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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我现在一顿饭要吃一个多钟头。”报刊门市部搬至乍浦路新址后，售报员姜俊常常刚坐下还没吃上一口饭，就要回到柜台前给顾客结账。

自1月1日迁址重新开张，这是门店20多年来生意最好的时候。“我现在跟你说着话就想睡觉。”姜俊的眼皮和眼袋肿得几乎有眼睛两倍大，在头顶灯光照射下，脸上的两道法令纹深得像是刻上去一般。

姜俊1988年开始卖报，2年后就以每年零售报刊60万份、营业额近12万元的业绩，被评为邮电系统全国劳模，人称“卖报状元”。38年来，他每天清晨4点半出发去印刷厂取报刊，6点前开门，一直营业到晚上6点多，几乎全年无休，就连亲人离世时也是如此。

2019年，即将满60岁的姜俊提出延迟退休。他的想法很简单，“我退休了，整个上海就没有报刊门市部了。”

今年，门店搬迁后，守住上海最后一家报刊门市部的使命，继续落在姜俊身上，这让他在67岁的年纪承受着比以往更大的压力。

变与不变

午后1点多，是门店新开业以来少有的闲时，姜俊在最深处的狭小角落支起一张折叠式桌子，吃着一菜一饭。“我找到你了！他们说你不做了！”洪亮的声音打破了短暂的寂静，一位头发花白的老爷叔激动地用拐杖指着姜俊说。

92岁的老伯找姜俊买报纸已有几年时间，之前他喜欢骑自行车到吴淞路买报，摔跤之后有一年多没有出现。这一天，他不顾家人反对，硬是要坐公交车来找姜俊买《报刊文摘》。

看到熟悉的面孔，姜俊只是笑笑不语。对他来说，老读者找到新门店的场景在过去几天已经发生了太多次。“年纪大的老顾客为了支持我，到新门店还会多买一点。”其中不少人并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只能靠着“老法子”，从吴淞路的旧址一路问到乍浦路。

乍浦路的新店占地面积三十多平方米，翻了老店一倍。老读者纷纷感叹，“更大了，更亮堂了”，他们为姜俊感到高兴。“现在的门店更开放，读者可以走进来慢慢挑选报刊，更利于销售。”姜俊说，每天都有特意来打卡、顺便买几份报刊的新顾客，不同于习惯用几元零钱买报纸的常客，他们大多是中青年，更愿意付上百元买几本杂志。

生意的火热程度超出了姜俊的想象，在招呼顾客之余，他继续接受更多媒体的采访，前几天甚至“加班”到晚上9点多才回家，隔天凌晨4点半照常工作。

“姜师傅，我们报纸今天登了你的报道啦！”听闻，姜俊马上放下手头工作，抽出最新的报纸，低头看了良久。尽管与纸媒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现在他已经忙得很少有时间读报了。

“我也说不准了，生意好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这几天真是把我干得累趴了。”决定搬迁前，他一心想的只是将这最后一家报刊门市部开下去，继续服务老读者，却没想到自己做了38年的工作会突然引发如此多关注，倾盆而来的流量成为一种全新的考验。

报人、电影人与卖报人

“每年都说要关，但都没关掉，顽强地生存下来了。”每逢有人走进来感叹“书报摊竟然还开着”，姜俊都会强调，“这是上海最后一家”。

2019年，这家报刊门市部本应随着姜俊退休而关张。姜俊提出延迟退休，邮局同意其继续运营。2024年，邮局领导再次劝65岁的姜俊退休，他极力争取又延后了一年。

2025年，本是姜俊在售报员岗位上的最后一年，转机也出现在这一年。

“上海最后一家报刊门市部即将关闭”的消息吸引了许多媒体报道。《新闻晨报》记者严山山在几年前就开始关注这家店，采访过姜俊十多次。尽管社会关注度较高，但是门店的场地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方案。“我一直想给他找一个新的落脚点，最好能够平移过去。”

6月末上海国际电影节举办期间，严山山在虹口区的胜利电影院与主理人沈斌一起观影，一个念头突然闪过他的脑海：将报刊门市部搬到附近的乍浦路风貌影视街，两者距离只有200米左右。之前也曾有其他区的人向姜俊伸出过“橄榄枝”，都被他拒绝了。“我们的根扎在这里”，姜俊也担心门店搬到太远的地方，会给老读者带来不便。

“报刊杂志和我们影视还是有许多关联的”，沈斌当即觉得，“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2023年底，沈斌在去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路上，偶然路过开在吴淞路上的报刊门市部。“我第一感觉是很奇怪，我以为上海已经没有书报摊了。”他走进这家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店，发现报刊种类非常丰富，惊喜万分。

生于20世纪70年代，沈斌与那辈人一样有着从小读报的习惯。现在，他仍给胜利电影院订阅一份晨报。挖掘到姜俊的门店后，他有空也会去那里挑几本电影杂志。

“买一份杂志可能也就是一杯咖啡的钱，但这种消费习惯已经逐渐消亡。我作为一个报人，也想为城市保留油墨香。”在报社工作了25年，严山山与姜俊一样见证过纸媒的黄金时代。

严山山与沈斌一拍即合，但是他们并不确定姜俊是否愿意继续开店。“我需要考虑一下，隔天回复你们。”姜俊站在柜台里，告诉他们。后来，姜俊回忆起那个时刻，“我没有犹豫过”。当天晚上，姜俊回复，“家里人同意了。”

