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冬天，新中国刚刚在两个月前宣布成立，天安门广场上的欢呼声似乎还在回荡，但在这座古老皇城的幽深胡同里，空气中却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肃杀之气。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日子是新的，天亮了；但对于刚刚接管这座城市的共产党人来说，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国民党军队虽然溃退到了台湾，但他们留下的数以万计的特务、散兵游勇，像霉菌一样吸附在城市的阴暗角落里。
枪声，并没有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而彻底停歇，它们只是从明处的战场，转移到了看不见的隐蔽战线。
就在这个敏感的当口，中南海里正在筹备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毛泽东主席决定出访苏联。
01
这是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出国访问，意义之重大，怎么形容都不为过。
它不仅关系到新中国能否在国际上站稳脚跟，更关系到能否从苏联老大哥那里争取到急需的经济援助和安全保障。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这次出访的路线、时间、车次，被列为“绝密中的绝密”，知晓范围仅限于中共中央最高层的几个人。
然而，墙，是有缝的；风，是会透消息的。
12月初的一个深夜，北风呼啸，位于北京的一处不起眼的院落里，几台大功率军用步话机正在日夜不停地运转。
这里是中央军委技术部，被誉为“中南海的耳朵”。
值班的侦听员戴着耳机，像往常一样在嘈杂的电磁波海洋里搜索着可疑的讯号。
突然，一阵奇异的滴答声刺破了耳机里的电流噪音。
这一串电码频率极其诡异，发报手法老练沉稳，绝非普通的民用电台，也不是那些已经被掌握的国民党残余电台。
它的波段飘忽不定，在空中稍纵即逝。
侦听员的神经瞬间紧绷起来，迅速抄收，并立即送往破译室。
几十分钟后，破译结果出来了。
看着纸上那行被译出的文字，在场的所有人只觉得背脊发凉，冷汗瞬间湿透了军衬。
这不仅仅是一份情报，这是一份死亡通知单。
电报是发给台湾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内容赫然写着：“据可靠情报，毛泽东将于近日乘专列赴苏访问。
请示：是否实施‘天字号’计划，在京津铁路沿线实施爆破。”
绝密的消息，泄露了。
这份电报像一颗烫手的火炭，火速被送到了时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公安部副部长李克农的办公桌上。
李克农，这位被西方情报界誉为“中共特工之王”的传奇人物，此刻正眉头紧锁。
他点燃了一支烟，烟雾缭绕中，他那双阅尽沧桑的眼睛死死盯着电报上的代号 “0409”。
这是一个陌生的代号。
在情报界，未知往往意味着最大的危险。
这个“0409”是谁？潜伏在哪里？他怎么会知道主席出访如此核心的机密？他手里还有多少人？多少炸药？
更要命的是，电报里提到的“天字号”计划。
根据已掌握的情报，这是国民党保密局为了暗杀中共高层而专门制定的破坏计划，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包括但不限于炸车、投毒、狙击。
而现在，他们的枪口，已经直接对准了即将启动的红色专列。
此时，海峡对岸的台北，阳明山。
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正拿着同一份电报的底稿，脸上露出了狰狞的笑意。自从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对他大发雷霆，骂保密局是“废物”。
毛人凤急需一场“胜利”来挽回颜面，而刺杀毛泽东，无疑是那个年代最惊悚、也最具破坏力的翻盘筹码。
