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四日下午四点，北京的天儿闷得让人喘不过气。
中南海怀仁堂里，政协会议正开着，毛主席坐在台上听代表发言，突然，“轰”的两声巨响，跟闷雷似的从东边滚过来，震得怀仁堂的玻璃窗嗡嗡乱叫。
会场里的人当时就炸锅了。
那可是刚建国，但这动静太大了，连久经沙场的老将们都面面相觑。
主席台上那位却连眉毛都没动一下，扫视了一圈全场，语气平稳地来了句：“请同志们继续发言。”
这股定力，瞬间把场子压住了。
可坐在旁边的周总理虽然面色不改，手底下那张纸条已经递出去了。
几分钟后回条上来，总理眉头一锁：中南海外侧，辅华合记矿药厂炸了。
那场面，说实在的，比起战场上的炼狱也不差分毫。
两千多间房子塌了一地，蘑菇云遮天蔽日，电线杆上挂着的不是电线，是遇难者的残肢。
这可是皇城根儿底下，时间点又这么敏感，你要说这是意外，鬼都不信。
当时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敌特搞破坏。
为了确诊，咱们还特意请来了苏联的大专家马特维也夫。
这位老大哥在现场转悠了一圈，摸摸这看看那，最后信誓旦旦地拍板：绝对是蓄意破坏，要么是定时炸弹，要么是白磷引燃。
这话音刚落，台湾那边竟然“自爆”了。
这事儿吧，特有意思。
侦查处截获了保密局的密电，那边不仅给根本不存在的“609组”请功，蒋介石还要亲自嘉奖。
第二天密电又来了，三千多字，把爆炸细节说得头头是道，连伤亡人数都比咱们统计的还快。
这下好像“实锤”了？
但那是老刑侦啊，一眼就觉着不对劲。
这特务发报讲究个隐蔽，哪有连续两天用同一套密码的？
除非他就是想让你看见。
这不明摆着是心理战吗？
公安局这边没被带沟里去，兵分两路。
一路顺藤摸瓜，很快抓到了那个所谓的“王牌特工”——药厂经理的表弟查一峰。
这哥们儿就是个做西药生意的，被捕后一审，那叫一个尴尬。
原来台湾根本没能力搞这事，是听说炸了以后，为了给自己壮胆，让查一峰去套点“内部消息”，然后包装成反攻大陆的辉煌战果。
就像几年后毛人凤自己承认的，这就是跟共产党公安局开的一个“玩笑”。
可这个玩笑，把北京警方的视线引偏了整整半个月。
既然不是特务，那还能是啥？
专案组只能再回现场。
那时候距离爆炸都过去快一个月了，现场早就是一片焦土。
经过模拟实验，起爆点锁定在包装车间。
那天车间里的三个工人全没了，死无对证。
但真相这东西，往往就藏再不起眼的细节里。
侦查员开始筛查这三个人的底细。
一开始怀疑工人刘古，说他穿了带铁钉的皮鞋，这再火药厂是大忌。
可幸存的工友信誓旦旦地说，刘古那天特意换了鞋。
嫌疑又转到了另一个叫范震光的身上。
有个细节被挖了出来：那天进厂前，范震光的口袋里传出过“叮当”的金属撞击声。
那是啥？
那年头纸币贬值的厉害，老百姓都信“袁大头”。
范震光交了钥匙，但他没舍得交出口袋里那几块银元。
为了证实这个猜想，专案组在几吨重的废墟灰烬里像筛沙子一样过筛。
终于，在爆炸中心点的位置，发现了那三枚被高温熔化、变形的银元。
这几块钱的硬通货，最后成了三十九条人命的买路钱。
这就是真相。
没什么惊天动地的特工代号，也没有什么复杂的政治阴谋。
就是一个普通工人，为了保住自己那点可怜的家当，违规把银元带进了车间。
干活的时候，银元掉出来砸在地上，或者是和机器碰了一下，那一星半点的火花，瞬间点燃了整个车间。
这案子后来也没大张旗鼓地宣传。
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活得小心翼翼，台湾利用悲剧编织谎言，而北京的警察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硬是没被带偏节奏。
那三枚变了形的银元，就静静地躺在证物袋里，记录着那个新旧交替时代里，最真实也最荒诞的瞬间。
范震光的尸体是在机器旁找到的，那个装银元的口袋已经烧没了，但他那个要把钱带回家的姿势，一直没变。
参考资料：
北京市公安局档案处，《1950年辅华合记矿药厂爆炸案卷宗》，1950年。
舒云，《建国初期北京反特大案纪实》，团结出版社，2008年。
罗瑞卿，《罗瑞卿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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