2025年10月底，姜俊在店门口贴出告示：报刊门市部自2026年1月1日起，将迁至乍浦路430号新址继续营业。“我们依旧守候在书报的世界里，欢迎广大读者前来相聚。”售报员姜俊和老读者似乎终于迎来了一个圆满的结局，但是现实世界运行的规则却更复杂。

刚需“小生意”

实际上，在正式对接搬迁事宜前，沈斌曾犹豫过。“我是做电影的，我们要尊重市场。”他思考过，报刊门市部在今天是否还有存续的价值。

“如果算商业价值的话，我绝对不会去做。”沈斌很肯定地说，乍浦路上的门面租金一个月一万多元，再加上水电费用，卖报只会“越卖越亏”。从商业逻辑来看，经营报刊零售的风险远大于回报。

“海派文化应该是兼容并蓄的。”沈斌认为，书报摊的文化价值远高于其商业价值，而且不可忽视的还有那些保留着阅读纸媒习惯的中老年群体。“所以你看我50多岁的人了，还跑到外国语大学去考试”，沈斌笑着说，他们在12月中旬卡着点，将报刊零售的相关证照办下来了。

“很多读者跟我说，他们不是不看报了，而是没有地方能买到报纸。你要承认，纸媒还是有它的受众。”姜俊回忆，2016年后，“整个上海几乎没有书报摊了，有时候我们的客流量还好于过去，这不应该是一件正常的事。”

这么喜欢读报纸，为什么不直接向邮局订阅？严山山曾有这样的疑惑，后来往门店跑的次数多了，他也明白了，许多老人将出门买报当作一种休闲娱乐的方式，也是与外界接触的一种渠道。姜俊做了38年的售报员，自然有找他买了30多年报纸的老读者。当他们不约而同聚到门店买报时，便会自然地像老朋友一样嘎讪胡。

定期光顾书报摊30多年的一位爷叔拿起面前的报纸，熟练地翻到自己想看的版面说，“喏，侬看，我现在就冲着《解放日报》的《朝花》、《文汇报》的《笔会》、《新民晚报》的《夜光杯》买报纸。”他一边把报纸卷成几摞，一边从钱包里找出零钱。这番话激起了旁边一位爷叔的怀旧情绪，“‘新民夜报，夜饭恰饱。’小时候都是快要吃晚饭了，夜报才送到弄堂里。那时候的报纸，最多的时候能出100多版！”

“卖报的确是门很小的生意，但是不可否认，对许多老百姓来说，它是一种刚需。”严山山说，他见过老读者一次性买走几十份报纸存货，也有年轻读者从外地赶来买地理类、军事类杂志，有时一次性就要买几百元钱。“上海市没有第二个像这样品类完整的报刊零售网点，需求量是很庞大的，这还不包括他手机里几千个活跃的读者。”

这些老顾客不仅对纸媒情有独钟，还在30多年的岁月中习惯了姜俊的服务。他们有人只要走进门店递出零钱，姜俊看一眼面孔，手几乎同时就在报纸堆中抽出一份。一手交钱，一手交报，无需言语，全程不过几秒钟。

孤独守卫者

姜俊时不时会回想起上世纪90年代，那既是纸媒的黄金年代，也是报刊零售业的顶峰。那时候上海有几千家书报摊，每天一开始营业便顾客盈门。

与他的老读者一样，姜俊一直保留着老式的报刊零售模式和工作习惯。如今，他在互联网上“出圈”了，巨大的流量涌向他，而他一时难以承接住。

过去30多年，不论客流量多少，姜俊对自己的读者群可谓了如指掌，能粗略估出每份报刊的需求量，店里的报刊种类固定在近1000种。而现在，报纸卖得更快了，姜俊为了及时补货，不得不多次中途离开柜台，赶到老店旁的邮局取回存货。“本来隔天的报纸，我都存50份在那边，现在都要取回来卖了。”

遇到新读者指明要某一份报刊，姜俊只能先记下需求，再到邮局订阅，等到下个月再上新。“这个我提前是算不到的，订杂志都是按照一个月、半年、一年来订的，不是批发大米一样的，我只要去买，马上就有了。”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量，姜俊打算今年再扩充二三十种报刊。

“现在上海没有批发报刊的进货途径，我只能先到邮局自费订阅，再把它转为零售。没有利润，只有风险。”姜俊说，他无法预估每一天生意的好坏，只能在门店“被动服务”，这其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卖不出去的报刊就会慢慢积压。让他庆幸的是，线下线上的读者群足够庞大，能够“消化”这些存货。

“守卫上海最后一家报刊门市部的压力，现在就由我来承担了。我不后悔自己做过的决定，但我也不知道自己能继续干到什么时候。”姜俊今年67岁，身体状况好于不少同龄人。在38年日复一日的脑力和体力劳动的磨炼下，他只查出过轻微的高血糖。最近一两个月，姜俊发现自己的年龄逐渐追上了身体，“刚刚我去邮局取货，感觉心脏跳得很快，就在那坐了一会儿。”

与姜俊搭档了20多年的徐依萍比他小一岁，她以前能从早上6点看店到下午4点，现在只能做到中午12点。姜俊心里清楚，没有人能接他的班，培养徒弟更是后话。“这是一个很苦的工作，但不是一件多难的事。我会做，其他人也能做，但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做？上海有这么多家咖啡店，为什么不能多几家书报摊？”累到顶点时，姜俊也会泄气地嘟囔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