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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乌克兰隐没在德国政治关注的盲区之中。历史学家马丁·舒尔茨·韦塞尔在其深入研究的著作《被忽视的国家》中，深刻探讨了这一现象。这位常驻慕尼黑的东欧历史学家，通过对史学界与政治界的回溯，揭示了德国如何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将乌克兰仅仅视为俄罗斯的附庸或对抗东部的工具。
这段历史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906年10月。当时，年轻的德国历史学家奥托·霍茨施在利沃夫会见了他的乌克兰同事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赫鲁舍夫斯基曾出版宏大的《乌克兰罗斯史》，挑战了官方的俄国史学界——后者坚称沙皇帝国是10世纪基辅罗斯的唯一合法继承者。舒尔茨·韦塞尔指出，直到1906年，德国东欧历史学家才真正开始将乌克兰视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而非俄罗斯版图下的某种模糊存在。
早在19世纪，德国政治家就已全身心沉浸在对俄关系的构建中。作为普鲁士驻圣彼得堡大使，俾斯麦曾在那里度过4年时光，且俄语流利。他作为德意志帝国总理推行的亲俄政策，正是基于这段个人经历。在他眼中，所谓的“大俄罗斯人与小俄罗斯人之间的分裂”几乎不存在。甚至连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曾在1855年的文章中否认乌克兰等东欧民族拥有建立国家的权利，将其贬低为“无历史民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当年的德国政治光谱中，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步调一致地贬低了乌克兰民族项目的价值。
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东欧民族国家兴起的引爆点，乌克兰也首次进入德国权力政治的核心。然而，德国政客并未将其视为平等的伙伴，而是将其当作对抗东部敌人的筹码。1918年2月，德国与新成立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签订了和平条约，这份条约因其交换粮食的性质被称为“面包和平”。德国通过承认乌克兰的国家地位换取了大量的粮食供应，但很快其角色就从外交伙伴转变为高高在上的占领者。
在此背景下，德国扶植赫特曼帕夫洛·斯科罗帕茨基作为傀儡。这最终被证明是一场双向的误解：德国人想要的是一个高效的农产品总督，而斯科罗帕茨基作为前俄罗斯将军，对独立乌克兰民族国家的内涵缺乏深刻理解。到了纳粹夺权初期，政权利用乌克兰大饥荒进行反布尔什维克宣传，尽管这场饥荒造成了数百万受害者，并带有明显的种族灭绝特征。1937年，军事情报局局长威廉·卡纳里斯将乌克兰提升为“一级战略目标”，认为它是波兰和苏联的阿喀琉斯之踵。
在德国入侵苏联前夕，纳粹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合作进一步加深。然而，双方在效忠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合作的罗兰营和夜莺营拒绝向阿道夫·希特勒效忠，声称其唯一目标是打击布尔什维克主义并解放乌克兰。对于当时的德国统治者而言，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就像一块令其不安的红布。 1941年6月底，民族主义领袖斯捷潘·班德拉在利沃夫宣布成立乌克兰国，随即遭到逮捕，并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作为“名誉囚犯”度过了整个二战。
在纳粹高层内部，围绕如何处置乌克兰也存在分歧。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主张进行某种形式的“文化关怀”，甚至支持在基辅创办大学以唤醒历史意识。但帝国元帅戈林对此嗤之以鼻，他只关心乌克兰的粮食供应，并将当地人贬低为“白人黑人”。希特勒用极其简陋的公式终结了所有辩论：对于乌克兰，第一是统治，第二是管理，第三是剥削。
“歼灭战争”
20世纪80年代的西德，社会民主党与联盟党的乌克兰政策存在显著差异。1983年，赫尔穆特·施密特在党代会上发表演讲，强调了苏联在德国侵略中遭受的20000000亡灵，但他特意使用了“俄罗斯部落”这一表述。这一措辞反映了当时西德政界努力遵循苏联的胜利叙事，将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统统归入俄罗斯的宏大标签下，以消解自身的历史罪责。
赫尔穆特·施密特曾亲历东线战场，晚年的他即使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依然是普京的同情者，甚至否认乌克兰民族的存在。相比之下，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曾目睹1941年的大屠杀，他在回忆录中明确使用了“德国的歼灭战争”这一术语。施特劳斯称乌克兰人民为“巴伐利亚人民的自然伙伴”，这种亲近感虽源于共同的反共立场，却在客观上赋予了乌克兰某种独立的地位。
在苏联解体的混乱阶段，赫尔穆特·科尔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德国统一的历史机遇上。为了赢得戈尔巴乔夫的青睐，科尔将乌克兰的独立诉求视为可能阻碍德国统一的“干扰因素”。乌克兰的分离主义倾向在当时的波恩政府看来，是必须尽快抚平的政治褶皱。 他的继任者安格拉·默克尔虽然在原则上不信任普京，但在克里米亚被吞并后，仍迅速回归常态，将北溪2号项目美化为纯粹的经济事务。
舒尔茨·韦塞尔形容默克尔的政策是“模棱两可”的，这一评价同样适用于奥拉夫·朔尔茨。尽管朔尔茨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代转折”，但在支持乌克兰防御的立场上仍显得犹豫不决。马丁·舒尔茨·韦塞尔的著作为外界揭开了德乌政策的历史脉络，让人们看清了那些隐藏在现状背后的历史偏见与权力逻辑。
历史的钟摆在柏林与莫斯科之间摇晃了百年，而乌克兰始终像是被强行置于阴影下的注脚。当德国人习惯性地越过基辅去俯瞰圣彼得堡的塔尖时，他们不仅忽略了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更是在某种程度上阉割了自己对东欧地缘真实的感知力。那种将乌克兰视为“工具”或“干扰项”的思维定式，本质上是帝国叙事在现代外交中的残响。
如今，当战火再次点燃，那场被推迟了一百年的“民族承认”，正被迫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完成。德国政治的这种长期性视网膜脱落，代价不仅由乌克兰人承担，也最终反噬了欧洲的安全基石。当人们开始重新校对历史的经纬仪，才会发现，真正的“时代转折”不在于增加了多少军费，而在于是否终于能将那个“被忽视的国家”看作一个拥有灵魂与意志的实体，而非大国博弈中的无名耗材。
作者：乌尔里希·M·施密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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