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一提到古代婚姻，相信读者朋友们的脑海里第一时间浮现的肯定是这些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凤冠霞帔，十里红妆”。
在大多数的安稳时期，古代婚姻确实是以这种形式为主流。但值得一提的是，“凤冠霞帔，十里红妆”这种高规格，也不是所有普通人都能享受的，普通百姓还是以温饱、糊口为主，只有那些各地的豪绅、士族，以及各地财阀、大户，才能有这个条件。
魏晋南北朝的时间不短，但大多数时期都是乱世，想要在乱世中追求稳定、喜庆的婚礼，就更加不易了。
动荡年代，古代王朝原本构建的出来的价值体系遭受巨大的破坏，秩序紊乱之下，婚姻有了一层新的意义。
古代的等级制度森严，士族与庶族虽然生活在一个地球上，却是社会中两个完全不同的阶层，两者之间不会因为爱情实现通婚。
曹魏时期，就已经非常注重家世背景了，哪怕刘备的皇叔身份是皇帝亲自封的，也经常有人会称刘备是“织席贩履之辈”，言语之间带着瞧不起。这种瞧不起在等级森严的古代，几乎是无处不在的，即便是刘备这样的出身，在创业初期也免不了被歧视。
见微知著，魏晋南北朝的各地门阀对当地的经济、政治进行垄断，绝对不允许多年积累的财富外流。而门阀子弟的婚姻，则成为门阀巩固地位的重要手段，讲究的原则是门当户对。
笔者这里提到的“门当户对”，与我们平时所讲的“门当户对”还有很大区别。例如现在的婚姻，只要双方财富相当，家庭环境差不多，也就算是门当户对了。但古代的“门当户对”，并不看重金银财富，追求的是社会地位和家族谱系对等。
这就会出现一种特别拧巴的情况，一个富商家的千金，若能嫁给一个落魄士族，那也算是高攀了。
现在很多的古代电视剧中，都有这种桥段，这不是编剧闭门造车的结果，而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事实。
可能很多读者朋友们会疑惑，落魄士族既然已经落魄了，富家千金嫁入这样的人家，凭借丰厚的嫁妆也应该得到尊重才对。但事实上，落魄士族虽然穷困潦倒，但骨子里仍然保持着骄傲。
在这些人看来，若是为了钱娶商贾之女，简直就是对家族血统纯洁性的玷污。
据《晋书·杨佺期传》记载，东晋有一位将领叫杨佺期，乃东晋名将。但他虽然战功赫赫，却因为是“兵将”出身，属于次等士族，他亲自去求娶顶级门阀琅琊王氏的女儿，就遭到了王献之的哥哥王徽之毫不留情地拒绝了。
王徽之当时给出的理由是“非我族类”，短短四个字，仿佛是一座高耸的大山，难以翻越。即便是战功彪炳的杨佺期，也无法越过这条线。试想，当时的普通庶族生活该多么艰难，面对士族时的境遇，恐怕只有深埋头颅，哪还敢奢望迎娶士族家的女儿。
从这个角度来看，魏晋南北朝上层社会的婚姻，表面上是一场又一场的婚姻，实际上就是一场又一场紧密的政治投资和社交结盟。
家族之间通过联姻，编织起一张巨大的权力网络，将重要的资源实现垄断，避免外流，并时刻不忘保持家族血统。
东晋时期，整个朝廷都在这张巨网的笼罩之下，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桓温家族等等势力，利用婚姻关系，将朝政掌控在手中，即便是皇帝也要看他们的脸色行事，这就是上层婚姻存在的意义，至于那些爱情，在家族荣耀和政治利益面前，几乎没有存在的空间。
即便偶尔有几个人愿意破局，最终或者是屈服，或者是头破血流，终究是飞蛾扑火罢了，改变不了任何事情。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内婚”开始逐渐流行起来，门阀的圈子越来越窄，为了维护血统的纯净，打造了一个近乎封闭的婚姻圈子。东晋时期，上流社会不避讳近亲通婚，这种被视为百害而无一利的做法，在当时大行其道。
除了“内婚”之外，“早婚”的现象也越来越多。一来是战争年代的百姓都有生存焦虑，尽早结婚可以减少家里的生活压力。二来是战乱年代的皇权都会想尽办法补充人口，而让百姓“早婚”就是手段之一。
据史料记载，男子十五六岁、女子十三四岁成婚的情况比比皆是。北朝的一些法令甚至强制规定，女子到了一定年龄不出嫁，家人都要跟着受罚。其实这种手段并非是第一次见了，早在西汉时期，为了促进人口增加，就已经采取了这样的方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对立明显的时期，也是大融合时期。例如北魏的开国君主拓跋珪，就曾“诏散诸部，令与百姓婚”。这是一种强制性的民族融合政策，目的是打破部落壁垒，巩固统治。
北魏孝文帝改革时期，更是直接带头迎娶汉族士族的女儿为后妃，并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高门联姻，学习汉族的礼仪文化。
这种胡汉通婚，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风气。相比于南朝士族对礼法的拘泥，北方民族的婚俗往往更加质朴、奔放。
在北方，军功和实际的政治权力，往往比虚无的谱牒名望更重要。一个战功卓著的鲜卑将领，可以毫无障碍地迎娶汉人士族的女儿。汉人士族也乐于通过与掌握实权的鲜卑新贵联姻，来换取家族的安稳和发展。
从这一点来看，南北婚姻观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一个是以维护士族血统为先，一个是以战功和实权为尊，两种各有特色，都是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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