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冬，一列开往莫斯科的专列悄然驶离北京，车厢里载着毛主席。
而几乎在同一时刻，安全部门截获异常电报，显示毛主席出访的绝密情报已经泄露。
情报部门当即展开调查，就在一切稳步进行时，一次聚餐让李克农发现端倪。
原来，特务竟然就藏在毛主席身边，那么，特务究竟是谁？李克农又是如何通过一次聚餐发现端倪的？
1949年12月初，毛主席将乘坐专列前往苏联，进行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外事访问。
为了确保安全，中央做出了极为周密的安排，行动前夕，每一个参与筹备的人员都接到了“三条最高指示”。
无记者、无接近者、无任何中途下车，行程中哪怕是送水送饭的普通环节，也被一一排除。
但列车尚未驶出境内，国家安全部门就监听到了异常的电波。
车站，毛主席带着有限的随行人员悄然登车，奔向苏联，但在情报系统中，李克农已如临大敌。
电波源头位于北京，这意味着，“0409”就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甚至可能就在他办公室不远的地方。
“0409不是新手。”李克农在情报会议上第一次提到这个代号时，语气极为凝重。
他能准确掌握毛主席的出行路线，说明其潜伏的位置必然靠近核心；能顺利对接台湾的情报系统，更说明其手段非凡。
几日后，当毛主席安全抵达莫斯科，电台里传来中苏会晤顺利的消息，北京方面一片欢腾，外交部门如释重负。
但李克农没有放松，毛主席出访成功不代表任务完成，相反，这才是另一场潜伏追捕战的起点。
整个案件唯一能握在手中的线索，仍然只有那串冰冷的代号：0409。
李克农在办公室里踱步良久，突然停下，对身边的副手缓缓吐出一句话：“查资金流。”
情报的获取，潜伏的维持，尤其是秘密电台的搭建和运营，皆离不开大量的资金支持。
一个人可以伪装身份、销毁证据、隐匿行踪，但钱，却总要走账、进账户、出现金，而每一个环节，都会留下痕迹。
于是，李克农亲自下令：对北京、天津等重点城市展开全面的外汇审查，尤其针对来自香港等地的可疑款项，逐一排查。
这项任务被交到了杨奇清手中，他没有着急翻查那些杂乱无章的流水账，而是盯紧了一类汇款：金额异常、路线诡异、去处不明。
果然，一笔来自香港的巨额汇款很快浮出了水面，汇款人是一家设在九龙的贸易公司，收款人却标明为“北京新桥贸易总公司计爱琳”。
可问题在于，这笔款项却绕开了北京，特地汇入了天津的一家银行账户。
杨奇清在查阅北京新桥贸易总公司的账户时发现，过去几个月，这家公司每月都会收到香港汇来的等额汇款，金额虽不算巨大，但极为规律。
唯独这次，不仅数额突然暴涨了数倍，而且尚未取出，杨奇清敏锐地意识到，这绝非普通的商业交易。
于是他命人对“计爱琳”展开全城搜索，但搜索结果却令人挠头：北京户籍系统中，根本没有叫“计爱琳”的人。
可既然有这笔款项，就一定有人取用，而那个“计爱琳”，便是打开这一切的钥匙。
侦察员们继续追查，不久后，天津某银行职员提供了一张存款单。
存款人写的名字依旧是“计爱琳”，但关键是，这份表格上还填写了一个详细地址：北京市和平门外梁家园东大院甲7号。
调查人员蹲点多日，终于摸清了住户结构：户主姓沈，叫沈德乾，是一家公司经理；他的妻子叫计致梅，还有一位妹妹，名为计采南，时常出入。
除此之外，还有个十五岁的少女，计雪玲，是计家的一位侄女，却并没有计爱琳这个人。
线索一度陷入僵局，但就在杨奇清几乎打算另寻方向时，一个侦察员的细心观察带来了突破。
他发现，计采南和北京新桥贸易总公司的一位股东关系密切，而在公司的股权登记中，赫然出现两个名字：一个是“计采南”，另一个则是计爱琳。
谜底终于揭开，计爱琳并不是别人，而是计采南的化名，杨奇清将发现第一时间报告给李克农，随即请示是否要立即控制计采南。
但李克农却沉思片刻，否决了这个提议，从数十年的反特经验出发，他敏锐地察觉出：计采南并非真正的0409。
下一步，便是顺藤摸瓜，看看到底是谁，藏在了那张虚假身份的背后，静静操控着整个棋局。
1950年1月的北京，侦察员冯基平正在北海公园内，佯装成市政工作人员，逐家逐户“走访”周边住户。
这场看似例行的访问，其实是一次“引蛇出洞”的试探，而被访名单中最关键的一个人计采南。
李克农没有轻易放过这个女人，尽管他坚信她不是0409，但她与敌特之间必有瓜葛。
果然，仅仅过去一晚，监听部门就截获了一封短波电报，内容只有寥寥几句，但信息却极其关键：“昨天有人来调查治安的问题，恐有诈，请让计小姐当心。”
李克农和杨奇清几乎同时确定了一件事，计采南的身后确实有人，而且“计小姐”另有其人。而这个“计小姐”，极可能就是0409。
就在所有人将目光盯紧计采南的行踪时，她忽然主动出击，向一群亲戚朋友发出了聚餐邀约，地点选在北海公园的一家餐厅。