毛人凤迅速回电，指令只有短短几个字，却字字带着血腥味：“不惜一切代价，沿途截击，务必得手。晋升重赏，在此一举。”
这一来一回的电波，在冬夜的北京上空交织成了一张巨大的无形之网。
李克农掐灭了手中的烟蒂。他很清楚，对手已经出招了，而且是杀招。距离主席专列预定的出发时间，只剩下短短几天。
如果不能在发车前把这个代号“0409”的钉子从北京城两百万人口中拔出来，那辆向北飞驰的列车，随时可能变成一堆燃烧的废铁。
这不是小说，这是真实的历史。
李克农拿起了红色的保密电话，声音低沉而威严，向侦查科下达了死命令：“通知杨奇清副部长，立即成立专案组。
不管这个‘0409’是人是鬼，藏在哪个耗子洞里，就是把北京城翻个底朝天，也要在主席出发前，把他给我挖出来！”
然而，偌大的北京城，胡同如迷宫，院落似海洋。
除了这一串看不见摸不着的电波，专案组手里没有任何线索。
这个“0409”，究竟藏在哪里？
02
一场代号为“空中捉鬼”的特殊战役，在北京寒冷的冬夜里悄然打响。
担纲这次行动前线指挥的，是时任北京市公安局侦察科科长的曹纯之。
此人是老资格的侦查专家，因为早年战斗中一只眼睛受伤，道上的人敬畏地称他为“独眼龙”。
然而，这次他面对的对手，不是手里挥舞着驳壳枪的土匪，而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无线电波。
为了锁定“0409”，侦查科动用了当时家底里最精锐的装备——无线电测向车。
这在当时可是稀罕物件，车顶装着巨大的环形天线，像一只怪异的耳朵，在北平的大街小巷里日夜巡梭。
那个年代的技术并不像现在这般精准。
测向原理虽然简单，利用三个不同方位的接收点，测出信号来源的角度，然后在地图上画出三条射线，三线交叉的那个点，理论上就是发报机的位置，但在实际操作中，难度堪比大海捞针。
那个代号“0409”的特务，显然是个受过严格训练的老手。
他极其狡猾，发报时间从不固定。
有时是深夜两点，有时是清晨五点，而且每次发报时间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
等我们的测向车刚捕捉到信号，刚调整好天线角度，对方的信号就戛然而止，像泥鳅一样滑进了深渊。
此外，他还在不断变换频率。
今天在这一波段，明天就跳到了另一波段。
这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术，让侦查员们吃尽了苦头。
连续三个晚上，侦查员们戴着耳机，在刺骨的寒风中熬红了眼。
耳机里大多时候是嘈杂的电流声，那是宇宙背景辐射和城市杂波的噪音，听久了让人头痛欲裂。
终于，在第四天凌晨，机会来了。
“0409”再次发报，这次持续的时间稍长了一些，似乎是在接收台湾方面的长篇指令。
“东经XXX，北纬XXX……”
“方位角XX度……”
三辆分散在北京城不同角落的测向车，几乎同时锁定了信号源的方向。
数据迅速汇总到指挥部，绘图员在巨大的北京市地图上，用红蓝铅笔重重地画出了三条直线。
三条线，最终死死地交汇在了一个红点上。
曹纯之凑近地图一看，心头猛地一沉。
那个红点，落在了一个极其敏感且复杂的区域：南池子。
南池子，位于紫禁城东侧，紧邻着皇城根。
这里在清朝时是皇家的粮仓和库房，民国后变成了居民区。
这片区域以普渡寺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出九道湾等无数条蜿蜒曲折的小胡同。
这里是老北京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之一。
四合院套着大杂院，违章建筑挤着正房，一家挨着一家，房顶连着房顶。
一个院子里可能住着七八户甚至十几户人家，人员构成更是五花八门：有前清的遗老遗少，有刚进城的干部，有做小买卖的商贩，也有教书先生。
当曹纯之带着侦查员便衣来到南池子实地勘察时，看着眼前这片灰蒙蒙的屋顶海洋，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技术侦测的极限到了。
目前的设备只能把范围缩小到普渡寺周边的方圆五百米内。在这个圈子里，少说也有几百户人家，上千口人。
怎么办？
年轻的侦查员急了，提议道：“科长，咱们这就这几百户，拉网式排查吧！挨家挨户搜，只要有电台，肯定藏不住！”
