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冬天的那个黄昏，上海静安寺后面一条黑灯瞎火的小弄堂里，发生了一件怪事。
一个金发碧眼、像熊一样的“苏联人”发疯似的冲出来，直接把一个卖赤豆粥的摊子给撞翻了。
就在卖粥大爷刚想骂娘的时候，这个洋鬼子回头喊了一嗓子，这一喊不要紧，大爷手里的勺子差点吓掉了——那不是俄语，也不是英语，而是一句字正腔圆、带着浓重本地口音的上海话：“对不起，老伯伯！”
这一嗓子，直接把这起看似普通的诈骗案，喊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特级悬疑大片。
这事儿说起来，还得从那个倒霉透顶的资本家段高飞说起。
那时候的上海滩，局势很微妙。
旧社会的余温还没散，新社会的规矩已经立起来了。
段高飞这种手里攥着大把钞票的前朝遗老，日子过得那是相当憋屈。
尤其是家里那摊子烂事，让他彻底破防了。
因为房子。
段高飞那个去世弟弟的老婆唐莉婵，也不知道从来哪儿搞来一张新房产证，要把作为“长房长孙”的大哥段高飞赶到后院去住。
段高飞当时就乐了，心想我手里拿着1945年的地契，白纸黑字写着长子继承，你去哪告都没戏。
但他忘了，世道早就变了。
段高飞跑断了腿去找房管局，结果人家工作人员拿出一张纸，他就彻底没电了。
那是一张唐莉婵单位——一家公立医院开的证明。
在五十年代初，公家单位盖了章，那就是组织背书，比什么旧社会的契约都好使。
房管局二话不说，照章办事，把房子判给了“烈属待遇”的弟媳妇。
以前是钱能通神，现在是公章定生死，这种落差能把人逼疯。
段高飞这种老江湖，一旦急眼了，就开始动歪脑筋。
既然正规渠道走不通，那就找“路子”。
就在他像个无头苍蝇乱撞的时候，瓦洛嘉出现了。
这人简直就是给段高飞这种“冤大头”量身定做的。
首先，他是苏联人。
在那个“苏联老大哥”的蜜月期，这张脸就是全中国最好用的通行证，走到哪儿都是座上宾。
这哥们儿懂行。
最绝的是瓦洛嘉的手段。
要是上来就要钱，段高飞这种生意人肯定警惕。
但人家不，人家玩的是“欲擒故纵”。
瓦洛嘉跟段高飞喝着茅台，云淡风轻地说：“我不缺钱，我就是看那个女人欺负你不顺眼。
过两个月北京有国宴，我能见到大首长，到时候我顺手把你的材料递上去，说是我中国朋友的事，这事儿不就结了？”
段高飞一听，哎呦喂，这是遇到活菩萨了啊！
越是这种不谈钱的高人，你越得用钱去砸，这就是那个年代有钱人的赌徒心理。
于是，段高飞家里的好东西开始像流水一样往外搬。
整箱的茅台、长白山的老山参、上好的珍珠粉，只要瓦洛嘉眼神在那儿停留超过三秒，段高飞立马打包送上。
最后，为了方便这位“贵人”办事，段高飞甚至把那栋争议洋房后院的钥匙都交给了瓦洛嘉，让他舒舒服服住了进去。
就在案发前两周，段高飞为了表忠心，把压箱底的一件宝贝拿出来了——一只战国时期的玉盘。
后来公安局找专家鉴定，这玩意儿那时候的估价就超过了一万块人民币。
这是什么概念？
那时候大米才一毛多钱一斤，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也就几十块。
这一万块，能在上海滩买下半条街的铺面。
可段高飞做梦也想不到，他当祖宗供着的这位“通天大神”，其实早就上了公安局的黑名单。
负责这案子的是市公安局专案组组长谷鑫基。
这会儿谷组长正头疼呢，因为抓捕行动搞砸了，而且砸得挺窝囊。
那天晚上，大批警察已经把静安寺的那栋洋房围了个铁桶一般。
按照情报，瓦洛嘉就在二楼睡觉，这本来是个瓮中捉鳖的局。
谁知道，这苏联人身手好得离谱，简直就是个练家子。
他没走楼梯，而是顺着窗外的落水管，像猴子一样滑了下来，然后轻飘飘地翻过了两米高的花园围墙。
