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的长桌上，钞票一捆捆堆成小山，散发着油墨与尘土混杂的气味，整整900万。
在80年代的中国乡镇，这画面带来的冲击力不亚于一场地震。
而这笔巨款的“缔造者”郑德诚，上任月海城镇书记仅仅三天。
这一切，始于那句惊动县委的狂言。
竞选会议上，当其他候选人四平八稳，异想天开时，郑德诚直接戳破了那层窗户纸，“要是有钱，谁来当月海城书记都行！要是不给一分钱，只有我郑德诚配当！”
这话太刺耳，也太真实。
月海城面临财政空虚，百业待兴。
别人看到的是会哭的孩子，想要奶要吃，只有郑德诚知道，只有真金白银的投入，才是新城拔地而起的基础。
果然，他上任了。组建班子的第一次会议，主题就一个：筹钱。
不能违法，这是郑德诚划下的红线。可红线之内，他的胆子大得惊人。
城市建设费方案出炉，向每户居民征收数千元，同时发放临时使用证作为凭证。
消息一出，举报信雪片般飞到平川县。
赵东升书记拍板成立调查组，李秋萍带队直奔月海城。
于是，就有了开篇那幕，调查组推开门，被满桌的现金震得说不出话。
财会谭光明汇报，这一千多户……每户六千不等。
郑德诚的辩解，荒诞中透着一种诡异的理论自信。
他搬出了《资本论》，说自己的做法有理论依据。
可当熟读经典的李秋萍追问具体章节时，他卡壳了，最终承认，费的名字是他想的。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这么明显的“乱收费”，居民怎么会买账？
这就引出了郑德诚最精妙、也最大胆的“心理战术”。
起初根本没人交钱。
居民们排着队来咨询，话里话外都是不信任。
郑德诚不急，他放出了第二个消息，缴费设截止日期，过期不候，凭证作废。
突然间，情况逆转。
原本观望的人们开始奔跑着涌向缴费点，争先恐后。
为什么？
因为那张“临时土地使用证”，触动了中国农民最根本的渴望，只有建设起家乡，才能过幸福日子。
在产权概念模糊的年代，一纸凭证，哪怕只是“临时”的，也意味着某种前所未有的保障和可能性。
郑德诚赌的，就是这种心理。
他看透了，与其空谈未来，不如给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凭证”。
表面上是收钱，暗地里却是在进行一场关于信任与预期的社会实验。
李秋萍听完全过程，内心受到巨大冲击。
她看到了另一面，这些钱，没有枪逼着，是他们自己选择了相信，相信交了这笔钱，路会修、灯会亮、日子会变好。
“人民城市人民建”，这个口号在那一刻有了血肉。
但真正的戏剧性，在商讨会上。赵东升书记召集会议讨论此事，反对声激烈：“这是变相摊派！”“违反政策！”场面一度紧绷。
轮到赵东升发言。他沉默片刻，然后说：“月海城的情况，在座都清楚。上级没钱，财政没钱。
郑德诚弄来了钱，而且老百姓是自愿的。”
举手表决，五票同意，两票反对，两票弃权，方案通过了。
说到这里，忽然想起剧中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居民缴费的数额是“每户六千不等”。
六千元，在80年代是什么概念？
在那个普通工人月薪几十元的年代，六千元近乎一个家庭多年的积蓄。
居民愿意拿出这样一笔“巨款”，不仅仅是因为郑德诚的“截止日期”恐吓。
更深层的原因是，经历了太久的停滞与匮乏后，人们对“改变”的渴望压倒了一切。
我认为，郑德诚真正的胆量，不在于敢收钱，而在于敢承担“预期落空”可能带来的毁灭性后果。
如果钱收了，路没修，城没变，他将万劫不复。
这不是贪腐，这是一种更复杂的冒险，他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和千家万户的信任与积蓄捆绑在了一起，做了一场豪赌。
所以，常委会上那五张赞成票，赞成的或许不是“收费”本身，而是在僵化的旧体制与模糊的新出路之间，给予一线“闯一闯”的缝隙。
郑德诚是“莽夫”还是“先锋”？表面看，他行事粗粝，甚至有些江湖气。
但仔细分析，他的每一步都踩在现实的刀刃上，缺钱是核心矛盾，他就解决钱；
居民不信任，他就用“凭证”和“期限”制造稀缺感和归属感；
面临调查，他试图用理论包装（虽然失败了），争取合法性。
他更像一个实用主义冒险家。
他的胆大，源于对基层惰性与民众心理的深刻洞察。
他知道，在温饱线上挣扎多年的人们，要的不是一个完美的方案，而是一个值得咬牙一试的“可能”。
改革的初期，往往不是优雅的理论先行，而是带着泥泞的实践探路。
郑德诚们，就是那群挽起裤腿，第一个踩进泥水里的人。
他的成功与危险，都源于同一点，在规则未明之地，用非常手段，解决极致难题。
这背后，是一个时代在转型阵痛中，不得不面对的伦理困境与发展焦虑。
最终打动李秋萍和赵东升的，或许正是这种混杂着毛糙与生机的真实力量。
它不完美，甚至充满风险，但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关口，有时，做点什么的勇气，比绝对正确的等待，更能点燃希望。
这，或许就是“小城大事”里，真正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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