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人生经历不同，但在革命生涯中，陈云和瞿秋白之间发生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二人也结下了一份特殊的情谊。
▲《陈云到北川公寓鲁迅寓所接瞿秋白夫妇转移》吴婕/油画 上海鲁迅纪念馆藏
特殊会见，秘密转移瞿秋白夫妇
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共采取残酷的“屠杀”政策，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中。1932年，国民党利用顾顺章、向忠发等叛变后提供的线索，进一步加强对中共地下组织的破坏。5月，国民党中统特务总部派马绍武到上海，筹建上海行动区。11月，以侦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为行动目标，建立了国民党中统局上海行动区总部，使党的组织和工作受到极大破坏、人员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在敌情严峻的形势下，临时中央在上海的行动日趋艰难，一些党的重要领导人被陆续转移出上海。瞿秋白作为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一直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追踪，却因病重而不能远离上海，只能暂时被中央特科安置在上海北四川路鲁迅先生的家中隐蔽下来，“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的威胁下，在地下的流浪生活中”，他“把自己的心血放在新文学中去”，与鲁迅并肩战斗，在上海从事革命文艺事业。虽然鲁迅这时也受国民党特务监视，但还是尽力保护瞿秋白夫妇。
随着国民党特务活动的日益猖獗，为了保护瞿秋白和鲁迅两人的安全，中央特科最终决定把瞿秋白转移到其他地方。12月下旬，时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就接到中共临时中央的一项重要任务：秘密到鲁迅先生的寓所，去帮助瞿秋白及其夫人杨之华转移。
12月23日深夜11时左右，陈云在夜色掩护下乘坐一辆黄包车，驶向北四川路。他倚在车里，将铜盆帽压低到眉檐，身上裹着一件旧西装大衣，领子翻起掩住双颊。车近路边，便悄声停下。陈云警惕地向四周张望，见无人盯梢，便迅速沿街走进一座三层楼的住宅。门口亮着两盏灯，挂着一个拍打尘土用的甩子。他依照中央特科预先告知的这个记号，准确找到了鲁迅家。轻轻连叩两下房门，里面走出一位年过三十的妇女。陈云谨慎地问道：“周先生在家吗？我是何先生的朋友，来见何先生。”那位裹着长披肩的女主人听罢，很客气地把他请了进去。
陈云一眼就看到了屋内身体有些虚弱的瞿秋白，剩下二位，便是鲁迅和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看着旁边已备好的两个小包袱，陈云有些好奇：“还有东西吗？为什么连提箱也没有？”瞿秋白微微一笑：“我的一生财产尽在于此了。”几本书、一些文稿、几件衣裳，便是他的全部行装和财产，陈云甚感钦佩。
▲瞿秋白与杨之华
趁着女主人许广平下楼叫黄包车的机会，瞿秋白把陈云与鲁迅两人介绍给对方认识。陈云向来仰慕鲁迅大名，可惜始终缘悭一面。看到鲁迅，他上前连声说道“久仰得很”，表达着自己的尊敬。鲁迅先生穿着一件旧的灰布棉袍，庄重而略带忧愁的面容，显示出对瞿秋白夫妇和陈云安危的担心。他关切地问道：“深晚，路上方便吗？”陈云连声安慰：“不妨事的。”
不一会儿，车子已到门口。临别时，瞿秋白突然回头向鲁迅嘱咐道：“我要的那两本书，请你以后就交给某人带给我，或者再请陈云同志来这里拿一下。”三人离开后，陈云将瞿秋白夫妇安全护送到地下党一处秘密机关，方才放心地返回自己的住处，而此时已是黎明时分。1936年，陈云以《一个深晚》为题，专门撰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在文中，他详细描述了此次转移瞿秋白夫妇的经过。
陈云本来准备再到鲁迅家去帮瞿秋白拿那几本书，但那时在上海的团中央机关遭到比较大的破坏，直接威胁到主管群众工作的陈云的安全，他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了。曾受陈云领导的杨尚昆便设法通知他迅速转移。这时，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全总党团成员卢福坦被捕叛变，其他成员在上海也难以立足，经共产国际同意，陈云等人随同临时中央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后来，瞿秋白也于1934年2月从上海来到了瑞金，因此，二人常有往来。在交往过程中，瞿秋白还曾向陈云讲述了自己在苏联时的生活情况。1956年，陈云在讲到中国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区别时说：“瞿秋白同志亲自告诉我，在苏联他要买五个扣子，还要打报告到扣子生产委员会，领了一年才领下来。”从聊天细节，足见二人间的交往与情谊。
三次发声，维护瞿秋白的革命形象
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逮捕，敌人虽采取各种手段对瞿秋白进行利诱劝降，但丝毫没有作用。6月18日临刑前，他眼神坚毅，坦然走向刑场。瞿秋白牺牲后，国民党编造了损害其形象的各种谣言，中国共产党通过多样的纪念活动予以澄清。
对于瞿秋白的牺牲，陈云深表痛惜。1935年，瞿秋白就义后，其夫人杨之华被安排去苏联，此时的陈云也正受命悄然离开长征队伍，赴苏联以重新搭建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9月，陈云和杨之华等人在宋庆龄的帮助下，一同秘密乘坐一艘苏联货轮抵达莫斯科。
第一次，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陈云作了《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中，他深刻分析了长征中犯的错误时，尖锐地指出：我们党在长征中是犯了一些错误的。其中一点与干部政策有关。“当我们离开江西时，带走了我们主要的军事干部、军事学校的所有学员等等，但却把我们党主要的宝贵干部——那些在民政机关中工作的干部留在了那里。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本该撤离，而且也是可以撤离的。当时是可以找到人代替他们的。瞿秋白同志和楚苏希同志等本应同红军一起走。可他们却留在了当地，后来被捕遇害了。这对我们党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这是陈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以党的巨大损失来表达对瞿秋白同志牺牲的惋惜之情。