整个过程一点声音没有，连在厨房收拾卫生的刘老太都没发觉。
唯一看见个影子的，是段家正在写作业的12岁小姑娘段小玲，吓得孩子关上门就喊外婆，等大人反应过来，人早没影了。
因为这事儿，谷鑫基被大名鼎鼎的公安局长黄赤波叫去办公室，劈头盖脸一顿训：“如果再前院哪怕安排一个岗哨，这人能跑了吗？
这是严重失职！”
领导骂归骂，但也给指了条路：亡羊补牢，顺藤摸瓜。
瓦洛嘉逃跑的路线选得太刁钻了。
那是条死胡同，也没公交车，出去只有一条路通向南京西路。
那个年代也没个监控探头，大晚上的街上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线索看似断了，但专案组那股子韧劲上来了。
既然没监控，那就用最笨的办法——人肉走访。
把那天晚上那个时间点，出现在那条路附近的所有人都筛一遍。
奇迹还真就出现在第二天。
那个差点被撞翻的赤豆粥摊主，给出了最关键的一块拼图。
“是个洋人，金头发，个子老高的。”
大爷回忆的时候还心有余悸，“跑得飞快，跟野牛一样。
差点把我的摊子掀了。
我刚想骂他，结果伊回过头来，用上海话喊了一句‘对不起，老伯伯’。”
这句话一出来，在场的警察全愣住了。
这信息量太大了。
一个苏联专家，汉语流利也就罢了，那是能学的。
但是，在极度慌乱逃命的情况下，下意识飚出来的竟然是带弄堂口音的上海土话？
这说明什么？
这意味着，这个“瓦洛嘉”在这个城市扎根的深度，远超所有人的想象，甚至可能就是个披着洋皮的“老克勒”。
顺着这个洋人逃跑的方向，警方在那时候全上海仅有的185辆出租车里，大海捞针般地排查。
终于，找到了那个叫戴师傅的司机。
戴师傅一听警察描述体貌特征，大腿一拍：“有！
有这个人！
那天晚上就在南京西路上的车。”
戴师傅的回忆更是印证了警方的猜想。
这人一上车，那是相当熟练，直接用上海话吩咐：“去外滩，开快点！”
一路上对抄近道门儿清，比老司机还老司机。
车子一路狂飙，最终驶过了外白渡桥，在桥对面停了下来。
外白渡桥对面，那是虹口。
熟悉上海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虹口那地方在旧社会就是个大杂烩。
那是公共租界和日租界的混合区，是全上海洋人混居最杂、三教九流藏污纳垢最深的地方。
那里就像一个巨大的迷宫，瓦洛嘉往那一钻，就像一滴水汇进了大海，想捞出来难如登天。
线索再次中断了。
但所有的疑点也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
这个拿着战国玉盘、操着一口地道上海话、身手矫健的“苏联幽灵”，到底藏在虹口的哪个犄角旮旯？
他那身足以乱真的伪装术，究竟是在哪学的？
最重要的是，一个真正的苏联人，怎么可能连骂娘道歉都用上海话？
此时的谷鑫基看着虹口的地图，心里其实已经隐隐约约有了个大胆的猜测。
这根本不是什么简单的诈骗犯，这背后的水，深着呢。
但他这会儿肯定没想到，真相揭开的那一刻，会如此荒诞。
1953年的这个冬天，对于段高飞来说是破财，对于谷鑫基来说是破案，而对于那个消失在虹口夜色中的“瓦洛嘉”来说，游戏才刚刚开始。
他不知道的是，一张针对全上海“无户籍洋人”的大网，正在悄悄张开。
参考资料：
上海市公安局史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公安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
东方卫视档案栏目组，《中国警察档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