消息传到李克农耳中时，他随即命令道：“全程布控，但不能打草惊蛇。”
聚餐这天，七点刚过，计采南如约而至，她身后陆续跟进几人，有亲属，也有陌生面孔，或男或女，皆不引人注意。
但杨奇清站在远处，却已经悄然将视线锁定在一位二十七八岁的男青年身上。
这个男人进门前四下张望了一圈，他坐下的位置正好背对窗户，但又能借助玻璃反射观察四周。
点菜时看似漫不经心地和服务员闲聊，实际是借机打量角落里的几个“陌生食客”，杨奇清心中一震：这人，很可能就是0409。
但眼下还不是动手的时机，侦察员们化身成情侣、游客、餐厅服务员，在公园内外隐秘布控，每一个出口、每一条小径都安排了人手。
夜色渐浓，聚餐进入尾声，就在此时，那名男青年突然起身，俯身在计采南耳边说了几句话。
计采南脸色骤变，眼神迅速扫过窗外，然后若无其事地笑了笑，站起身，向众人打了个手势。
随即整桌人如同事先彩排过一般，有条不紊地收拾东西、穿戴衣物、准备离场。
杨奇清神经陡然紧绷，很明显，这个男青年发现了什么，可能是怀疑被跟踪，也可能是预判今晚“有问题”。
他果断下达命令：“不要惊动，锁定目标，跟上他！”
侦察员分头跟踪，杨奇清亲自带人尾随那名男青年，看着他穿过北海公园的侧门，绕过后街，换了三次方向，又上了一辆人力三轮车。
青年谨慎地让三轮车司机在胡同口停下，自己缓步前行，不时回头张望，直到确认无人尾随，才走进了豆角胡同33号院。
这一连串操作，干净、利落，极具反侦察水平，杨奇清越看越心惊：这人绝非普通特务，他就是0409。
但要抓他，必须有铁证，杨奇清命人在胡同对面租下一间房，昼夜监控。他还调来技术人员，重点监测33号院的用电情况。
很快，监测结果出来了：这家人的用电量远高于常规，同样时间段内的电力消耗达到了相邻人家的四倍。
更关键的是，这些“用电高峰期”，竟与监听部门捕捉到的短波电台信号高度重合。
经进一步核查，住在33号院的这个人，身份信息竟然早在几年前“死亡”档案中出现过。
他的名字叫计兆祥，计采南的弟弟，一个被认定“已死”的军统报务员。
现在一切都有了解释：0409为什么能多次成功发报而不被发现？他既掌握报务技能，又有严密的身份伪装。
为什么敌人屡屡提前得知国家机密？因为这台电台，就藏在毛主席身边的北京城区内，离核心不过数公里；而资金、身份、掩护，全由姐姐计采南一手打理。
经过数周秘密监控，证据已经确凿无疑：0409，就是计兆祥。
1950年2月26日，凌晨两点，北京豆角胡同三三号院门前，隐蔽在黑暗中的十余名侦察员，已完成最后一次位置确认。
李克农下达命令的语气一如往常平稳：“可以动手了。”
侦察员踹门而入，屋内的炕板嘎吱一响，计兆祥猛地惊醒，下意识翻身欲逃。
可还未等他下床，就被两人扑倒在地，手臂被死死摁住。
“我是好人！我没有犯法！你们一定是搞错了！”他挣扎着喊出这几句，但声音里早已掺杂着颤抖。
这时，杨奇清缓缓走进房间，手中握着一张逮捕令，走到他面前，字字铿锵地吐出：“计兆祥，我们抓的就是你。”
听到这个名字被准确无误地唤出，计兆祥眼神忽然黯淡下来，挣扎停止，他知道，他完了。
随着他落网的，还有他的“外围网”成员十人，妻子吴兰、姐姐计致玫、大姐夫沈德乾、二姐计采南等人。
侦察员们开始地毯式搜查整座宅子，可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屋中却毫无线索，电台却像蒸发了一般。
就在所有人陷入焦虑之际，杨奇清的目光突然定格在墙上挂着的一幅画上。
那画装裱精致，木框边角打磨得极为干净，但画的位置却比常人挂画的高度略低。
他没有多说，示意一名侦察员将画取下，画框一掀，背后赫然是一个掏空的洞口，足有半人深。
侦察员探手进去，一件件物品被缓缓取出，短波电台、密码本、收发报底稿、一支左轮手枪，连同子弹与备用电池，整整齐齐地码放其中。
铁证如山，计兆祥很快崩溃，承认了自己就是0409。
他交代，自1949年初接到台湾密令后，在北京潜伏，负责情报收集和电报传输，短短一年多，他发电报两百余次，传出情报三万余字。
李克农赶到审讯室时，计兆祥已不再狡辩，他看着桌上那部电台，沉默许久，然后亲自拿起电键，撰写了一封电报。
这封电报，不发往北京，不送苏联，而是直击台北，发往毛人凤之手。
这封电报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抽在敌人脸上，更是一封公然的战书，它不仅是情报战的胜利宣告，也是对敌特系统一次精神碾压。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以一纸代号开局，以一份电报落幕，但真正的较量，从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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