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淹没前人，要胜过前人”：方国瑜的西南边疆学研究
1928年5月，傅斯年在著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宣称：“我们中国人多是不会解决史籍上的四裔问题的。凡中国人所忽略，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在欧洲人却施格外的注意。”六年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方国瑜进入中研院史语所。这位来自云南丽江的纳西族青年，多年后成长为中国民族史和中国边疆学研究的泰斗，从事的正是傅斯年当时称“中国人所忽略”的学问。
方国瑜先生（1903—1983）毕生致力于云南文史研究，是西南边疆学研究的开创者和云南民族史、地方史研究的奠基人，于东巴文化研究亦有所得，被西方学者尊称为“纳西历史语言之父”。他于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6年起执教云南大学。著有《纳西象形文字谱》《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云南民族史讲义》《滇西边区考察记》《彝族史稿》等，主编《云南地方史讲义》《云南史料丛刊》等，史学家徐中舒称其为“南中泰斗、滇史巨擘”。
方国瑜（1903—1983）
1934年，中研院史语所由上海迁至南京。彼时的史语所在傅斯年的主持下大师云集，是无数学人心中至高无上的学术殿堂。是年，方国瑜在丽江研习纳西象形文字有成，搜集了大批纳西象形文字资料。6月赴北平，拟向刘半农请教纳西象形文字整理事宜，却逢刘半农病逝，无从请益。9月，经好友董作宾介绍，他由北平赴南京，进入史语所，跟随赵元任、李方桂学习语言学，编写《纳西象形文字谱》。10月，他在《云南旅平学会季刊》发表《滇南旧事》，显示其学术旨趣已经由语言学逐渐转向西南边疆研究。
整理编纂云南史料，“当个砖瓦匠”
纳西族手稿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把史料的收集与整理作为史学研究的前提，是方国瑜坚守一生的治学原则。他经常告诫学生：“要从事研究工作，必须充分占有材料，根深才会叶茂，本固才能枝荣。”他的西南边疆学研究，首先是从资料的搜集整理入手的。在史语所学习期间，他得以纵览史语所藏书及南京图书馆所藏善本，辑录云南相关史料。1936年9月起，他执教云南大学，继续上述工作，“时有增补，积之渐多”。1938年底，他参加云南通志馆工作，遍览云南各地史志文献，编写《建置沿革》《疆域考》《金石考》《宗教考》《族姓考》诸目，对所读资料“多所评论，札记于纸片，择要写专篇，积稿已多”。他还将道光《云南通志·艺文志》单本放在案头，以便随时翻阅。
1957年，方国瑜将多年来搜集整理的云南史料编成《云南民族史史料目录解题》。1960年起，又着手对《云南民族史史料目录解题》进行修改，到1965年改补过半，资料更加充实，1975年春增补了文物资料部分。1977年，历经多次修改、扩充、完善后，方国瑜倾注四十余年心血的《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终于编纂完成，1984年由中华书局分三册出版。这部百余万字的巨著包含文献资料与文物资料两大部分，共10卷800余目，系统著录了汉代至明清时期云南地方文献及考古实物资料。该书突破了传统目录体例，不仅对史料的来源、流传进行了周详的考核，而且明确了史料的历史价值，并结合历史事实进行评述，毋庸置疑是研究云南地方史必备的工具书。当时中华书局邓经元称之为“云南史料整理的集大成之作”；民族史专家林超民赞其为“云南历史研究的坚强基石”。
方国瑜编《云南地方史讲义》书影，均上世纪八十年代版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为了进一步搜集整理云南相关史料，推动云南史学的繁荣发展，方国瑜克服双目失明、年高体弱的困难，全力主持了《云南史料丛刊》的编纂。他秉持“搜集资料，求其完备；校录原文，求其确实”“得此一本，众本咸在”“使研究者信得过，用得上”等编纂原则，从先秦至清末的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将有关云南地方历史的文献资料和文物资料近400种辑录整理出来，全书共10卷，累计约1000万字。该书后几经修订，是至今内容最丰富完备、涉及资料最多的一部云南大型史料丛书，为国内外学者研究云南历史文化提供了可靠的参考书目。历史地理学家朱惠荣教授认为其“既是滇史料工作的总结，也是滇史研究的里程碑”。
方国瑜晚年常以“砖瓦匠”自称，他常言：“史料对于史学，就像建筑高楼大厦离不开的砖瓦一样。我不能建造高楼大厦，只能烧砖造瓦，就当个砖瓦匠，开砖瓦厂为大家提供材料吧！”从《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到《云南史料丛刊》，他以“少数人出力，多数人使用”的无私奉献精神，不断为西南边疆学研究添砖加瓦。《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和《云南史料丛刊》两书一脉相承，对云南古代历史文献和文物资料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强调文献与文物资料并重，拓展了边疆史料的广度与深度，搭建了翔实、可靠的西南边疆史料体系，形成了“搜集-整理-考订-编纂-研究”的史料研究方法。它们不仅是西南边疆学研究的宝库，更为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云南地方史与中国西南历史地理研究的开创者
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视察云南大学，指示云大要加强云南地方民族史研究。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方国瑜在云南大学历史系创设“云南民族史”课程，编写《云南民族史讲义》作为教材，成立云南民族史教研室、研究室。由于“云南地方史”这一指称更能全面准确地概括云南历史的丰富内涵，1978年又将云南民族史课程改为云南地方史课程，将云南民族史研究室改为云南地方史研究室，并制定了“云南地方史研究八年规划”，即：一收集资料，编《云南史料丛刊》；二写云南古代史史料编年；三写出彝族史、白族史、傣族史、农业史、交通史等专史；四在前三项工作的基础上，编著《云南地方史》。同年，云南广播电视大学开设云南地方史课程，请方国瑜主讲。为配合教学工作，他带领木芹、徐文德编写了《云南地方史讲义》作为课程教材。讲义全面梳理了从秦汉至当代云南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发展演变，并对云南的地理环境、早期的民族分布、民族关系、云南历史的分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突破了传统王朝史“异内外”“歧视少数民族”的局限，以确凿的史实论述了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强调云南与内地的紧密联系和整体发展，揭示了云南历史发展的真相，被誉为“云南地方史研究的开创之作”。
方国瑜编《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书影，均上世纪八十年代版