第二次，红军长征结束后，1936年6月20日，时值瞿秋白同志殉难一周年，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机关报《救国时报》上，专门为纪念瞿秋白殉难一周年出版了专版专栏。当时莫斯科的一家出版社也编印了纪念瞿秋白的书刊，而此时仍在苏联的陈云撰写了悼念瞿秋白的文章，被收录在书中。该书的“引言”以“最好领导者”和“最优秀的领袖”来高度评价瞿秋白这位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认为：“不仅中国共产党员，而且全中国人民都必然要纪念这位优秀的领袖。”在文中，陈云等人号召大家继承瞿秋白的革命遗志，壮大自身力量来实现抗日救国的目标。
第三次，1937年，陈云从苏联辗转回到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半年后，也就是1938年6月，恰逢瞿秋白牺牲三周年。陈云在瞿秋白纪念大会上作了深刻发言。他首先全面介绍了瞿秋白生平事迹，再次维护了瞿秋白的革命形象，彰显其革命功绩。随后，指出：自从党成立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中共党员的损失是极大的。“秋白同志的牺牲是中共极大的损失，中国人民的损失！”我们应该沉痛悼念他。最后，陈云进一步号召大家学习瞿秋白“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革命精神和“坚定的阶级立场”，继续他未竟的事业！
力主平反，两份报告恢复瞿秋白政治名誉
1935年被捕后，瞿秋白曾对劝降者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文化大革命”中，瞿秋白却被诬为“叛徒”。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内外广大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革”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率先提出必须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直接提议并复查了许多党的重要领导人和文化界著名人士的冤案，并为之平反昭雪，瞿秋白便是其中之一。
讲到瞿秋白的冤案，最为关键的就是1935年他牺牲前撰写的那篇《多余的话》。事实上，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已对瞿秋白在党内的地位和作出的历史贡献给出了定论，对他人生最后时刻所表现出来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给予了高度肯定。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等人却以瞿秋白在狱中所写《多余的话》为依据，给他强加上了所谓“自首叛变”的各种罪名。
对于瞿秋白问题，陈云明确要求，在中央纪委书记办公会议上“实事求是地予以研究”。1979年3月6日，一位外国朋友问陈云：“现在对瞿秋白的问题怎么看？”陈云明确表态：“许多人提出这个问题。他无非就是写了个《多余的话》……中央已交代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研究他的问题。”5月，根据陈云的指示，中纪委成立瞿秋白复查组，全面调查他被害的前前后后。邓小平也明确赞同陈云彻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党内同志恢复政治名誉的做法。1980年2月2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指示：讲瞿秋白同志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
陈云领导中央纪委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于1980年9月15日向中央书记处写了一份关于瞿秋白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认为：《多余的话》“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求饶、乞求不死的任何内容。《多余的话》里，虽然也有些消沉的语言，但是，客观地、全面地加以分析，决不能认为是叛变投降的自首书。”中央纪委的报告最后指出：“复查的结果确凿表明：瞿秋白同志被国民党逮捕后，坚持了党的立场，保持了革命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勇气概。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瞿秋白同志所作的历史评价，是正确的。”10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了中央纪委的这个复查报告，并批转全党，为瞿秋白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中纪委在向十二大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对所谓瞿秋白同志在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后‘自首叛变’问题，重新做了调查。瞿秋白同志是我们党早期著名的领导人之一，党内外都很关心他的问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讲过对他的被捕前后的事实调查，证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遭受敌人杀害。”
上述两个报告的结论，终结了瞿秋白的冤案。
【文字来源：《世纪风采》2025年第6期，有删节】
统筹：李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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