些是军统局多年来从汉奸手中没收的各种财产。"
王蒲臣一边翻阅账册一边介绍道，"总价值约七千亿法币，包括各种珠宝玉器、古玩字画、金银饰品等，现在全部移交给你负责保管。"
七千亿法币在当时是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
按照1948年底严重通胀情况下的汇率计算，这相当于二十多万块银元的巨大财富，足以在北平城内购买成片的房产和商铺。
这些财宝原本都有明确的去向——按照蒋介石和保密局总部的指示，它们最终要被运往台湾，作为国民党政权的"复兴基金"。
但徐宗尧看着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财富清单，心情却异常复杂和沉重。
他深知，接手这些财产绝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好差事，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烫手山芋。
掌管如此巨额的财富，就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巨大责任和风险。
保密局北平站的组织架构十分庞大复杂，分为秘密组织和公开组织两大部分。
秘密组织包括秘书室、机要秘书室、人事室、会计室、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组、策反组、学运组、心理作战组、特别情报组、华北补给站等多个部门。
其中总务科下设收发室、传达室、警卫组、汽车组、总务组；情报科下设情报组、特别情报组；华北补给站专门负责枪械弹药的补给和装备工作。
此外，在密云、房山、南口、固安、滦县等地还设有多个情报组。
公开组织的成员则广泛分布在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北平行辕、北平警备司令部、北平市警察局、保定绥靖公署等各个政府和军事部门。
这种"秘密指挥公开"的双重体系，使得保密局北平站的实际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其160人的编制规模。
更加复杂的是权力交接问题。
虽然王蒲臣名义上交出了站长职务，但他并没有完全离开北平。
根据毛人凤的安排，王蒲臣继续留任保密局北平督察，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继续在北平活动。
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其微妙的权力结构：徐宗尧名义上是北平站站长，但实际的决策权和指挥权很大程度上仍然掌握在王蒲臣手中。
这种安排的背景是毛人凤对北平局势的复杂考量。
一方面，他不能让自己的心腹王蒲臣在北平送死；另一方面，他也不愿意完全放弃在华北地区多年经营的庞大特务网络。
于是，让王蒲臣以督察身份继续掌控全局，让非嫡系的徐宗尧承担表面责任，就成了一个看似两全其美的方案。
【三、生死线上的抉择】
1949年1月20日发生的一个看似平常的事件，却清晰地暴露了徐宗尧内心的真实态度和价值取向。
这一天上午，北平看守所所长周正和法官崔汉光专程来到弓弦胡同，向刚刚上任的徐宗尧呈送两份极其重要的签呈。
第一份签呈请求释放关押在北平看守所的100多名政治犯，第二份签呈则请求枪毙其中的3名重要政治犯。
这两份签呈实际上是对徐宗尧的一次重大考验。
北平看守所是归保密局直接管理的秘密监狱，地址位于今东城炮局胡同，专门用于羁押中共地下党人员和其他政治犯。
在国民党统治的其他大城市，保密局在解放前夕对政治犯进行大屠杀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做法"。
重庆、南京、广州、长春等地莫不如此，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惨遭屠戮。
按照惯例和上级的暗示，徐宗尧应该批准枪毙令，同时拒绝释放政治犯的要求。
这样做既符合保密局的一贯做法，也能向南京表明自己的"忠诚"。
然而，徐宗尧却做出了一个完全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
他毫不犹豫地在释放100多名政治犯的签呈上签字批准，明确批示"如拟"；同时将枪毙3名政治犯的签呈压了下来，推辞说需要向保密局总部请示后再做决定。
这个决定的意义极其重大。
它不仅直接挽救了100多条无辜的生命，使这些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免于惨死，更重要的是，它清楚地表明了徐宗尧内心的真实立场和态度。
就在同一时期，北平城内发生了一起更加恶劣的暗杀事件，这起事件进一步加深了徐宗尧内心的震动和反思。
1949年1月18日凌晨，北平市前市长何思源的住宅突然发生剧烈爆炸。
两颗事先安装的定时炸弹几乎同时爆炸，巨大的冲击波瞬间摧毁了房屋的一部分。
何思源的小女儿何鲁美当场被炸死，何思源本人和夫人何宜文、大女儿何鲁丽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
