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机撞岱山，雨农死雨中”
提起戴笠，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应该都是“神秘”两个字吧，不光是生前行踪不定、神出鬼没，就连他的死也是充满了层层疑窦。
不过，根据戴笠的专机飞行员后来的回忆可以得知，他的死跟飞机本身其实关系并不大，只是坠机原因当时并不允许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要搞懂为什么戴笠的死能有这么大的争议，就要从他这个人说起了。1897年，戴笠出生在浙江江山一个普通农家，原名叫戴春风，小时候爹死得早，全靠母亲拉扯长大。
别看他出身普通，脑子却灵光得很，私塾里念过书，后来跑到上海混江湖，跟青帮大佬杜月笙拜了码头，还结识了蒋介石身边的红人戴季陶。
1926年，戴笠靠着关系进了黄埔军校第六期，这才算真正搭上了蒋介石的线。他给自己改名叫“戴笠”，意思是给蒋介石遮风挡雨，而他也确实做到了。
从黄埔毕业后，戴笠就干起了情报特务的活儿，凭着狠辣和机灵，一步步把军统打造成了蒋介石手里最锋利的刀。
到了1946年的时候，戴笠已经执掌军统将近20年了，手下有十几万特工，情报网铺得全国都是。不管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还是国民党内部的异己分子，甚至是汉奸、日军间谍，只要被他盯上，几乎没一个能逃脱。
他能绕开法律直接抓人、审讯、暗杀，连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大佬都怕他三分，背地里骂他是 “蒋介石的脏手套”“活阎王”。
抗战期间，戴笠也确实办过些硬事：破译过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密电，组织忠义救国军在沦陷区搞破坏，暗杀过不少汉奸卖国贼。但更多时候，他的屠刀对准的是进步人士和革命志士，双手沾满了鲜血。
就连周总理后来都评价他说：“戴笠之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这话足见他当时的影响力有多可怕。
可就是这么一个手握生杀大权的人物，却活得比谁都谨慎。他从不轻易透露自己的行踪，出门前总要故意散播假消息，比如明明要去上海，却让人到处说他要去武汉，连身边的亲信都未必知道他的真实行程。
用一个接触过他的美国人的话说：“戴笠永远不会让别人知道他下一秒要去哪里”。
按理说，这么小心的人，不应该栽在一场飞行事故上啊？背后又有什么样的“隐情”呢？这就不得不提起那场改变一切的“临时换人”了。
1946年3月15日下午，国民党空军空运队的飞行员赵新，在值班室看到了第二天的飞行任务牌：驾驶222号专机，从北平起飞，经天津、南京，最终飞往上海，同行的还有另一位飞行员冯俊忠。
看到“上海”这两个字，赵新心里乐开了花。他是上海人，自从抗战爆发后就没回过家，算下来已经整整8年了。接到任务后，他立马去买了些北平的特产糕点，心里盘算着第二天飞完任务，就能跟家人好好团聚了。
赵新可不是普通飞行员，他是黄埔军校出身，蒋介石的嫡系，后来还被派到美国空军学院深造过，论技术和经验，在国民党空军里都是顶尖的。
对于222号专机的机型，美制C47，他更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这种飞机性能极佳，就算遇到恶劣天气，只要飞行员技术过硬，完全能应付得来。
3月16日清晨，天刚蒙蒙亮，赵新就赶到了机场。他按照惯例，把飞机的发动机、机翼、仪表盘等关键部位仔细检查了两遍，确认没有任何故障后，在飞行记录簿上签了字，穿上飞行服坐进了驾驶舱。
就在他准备启动发动机的时候，一辆吉普车突然就像发了疯一样冲到跑道上，横在了飞机前面。车上跳下来一个人，一边挥手一边大喊：“别开机！有急事！队长让我来替你！”
赵新一看，这人是同队的飞行员张远仁。他心里顿时火冒三丈：飞机是他检查的，任务是他接的，眼看就要起飞了，凭什么说换人就换人？可张远仁手里拿着队长的手令，态度强硬得很：“这是命令，你赶紧下来，有问题找队长说去！”
赵新憋着一肚子气去找队长，可队长却支支吾吾，只说张远仁“有急事”要去上海，让他先忍忍，下次再给他安排任务。赵新心里清楚，所谓的“急事”，说白了就是去上海捞好处。
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上下早就没了心思搞建设，军政人员一窝蜂地跑到上海炒黄金、倒美钞，个个都想趁乱发横财。张远仁就是其中之一，他压根不知道这趟航班是戴笠的专机，只听说要飞上海，就找关系给队长行了贿，硬是把赵新给顶了下来。
赵新心里别提多憋屈了，但官大一级压死人，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张远仁坐进驾驶舱，而自己准备了8年的回家路，就这么被打断了。
当时他还不知道，这场看似荒唐的替换，不仅让他捡回了一条命，还揭开了戴笠之死的真正谜底。
1946年3月17日，戴笠的专机从青岛起飞，原本的计划是先去上海，可起飞后没多久，上海就传来消息：天气恶劣，无法降落。机组只能临时改变航线，转飞南京。
可南京的天气同样糟糕，乌云密布、雷电交加，能见度更是低得吓人。这种情况下，驾驶飞机全靠无线电罗盘和盲飞技术，可张远仁和副驾驶冯俊忠，恰恰缺的就是这个本事。
跟在美国受过系统训练的赵新不一样，张远仁和冯俊忠都是国内航校毕业的，平时飞晴天白日的常规航线还行，一旦遇到复杂天气，就彻底懵了。他们压根不懂怎么用无线电罗盘定位，连最基本的穿云下降技术都只是一知半解，更别说实战经验了。
飞机飞到南京明故宫机场上空后，先后3次尝试降落，都因为雷雨太大、能见度太差失败了。塔台多次提醒机组“谨慎操作，必要时转降徐州”，可张远仁此时已经慌了神，操作越来越乱。