“胡闹！”曹纯之瞪着那只独眼，严厉地斥责道。
拉网式搜查？那是下下策。
这里是皇城根，政治影响极大，新中国刚成立，如果公安局大张旗鼓地扰民搜查，老百姓会怎么看？
其次，也是最致命的，特务手里有密码本，那是破译敌方核心机密的关键。
一旦大动干戈，特务在屋里听见动静，哪怕只有几分钟时间，也足以把密码本烧掉，把电台零件冲进下水道。
那样一来，虽然人抓到了，但案子就“死”了。
我们永远不知道他还联系了谁，不知道炸药埋在哪里，更不知道还有没有同伙。
“我们要的是人赃并获，要的是连根拔起。”曹纯之看着普渡寺那斑驳的红墙，低声说道。
线索，似乎在这里断了。
那个“0409”就像一个幽灵，明明知道他就躲在这几百个屋顶下面的某一个角落里，正躲在窗帘后冷冷地注视着外面，可你就是无法伸出手去抓住他。
李克农听完汇报，沉默良久。
他知道，技术战已经打到了尽头，接下来，必须换一种打法了。
“既然天上抓不住他，”李克农指着南池子的地图，意味深长地说，“那我们就从地上找。特务也是人，是人就得吃喝拉撒，就得花钱。”
“查钱！查他的经济来源！”
一个新的侦查方向，在僵局中被硬生生地撕开了一道口子。
03
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的思路很简单，却直击要害：特务活动不是请客吃饭，那是烧钱的买卖。
电台维修需要零件，拉拢关系需要应酬，长期潜伏更需要体面的生活来掩护。
而在1949年的北京，国民党的金圆券早就成了废纸，人民币刚刚发行，特务们的经费只能依靠海外渠道，要么是黄金，要么是外汇。
“查钱！”
一声令下，侦查员们迅速从寒风凛冽的屋顶撤下来，一头扎进了温暖但繁杂的金融系统。
当时的北京和天津是北方最大的金融中心，虽然刚解放，但为了稳定经济，许多私营钱庄和外资银行仍在营业，且保持着与香港、海外的汇兑业务。
这给排查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量。
侦查员们乔装成商人、职员，混迹于各大银行和黑市之间。
他们盯着每一笔从此时“敌占区”汇入的大额资金。
那是大海捞针般的枯燥工作，直到一张不起眼的汇票跳进了视线。
这笔汇款是在天津的一家外资银行被发现的。
汇出地是香港，金额高达3500元港币。
在今天看来，这或许不是什么天文数字。
但在1949年，这绝对是一笔令人咋舌的巨款。
当时北京一名普通工人的月工资折合成小米，也就几十斤，换算成钱不过几块、十几块。
这3500港币，足够一个普通家庭在北京买下一座像样的小四合院，或者舒舒服服地过上好几年。
收款人填写的名字叫：计采楠。
地址位于北京和平门外梁家园东大院。
侦查员的神经瞬间兴奋起来。一个住在普通大杂院的女人，凭什么能收到如此巨额的海外汇款？是做大生意的？还是有海外富亲戚？
顺藤摸瓜的调查随即展开。
侦查员很快摸清了计采楠的底细：四十多岁，家庭妇女，无正当职业，平时爱打牌、听戏，过着与其身份不符的优渥生活。
更重要的是，她社会关系复杂，不仅有一个做大生意的情人李超山，还有一个弟弟。
计采楠的弟弟名叫计旭，现住址是南池子普渡寺西巷。
南池子！普渡寺！
这不就是无线电测向车死死咬住的那个信号源区域吗？
所有的线索，像拼图一样严丝合缝地扣在了一起：神秘的电波消失在南池子，巨额的特务经费流向了计家，而计家的弟弟恰好就住在南池子。
世界上没有这么巧合的事。、
曹纯之几乎可以断定，这个“计家”，就是那个“0409”电台的巢穴。
然而，当侦查员进一步深入调查这个“计旭”时，反馈回来的信息却像一盆冷水，浇灭了大家刚刚燃起的兴奋。
这家人，看起来太“完美”了，完美得像是一张伪装到极致的人皮面具。
在邻居和管片民警的口中，计旭是个出了名的“老实人”。
他在周口店煤矿挂了个职员的名，但因为身体不好，常年办了病退在家休养。
“那人啊？是个药罐子。”邻居大妈在被侧面盘问时，撇着嘴说，“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走几步路都喘，看着跟抽大烟似的，脸白得吓人。
平时就在院里浇浇花，见人也是客客气气的，连话都不敢大声说。
你说他是特务？我看他连杀鸡都不敢。”
曹纯之看着远处计旭那座紧闭的院门，眉头紧锁。
在他过往的对手中，国民党的王牌特务往往是凶悍、精明、或者伪装成八面玲珑的交际花、大老板。
