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西北大地备受关注的郭柏春案庭审进入白热化阶段，周泽等两位刑辩律师联手为其做无罪辩护。法庭上控辩双方交锋激烈，观点密集，信息量巨大。
根据起诉书，郭柏春被指控涉嫌挪用公款罪，核心争议在于涉案资金是个人使用还是借给单位。
控方指控，2016年5月至12月，郭柏春利用副市长职务便利，两次指令银川市属国有企业挪用5.46亿元公款，供张三、李四等自然人用于炒股等营利活动。
控方构建的指控链条很清晰：涉案5.46亿元均来自银川市属国有企业，属于公款；借款人为自然人；资金用途明确为营利活动。
在控方看来，即便这笔钱后续全部归还，出借和担保企业还赚取了不菲利息和担保费，也不影响挪用公款罪的成立。
辩方则从根本上颠覆了这一指控链条，紧紧围绕“个人决定”和“归个人使用”两个核心要点展开反驳。
辩方认为，两笔资金往来均是单位集体决策的正常经营业务，并非个人挪用。郭柏春在其中仅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而领导介绍业务本就是西部担保公司等机构的业务来源之一。
从资金流向来看，出借对象本质上是自然人背后的单位，否则不会由单位提供反担保，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归个人使用”。
4600万借款的出借方是股投基金合伙企业，该企业设立初衷就是为招商引资企业提供流动资金支持，向有融资需求的公司借款属于正常业务范畴。
5亿元借款更是经过银信资产董事会集体表决，甚至获得银川市政府常务会议同意，属于企业正常经营范围内的过桥资金。
辩方还指出，涉案资金并非用于炒股。根据相关规定，炒作股票是指在规定期限内买卖股票的行为，而5亿元资金实际用于上市公司股东大宗交易减持，仅有卖出没有买入，不属于炒股。
同时，两笔业务均有足额反担保，5亿元借款项目中，对方的银行账户、证券账户等均处于己方监管之下，全程可控，未让国有资产处于高风险状态。
反观其他多笔逾期多年、本息无归的借款被认定为正常损耗，而这笔盈利的业务却被认定为犯罪，显然不合常理。
此外，辩方对资金性质也提出异议，认为公款应限定为国有独资公司财产，银信公司等并非国有独资公司，其财产不应认定为公款。
如果说挪用公款罪的争议聚焦于资金流向，滥用职权罪的核心则是权力边界问题，即郭柏春的行为是恶意干预司法还是为保护国有资产的无奈止损。
控方指控，在盛大游戏收购案中，郭柏春为帮助特定企业争夺商业利益，越权违法干预执法司法，造成严重后果。
控方的逻辑分为三层：
一是郭柏春时任银川市副市长，分管金融工作，对下级职能部门和公安机关具有领导或影响力；
二是实施了干预行为，包括支持公安机关对竞争企业及相关人员违法立案，使用技术侦查、边控等措施，安排秘书编造举报材料推动刑事立案，收购失利后又以查处私服侵权为由打击重庆小贤公司，指使他人报假案；
三是后果严重，导致12人被非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多人长期羁押，重庆小贤公司商业信誉受损、经济损失1200余万元，多起案件最终撤案，浪费司法资源并损害司法公信力。
控方强调，成立滥用职权罪的前提是当年被立案的企业和人员不构成犯罪，目前同案犯已被判刑，也印证了这一前提。
面对不利形势，辩方从三个层面展开反驳：
一是重构行为动机，否认郭柏春是为打击竞争对手，提出其行为是为阻止3亿元国有资产流失的紧急止损措施，因相关当事人擅自签署受国外法律管辖的不利协议，郭柏春的举报是为阻止协议履行；
二是澄清行为逻辑，郭柏春先是劝说当事人纠错，在当事人拒绝并失联、常规协商渠道失效后，才无奈选择向公安机关报案寻求公力救济；
三是反驳行为定性，根据分权原则，报案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是两回事，报案仅提供线索，是否立案、如何侦查的决定权在公安机关，不能将报案等同于操纵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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