最终，在第4次尝试降落时，飞机失去了控制，一头撞向了南京西郊的岱山。一声巨响后，飞机瞬间爆炸起火，机身和机翼被烧得面目全非，机上包括戴笠在内的所有人员，都被烧成了焦黑的残骸，只能通过飞机尾部的编号“222”才能确认身份。
3月18日，戴笠坠机的消息传到重庆，蒋介石立马派军统心腹沈醉去现场勘查。沈醉赶到岱山时，看到的是一片狼藉：飞机残骸散落一地，烧焦的尸体扭曲变形，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
他把现场情况上报给蒋介石后，蒋介石没什么太大反应，可戴笠的铁哥们胡宗南却急匆匆赶了过来。
胡宗南拉着沈醉和毛人凤，追问是不是有人暗中做手脚。沈醉和毛人凤异口同声地说：“就是天气不好，飞行员操作失误，没别的问题。”
胡宗南显然不信，非要自己去现场看看，可沈醉和毛人凤赶紧拦住他，说山上全是小路，汽车开不上去，还递给他一叠现场照片。胡宗南看着照片，抹着眼泪走了，再也没提过追查的事。
沈醉后来在回忆录里写了这件事，字里行间都透着诡异。胡宗南又不傻，怎么会看不出他们在推诿？
可他明明怀疑有问题，却不敢深究，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一旦追查下去，就会牵扯出临时换飞行员、行贿受贿这些贪腐丑闻，到时候丢的不仅是空军的脸，更是国民党当局的脸。
堂堂的军统头子，竟然死在了自己人的贪腐上，这要是传出去，老百姓还不得笑掉大牙？所以蒋介石和高层都只能选择“捂盖子”，把死因归结为天气，草草结案。
对于戴笠的死，官方的结论太敷衍，再加上他树敌太多，各种阴谋论很快就传开了，其中最热门的有3种说法。
第一种是“蒋介石暗杀说”。有人认为，戴笠手握军统大权，手下十几万特工只听他的命令，连美国人都对他另眼相看，这让蒋介石感到了威胁。
抗战胜利后，戴笠还想谋求警政部长、海军司令的位置，更是触了蒋介石的逆鳞。所以蒋介石趁他坐飞机的机会，暗中做了手脚，除掉了这个“功高盖主”的隐患。
但这种说法其实站不住脚。戴笠虽然权势滔天，但他对蒋介石一直忠心耿耿，军统本质上还是蒋介石的工具。
而且戴笠死后，军统很快就四分五裂，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威慑力，对蒋介石来说，这其实是得不偿失的。
第二种是“马汉三谋杀说”。马汉三是军统北平站站长，抗战期间曾被日军俘虏，还收受了汉奸川岛芳子的贿赂，把乾隆皇帝的九龙宝剑送给了日本人。
戴笠后来查到了这件事，马汉三怕被处死，就派秘书刘玉珠在戴笠的专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制造了坠机假象。
这种说法听起来有鼻子有眼，而且马汉三在1948年确实被国民党以“贪污叛变”的罪名枪毙了。但奇怪的是，马汉三被处决时，官方并没有提到“暗杀戴笠”这一条。如果他真的是凶手，国民党没理由不把这个罪名加上，所以这个说法也缺乏实锤。
第三种是“美国特工暗杀说”。抗战期间，戴笠和美国合作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美国虽然需要他的情报，但也忌惮他的势力。
有人猜测，美国担心戴笠会破坏他们在华的利益，就暗中在飞机上做了手脚，除掉了他。不过这种说法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只能算是猜测。
这些阴谋论之所以能流传开来，本质上还是因为大家不愿意相信，一个如此传奇的“特工王”，会以这么荒唐的方式死去。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最接近真相的，恰恰是那个最不起眼的“贪腐说”。
几十年后，赵新在《纵横》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把当年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他在文章里写道：
“戴笠的专机失事，是国民党空军史上的一件大丑闻。在那个旧社会，这种因为贪腐导致的事故，根本不可能公之于众。”
赵新回忆，他后来才知道，张远仁为了抢这趟飞往上海的任务，给空运队队长送了不少好处。而队长为了这点私利，竟然敢拿军统头子的性命开玩笑，把经验丰富的他换成了技术不过关的张远仁。
如果那天是赵新驾驶飞机，就算遇到恶劣天气，他也有信心凭借在美国学到的盲飞技术和对C47飞机的熟悉，把戴笠安全送到目的地。可偏偏是张远仁这个“关系户”，因为自己的贪念和技术短板，不仅断送了戴笠的性命，也断送了机上其他人的性命。
沈醉的回忆录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他提到，戴笠的遗体被发现时，机身和机尾已经完全分离，烧得面目全非，但飞机本身并没有爆炸的痕迹，排除了定时炸弹的可能。而且现场勘查也没有发现任何人为破坏的证据，进一步说明坠机确实是飞行员操作失误导致的。
更讽刺的是，戴笠一辈子都在提防别人暗杀，出门在外步步为营，却没料到自己会栽在内部的贪腐上。他手底下的特工能策划出各种精密的暗杀行动，却挡不住自己人因为想捞点好处而犯下的低级错误。
戴笠之死，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国民党统治后期的腐朽和荒唐。抗战胜利后，这个政权早已失去了民心，从上到下充斥着贪腐、内斗和不作为。
就连军统这样的核心情报机构，都能因为一次小小的行贿而乱了章法，这样的政权，走向覆灭其实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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