而眼前这个“计旭”，档案里描述他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病秧子，无业游民，唯唯诺诺。
这样一个人，会是那个在深夜里敲击电键、指挥千军万马、策划惊天暗杀的“0409”吗？
会不会是搞错了？会不会这只是计采楠的一个普通亲戚，而真正的特务另有其人，正躲在南池子其他的角落里窃笑？
距离毛主席专列出发的时间，已经进入倒计时。
如果抓错了人，打草惊蛇，真正的“鬼”就会彻底蛰伏，然后在关键时刻引爆炸弹。这个责任，谁也担不起。
必须眼见为实。
曹纯之决定，不再隔岸观火，他要亲自去会一会这个“病秧子”。
机会很快就来了，线人传出消息，计家姐弟要在北海公园的漪澜堂聚餐。
“备车，”曹纯之整理了一下衣领，那是他特意换上的一身绸缎长袍，看起来像个十足的阔绰商人，“我们也去北海，尝尝那里的御膳。”
04
北海公园的冬日，湖面结了一层厚厚的冰，枯荷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位于琼华岛北侧的漪澜堂，是一处仿膳饭庄。这里曾是乾隆皇帝读书抚琴的地方，如今成了京城里有头有脸人物聚餐的场所。
曹纯之特意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他今天穿了一身暗花绸缎的长袍，戴着墨镜，手里把玩着一串核桃，活脱脱一个刚从天津卫谈完生意回来的阔老板。
他那只藏在墨镜后的独眼、时刻扫视着门口的动静。
即使是身经百战的老侦查员，此刻的手心也微微渗出了汗珠。
如果今天认错了人，如果那个住在南池子的“计旭”真的只是一个普通的病号，那么真正的“0409”就会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溜走。
时间已经不允许他们再犯任何错误了。
“来了。”坐在对面的侦查员低声提醒，假装低头喝茶。
门口的厚棉帘子被掀开，一股冷风灌了进来。
先走进来的是一个打扮时髦的中年女人，正是计采楠。
紧跟在她身后的，是一个穿着厚厚棉大衣的男人。
他裹着围巾，似乎很怕冷，进门时还捂着嘴低声咳嗽了几下。
曹纯之透过墨镜的边缘，不动声色地打量着这个目标人物。
这就是那个让中南海彻夜难眠的“0409”？
眼前的男人，身材瘦削单薄，走路有些发飘，仿佛一阵大风就能把他吹倒。
他摘下围巾，露出了一张毫无血色的脸，眼神有些呆滞，看起来唯唯诺诺，甚至不敢直视服务员的眼睛。
坐在饭桌前，他显得极度慵懒，甚至有些颓废。他对姐姐计采楠言听计从，姐姐点什么他就吃什么，完全没有那种掌握生杀大权的特务头子应有的精明与强悍。
曹纯之的心里不由得打起了鼓。
在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名录里，能被称为“万能潜伏台”台长的人，往往都是心狠手辣、受过严酷特种训练的亡命之徒。
可眼前这个人，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旧时代遗老特有的腐朽与衰败气息。
难道真的搞错了？
侦查方向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偏了？难道真正的特务只是利用了计采楠的账户，而本人根本就没有露面？
曹纯之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焦虑。如果线索在这里断了，几天后的红色专列该怎么办？
菜陆陆续续上齐了。热气腾腾的涮羊肉并没有驱散曹纯之心头的寒意。
他一边假装夹菜，一边死死盯着邻桌那个男人的每一个细微动作，试图从那一团棉花般的伪装中，找到哪怕一丝一毫坚硬的内核。
周围的食客在推杯换盏，划拳声此起彼伏。那个男人只是静静地坐着，偶尔动一下筷子。
就在侦查员们感到失望，甚至开始怀疑情报准确性的时候，转机在一个瞬间降临了。
这个男人大约三十多岁，脸色苍白，那是长期不见阳光特有的病态白。
但是这并不能作为证据，但是在吃饭的时候，他的一个动作出卖了他，暴露了他的身份。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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