这次暗杀行动是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受命亲自策划指挥的，目的是要彻底铲除这个积极为北平和平解放奔走呼吁的"危险分子"。
何思源曾经担任国民党北平市长，后来因为公开同情学生爱国运动而被免职。
在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过程中，他又四处活动，积极推动和平解决，在蒋介石和保密局高层看来，这已经构成了叛国罪行。
负责具体执行这次暗杀任务的特务叫段云鹏。
根据原定计划，这次爆炸应该将何思源一家全部炸死，以起到杀鸡儆猴的威慑作用。
但由于情报不准确和执行上的失误，炸弹被安装在了错误的位置，结果只炸死了一个完全无辜的孩子，而主要目标何思源虽然受伤但并未死亡。
当徐宗尧得知这起惨无人道的暗杀案详情后，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震撼。
他开始认真反思自己所从事的这个职业的本质，开始质疑自己是否还要继续在这条血腥的道路上走下去。
与此同时，华北战局的发展也让徐宗尧对时局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1948年11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平津战役。12月15日，新保安被攻克。
12月22日，张家口被解放。
1949年1月15日，天津在经过29小时的激战后宣告解放，国民党天津守军13万人全部被歼。
至此，北平已经完全成为一座孤城，国民党在华北的统治即将彻底崩溃。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徐宗尧开始思考自己和部下们的前途命运。
是继续为一个行将就木的政权效力，还是另寻出路，这成为摆在他面前的重大选择。
【四、密室中的秘密联络】
就在徐宗尧为前途命运而苦苦思索的时候，一个关键人物为他指明了新的方向，这个人就是池峰城。
池峰城是西北军的著名将领，曾任第三十军军长。
他在抗日战争中表现英勇，特别是在1938年的台儿庄大战中，他率领部队与日军板垣师团进行了殊死搏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战后，池峰城先后担任保定警备司令、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中将参议等职，此时住在北平北长街81号。
徐宗尧与池峰城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抗战胜利后的保定时期。
当时徐宗尧担任河北省会警察局局长，池峰城担任保定警备司令，两人因为工作关系经常接触。
池峰城为人正直豁达，待人诚恳热情，没有一般军阀的架子，这给徐宗尧留下了深刻的好印象。
更重要的是，池峰城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
他经常向徐宗尧详细讲述自己在台儿庄大会战中指挥部队英勇杀敌的经历，这些生动的战斗故事深深感动了徐宗尧，也让他对这位抗日英雄产生了由衷的敬佩。
随着国共内战形势的发展，池峰城逐渐认识到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无能，开始与中共地下组织建立秘密联系。
他的勤务兵小李实际上就是中共派遣的联络员，负责双方之间的信息传递。
1948年12月18日，就在徐宗尧为是否接受北平站长职务而犹豫不决的关键时刻，池峰城主动为他安排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秘密会面。
池峰城事先与中共地下党方面取得联系，然后打电话通知徐宗尧来到自己在北长街81号的住所。
这天晚上，徐宗尧按照约定时间来到池峰城家中。
在池峰城的引见下，他第一次见到了中共北平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的代表王博生。
这次会面地点选择在池峰城住所的内室，参加人员只有三人，保密程度极高。
这次秘密会谈具有决定性的历史意义。
面对中共地下党的代表，徐宗尧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的困惑："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派我接受北平站站长的职务，并且要求我负责布置5个潜伏组，请问我应该接受这个任务吗？"
王博生的回答既明确又充满智慧："你接受北平站站长的职务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有利，但你必须千万注意不要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要振作精神，积极做好我们之间的联络工作。"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徐宗尧竟然当场提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建议："我可以按照上级要求把5个潜伏组表面上建立起来，但请刘仁同志派遣可靠人员担任各组的书记兼译电员，全面掌握每个小组的人员构成、电报往来和档案资料。我只负责派遣组长和普通组员各3人。等一切安排妥当后，我就把这5个潜伏组的实际控制权全部交给刘仁同志指挥运用。"
