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中旬的一个深夜，南京城下着那种能把人心浇凉的大暴雨。
就在这没人敢出门的鬼天气里，清凉大街一家挂着“健步商行”招牌的后院，几道闪电把夜空劈得惨白。
三个穿着雨衣的汉子，像拎小鸡一样架起屋里一个八十岁的老头就往外拖。
桌上整整齐齐码着一摞500块现大洋，在油灯下泛着冷光。
这事儿做得神不知鬼不觉，连商行前头的伙计都蒙再鼓里。
谁能想到，这个刚刚腾出来的空房间，几个月后竟然成了太湖黑帮大佬保福祥最后的“保命符”。
咱们把时间轴往回拨一拨。
那时候的保福祥，江湖人称“保老大”，心里头那叫一个憋屈。
他本来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跟台湾那边都挂上钩了，准备搞个叫“品字三方会”的大动作，结果全坏在手下人曾涉川身上。
这小子办事太不牢靠，连坐个火车都能出岔子，直接把保老大的全盘计划给搅黄了。
这就叫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眼瞅着解放军就要过江，曾经呼风唤雨的保老大，一夜之间成了公安追捕的丧家之犬。
但这保福祥能混成大佬，确实是有两把刷子的。
他在杭州灵隐寺的那波逃亡操作，真的，我都想给他写进教科书。
当时停车场停着四辆车，一辆回镇江，一辆回杭州城里，两辆去上海。
按理说，他想去南京，坐镇江那辆车最顺路，闭着眼都该这么选。
可他心里门儿清，专案组肯定在路口张着大网呢。
于是，这老狐狸反其道而行之，舍近求远，偏偏选了回上海的车。
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这就叫灯下黑。
这一招直接把后面的尾巴给甩到了爪哇国去了。
更有意思的是他对同车人的挑选。
他瞄上了一个大概四十来岁的胖女人。
这女人虽然穿金戴银，但那一脸的晦气，隔着二里地都能闻到。
一看就是家里出了大事，跑来烧香求菩萨保佑的。
保福祥那双毒眼一下子就看透了：这种时候的人，心理防线跟纸糊的一样，最容易趁虚而入。
事实证明他猜得一点没错。
这女人姓甄，是上海滩一个张姓资本家的续弦。
这老张头以前不地道，抗战时候跟军统特务不清不楚，出卖过不少工人里的地下党。
现在要清算了，老张进去了，甄氏这是六神无主乱投医。
他不光顺顺当当地搭了顺风车回上海，还借着这层掩护，马不停蹄转车去了南京。
到了南京，保福祥直奔清凉大街的“健步商行”。
这地方的老板叫窦老板，实际上就是他的结拜兄弟——任师爷。
说起来这任师爷也是个奇人，虽然是个瘫子，双腿残疾离不开轮椅，但这脑子，比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曾涉川强了不知道多少倍。
两人一见面，那些虚头巴脑的客套全免了。
保福祥现在的处境就是骑虎难下：要么被抓去吃枪子儿，要么硬着头皮继续干。
但他面临两个死结：第一，没地儿躲；第二，没人手。
任师爷听完，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嘴角反而挂起了一丝冷笑。
在他看来，这两个要把保福祥逼疯的难题，简直就是送分题。
这就要说到咱们开头提的那一幕了。
这“健步商行”表面上是做生意的，私底下其实是个高级“托老所”。
住这儿的九个老头，个个非富即贵。
那个年代兵荒马乱的，新旧政权交替，这种私人办的养老机构根本没人管，处于监管真空地带。
只要不出人命案子，谁吃饱了撑的来查一群快入土的老头？
任师爷给保福祥出的主意，就是让他顶替一个人——解玉祥。
这解玉祥是谁？
这老头背景可不简单。
我特意去查了下资料，他的两个儿子都在美国，是国民党“保密局”的高级特工，那是毛人凤眼前的红人。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这两个特工儿子急眼了，从纽约发了急电，让在南京的代理人曹某把老爹接走。
那个雨夜闯进来的三个汉子，领头的曹某表面上是解玉祥的监护人，真实身份是潜伏的警察。
他们强行把老头带走送去香港，然后飞美国。
但这事儿做得极其隐秘，除了任师爷，商行里的伙计、佣人都以为解老头还在屋里养病呢。
毕竟这老头平时也是深居简出，住的又是单间，谁也不会闲着没事去推那扇门。
最绝的是，解家儿子为了省事，一次性付了五年的全款，还签了那份“生死勿论、概不退款”的协议。
这就给任师爷留了个巨大的空子：钱照收，人没了，房间空着。
只要钱到位，活人都能变成失踪人口，死人也能变活。
保福祥听得两眼放光。
他和那个解玉祥年纪相仿，脸型也像，而且巧了，两人腿脚都有点毛病。
只要住进去，从此以后，世上再无黑帮老大保福祥，只有那个深居简出的富家翁解玉祥。
连美国那边寄来的补品和信件，都能成了他最好的掩护。
这简直是一场完美的“借尸还魂”。
在这座刚刚解放的城市里，在旧社会的残渣和新社会的秩序还在激烈碰撞的夹缝中，保福祥就这样堂而皇之地住了下来。
他躺在本来属于解玉祥的床上，隔壁就是任师爷的卧室。
两人一墙之隔，开始密谋着如何利用这个看似安全的据点，重新编织那张罪恶的网。
保福祥那时候肯定觉得自己是天选之子，找到了绝对安全的避风港，殊不知，这不过是一个更加封闭的牢笼。
直到1951年被捕，保福祥在这个房间里整整躲了两年，最后还是因为一封寄往香港的信露了馅，当然了，这就是后话了。
参考资料：
南京市公安局史志办，《南京公安历史档案选编》，1989年内部印行。
罗瑞卿，《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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