方国瑜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开创了对中国西南历史地理的研究。早在1930年代他就投身于西南边疆史地研究，在查阅西南古地名和建置沿革时，深感缺乏一部“全面解释地名之专著”。1938年，他受聘参加《新纂云南通志》的编纂工作，翻遍各史地理志及史籍有关云南地名记载，全面择录前人考释成果并加以整理。以此为基础，他深入研究西南史地，把“前所撰稿置诸案头，以备查翻……有新知，辄批记；积之既久，行里眉端，朱墨殆满”。1961年秋，他参加国务院组织的改绘杨守敬《历代疆域图》工作，结合绘图，“在旧稿的基础上修改及新作”，至1965年春，编成三册油印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又以其缺失尚多，继续查阅、修改，于1974年，终于编成《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并于198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前后耗时四十余年，以翔实的资料和严谨的考据，首次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上古至明清时期西南（云南）地区的疆域变迁和地名演变，被誉为“西南历史地理的奠基之作”。云南文史专家郑志惠认为，这部书是“20世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它填补了中国西南边疆历史地理研究的空白”。
《云南地方史讲义》和《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一脉相承，是方国瑜西南边疆学研究的两项代表性成果，也是云南地方史和西南历史地理研究的开创之作。方国瑜从以云南为代表的西南边疆入手，依托丰富的史料和实地调查，系统考察了这一区域的历史演变、疆域沿革以及历代王朝对这一区域的治理与开发，呈现了这一区域发展的历史图景，深入论述了“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有力驳斥了某些西方学者关于云南历史文化、西南边疆史的错误认知。同时，这两部书也建构了云南地方史和西南历史地理研究的体系与框架，它们确立了一种立足中国历史实际、强调边疆与内地是一个整体，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是一个整体的研究范式，为当代中国边疆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为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
以“边疆视角”讨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
方国瑜曾在1930年代边疆危机愈加深重时参与过云南界务交涉，深刻认识到边疆研究在维护国家统一、反击外敌入侵方面的现实意义。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促使他放弃已经颇有收获的既有学术路径，转而投入一片荒芜的西南边疆学研究，并深入思考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问题。
方国瑜著《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书影，均上世纪八十年代版
新中国成立后，为编写新的中国历史，史学界曾展开有关中国历史范围的讨论，白寿彝、翦伯赞等史学大家围绕“历代国土范围”展开热烈讨论，提出许多有益的意见。方国瑜充分研究了讨论成果，结合自己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部分编绘工作的切身感受和长期研究西南边疆及中国少数民族史的“边疆视角”，于1963年4月20日云南大学校庆40周年之际作了题为《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学术报告，提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这是针对国内外一些学者将中国历史视为单一的汉族历史，将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排除在中国历史之外的荒谬言论而提出的。论文揭示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在经济和文化上的整体性、在政治上分裂的偶然性与统一的必然性、在社会发展上的差异性与一致性，论述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根本原因、历史真实和发展趋势。
“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是方国瑜在对西南边疆文献、历史地理、民族史以及两千多年西南边疆治理史的宏观总结与提炼的基础上，形成的学理化、系统化知识总结，是他长期以来从边疆视角研究中国历史所形成的认识，是立足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原创性理论，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它反映了中国学者在边疆学研究中的主体性和创新性，为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话语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书影，均上世纪八十年代版
这一原创理论启示我们：研究边疆，要超越边疆，将边疆与内地视为整体，从中国整体的角度思考边疆问题；研究民族，要超越民族，要将汉族与少数民族视为整体，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角度思考民族问题；研究中国的边疆和民族，要突破王朝史的局限，更要突破西方学者根深蒂固的“民族国家”理论的桎梏，突破“国族建构”叙事，以中华民族几千年整体历史的角度进行历史研究和编纂。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马大正在《加快推进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建构》一文中所指出的：如何科学准确地诠释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既是当下中国边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话语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
回顾百年来中国边疆学的发展历程，方国瑜先生的学术和理论贡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怀念。今天云南大学在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中取得的成就，也离不开以方国瑜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的努力探索与无私奉献。
方国瑜先生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写道：“一门学科具有广泛的联系性，有其阶段，逐浪前进，以至无穷。瑜作此稿，备录所知旧说，意图有所发明。”他以“不淹没前人，要胜过前人”为一生的座右铭，敦促自己尽心尽力，在前人的肩膀上有所增益。自1934年发表《滇南旧事》十则开始，至1983年12月去世，他深耕西南边疆学研究整整半个世纪，在尊重和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取得了超迈前人的成就，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原标题：《一位纳西族青年，如何成为中国民族史和边疆学研究泰斗》
栏目主编：杨逸淇 文字编辑：陈韶旭
来源：作者：潘先林 周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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