这个建议的革命性意义不言而喻。
它相当于将保密局在北平的全部秘密力量完全交给中共地下党组织，让敌人的特务网络为人民解放事业服务。
12月19日晚上，徐宗尧再次按照约定来到池峰城家中与王博生进行第二次会晤。
王博生向他转达了刘仁的明确答复："刘仁同志认为你的建议非常好，他完全同意你的方案。这个建议已经上报给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目前正在等待最终的指示和批复。"
从这个时候开始，徐宗尧实际上已经完成了政治立场的根本转变，真正做到了"身在曹营心在汉"。
但为了不暴露身份，确保这个重大计划能够顺利实施，他必须继续扮演保密局北平站站长的角色，在敌人内部进行极其危险的秘密工作。
随着平津战役的深入发展和北平局势的日趋紧张，徐宗尧与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联系也更加频繁和深入。
他开始物色可以争取的部下，为即将到来的重大行动做充分准备。
徐宗尧首先联系的是冯贤年和李英这两个关键人物。
冯贤年是当年介绍徐宗尧加入军统的引路人，两人有着深厚的私人关系，此时担任保密局四平站少将站长。
李英则是徐宗尧在东北军时期的老同事，彼此相知很深，此时担任保密局热察边区特别站少将站长。
在与这两人的秘密接触中，徐宗尧逐步透露了自己对时局的真实看法："蒋介石的半壁江山已经保不住了，我们与其跟着他们去南京等死，不如寻找更好的出路。依我看，投靠共产党是我们唯一的生路。"
当他进一步表明自己已经与中共地下党建立联系后，冯贤年和李英都表示赞同，愿意参与相关行动。
除了这两人之外，与徐宗尧在保密局冀察热辽特别站共事过的吴宗汉也是一个重要的争取对象。
吴宗汉担任该特别站副站长，对徐宗尧比较信任，也是可以发展的力量。
1949年1月22日下午5时，中南海怀仁堂内举行了一次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秘密会议。
傅作义召集了北平地区所有保密局的核心人物：徐宗尧、王蒲臣、北平警察局长杨清植、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毛锡园、北平支台台长阎守仁等十多人。
傅作义的讲话异常简短："各位，今天上午10时，北平和平解放协议已经正式签字。从现在开始，你们必须停止一切活动。对于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我负责保障。愿意前往南京的，我负责安排飞机送你们离开。"
说完这番话，傅作义没有丝毫停留，立即离开了会议室，留下一屋子面面相觑、神情复杂的特务头子。
这时候，北平警察局长杨清植率先打破沉默，询问在座的其他人有什么应对办法。
眼看大势已去，杨清植当即决定第二天搭乘飞机前往南京，并通知所有愿意离开的人当晚集合，准备次日清晨出发，预计约有100人。
王蒲臣早有准备，立即拿出事先拟定好的人员撤离名单，交给了傅作义的秘书。
他似乎对和平协定的签署早有预料，但在座的其他人显然都没有心理准备，会议室内一时陷入慌乱。
就在所有人都在为自己的去留问题焦急筹划时，徐宗尧却表现得异常冷静。
他默默地坐在那里，心中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
当会议结束后，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急忙回去收拾行李，而是匆匆离开怀仁堂，直奔池峰城的住所。
他希望池峰城能够及时将这个重要情况汇报给王甦，建议有关方面扣留这批准备逃跑的军统要员。
但池峰城对此却有不同看法："既然傅总司令已经决定让他们自由离去，我们又何必去得罪这些人呢。"
由于没能找到王甦，这个建议最终没能实施。
1月23日，南京方面的飞机准时抵达北平，载着王蒲臣、杨清植等一百多名保密局核心人员呼啸而去。
随着这些头目的离开，整个北平的保密局系统顿时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
各个下属机构的人员开始各自为政，有的忙着销毁重要文件，有的收拾金银细软准备逃跑，有的已经开始暗中为自己寻找新的出路。
1月24日下午1点，南池子缎库胡同的北平支台内发生了激烈争论，聚集在这里的保密局人员为去留问题争执不下，几乎要动手打架。
就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北平交通支台台长突然闯进来，指着在场的人大声喊道："你们已经向共产党投降了！"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支台台长阎守仁急忙打电话把徐宗尧叫来处理。
当所有人都在为前途迷茫时，当那架载着其他特务头目的飞机消失在夜空中后，整个北平的特务网络将因为徐宗尧接下来要采取的行动而彻底改写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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