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持勤 | 再续：荣巷西街头杂忆之荣鄂生|太湖|惠山|民国|江南|荣巷|荣持勤|街头|鄂生

作者荣持勤

再来说说四间门面，这四间带着木门、木隔扇的楼房，其二层还向外伸出了半米左右；若要说这房屋的外观，想来在建造年头肯定是比较新型、时髦的——它是著名工商业者荣鄂生的祖宅，其父荣椿年曾是荣氏族长，也是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辈。

1926 年，荣鄂生因看着荣巷地区路政“极简陋，荣巷街犹为狭窄，两侧有数处凸出街心，街容参差不齐”；由此动了整治的念头，兄弟俩“首先将老宅沿街平屋拆进重建，街容稍改观”（荣鄂生《思庵行年随录》1926年）。这就是此楼的身世，及它今日状貌的由来（门面比东隔壁缩进了一间屋）。不过就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虽已历经百年，这四间楼房与它周围的街屋相比，还是较为规整、像样的。

这弄中的宅邸，后来给了鄂生的哥哥荣吉人，再后来他兄弟俩怀抱实业救国的志向，投身于民族工业创建，去外地发展了。最后全家移居上海，这里便成了出租屋。荣家宅邸院落较大，内有光漆地板的楼房，也有一般的平屋，租给了“七十二家房客”。

必须多说几句关于荣鄂生的人和事，荣鄂生有文化，好学习，行事谨慎，日常多做少说，或只做不说，处世低调。大部分（荣巷）人对这位实干家的了解，只是止于“风闻”，而不知其详。鄂生出身书香门第，自幼接受良好的儒学教育，毕业于南京两江师范学堂。

他毕业后被开原乡公所招聘为学务委员，这是一个“推广地方小学教育”的职务。那时，19岁的鄂生或是在惠山之麓乡公所租借的民房里办公，或是奔波在漫漫的乡间小路、山间坡道上，早出晚归，随带一个布兜，雨天则多一把油布伞，彼时还没有开原路、钱荣路，更没有公交车、电动自行车，外出办事全靠两条腿，雨天是一路泥泞，热天一身汗水。这里得插一句，鄂生先后来生“集款开筑由荣巷至山北钱桥之通车支路”（荣鄂生《思庵行年随录》1924年），那是1924年的事了。就这样“在惠山南北筹设乡立小学数处：山南河埒口就雷尊殿改建第一小学，丁巷关帝殿改建第二小学，山北钱桥镇设第三小学，藕塘桥设第四小学”‘（荣鄂生《思庵行年随录》1912年）。筹建校舍，延聘教师，筹集经费、采办教具……一切都是从零开始。荣鄂生初涉社会就为荣巷地区的文化普及教育工作，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受德生兄弟的邀请，荣鄂生“跳槽”去了荣氏三新公司工作，从茂新面粉厂文牍兼稽核做起，直至申新三厂副经理、申新六厂经理等职务，后来还在申新七厂经理任上，将这家工厂办成了申新系统唯一的纺织染全能型的企业。他在从业四十多年里，曾两次随荣德生赴北京出席全国实业会议，协助荣德生建立公益、竞化等多所小学和公益工商中学，创建大公图书馆和梅园；参与建筑开原路……成为德生兄弟创业的得力助手。

除此之外，荣鄂生还创办了“开原电灯公司”。说到这“开原电灯公司”，身为荣巷居民的一分子，一个电能的享用者，长期以来在我的心底，始终存有一份感激之情，却无处诉说表达。虽然跟鄂生长辈无缘晤面，不知先生面长面短，但每天亮灯的那一刻，终见一个不凡的身影相伴一旁，叫我思念，遥想连绵……后来才知道，原来那是鄂生前辈的身影。

电能的引进，让小镇的居民迎来了光明，享受了方便；也让小镇提前跨入了一个时代。说来也是幸运，我这个荣氏后生，自来到人间从躺在摇篮里那刻起，两眼便有了可观望的灯光。入学后，每天黄昏按下开关，瞬间光辉即播撒满屋。这时，我默诵着母亲教给的“一粒谷，溅到满间屋”的俚语，抬眼凝视明亮的光辉——那来无影、去无踪的电，是多么的神奇！灯光照遍室内角角落落，在桌子上读书、写字，清晰无比，蝇头小字，一览无遗——我没有油灯照明诸多不便的体验，私底下还以为各地全跟荣巷小镇一样都有电光照明。父亲告诉我，电是从常州“通”来的；当我能认读电表匣封条上“开原电灯公司”的字样时，则已是后来，那六个字一直烙印在我的脑中……其实，荣巷周边一些地区和村庄，是解放后才先后通电亮灯的。

“有电和没电是两个时代”。有媒体这样评论电力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我想：荣巷镇通电的那天（晚），肯定是众人雀跃，额手称庆，场面欢腾，好比欢庆一个重大的节日——大家热烈感谢开原电灯公司带来的科技之光、文明之光！

读了《思庵行年随录》，才知道是鄂生先生创办了“开原电灯公司”，而且他当初引进电能不单是为了方便镇上百姓，更虑及周边农田的灌溉。“余所筹设之开原电灯公司，系购用戚墅堰电厂2300V高压电。另用方棚变压之，故供应灯电外，可另供应马达电，以为灌溉田亩及小工艺动力之需，此设施於地方上极有益处”（《思庵行年随录》1926年）。鄂生先生积极引进新事物、新科技，完全是为了造福乡梓。

从1924年起，荣巷镇区便通了电，居民夜间有了电灯照明——这在苏南乡村是比较早的。它反映了鄂生先生创建电灯公司项目理念的先进性。但人们却并不知道，鄂生先生个人为此花费了几多的心思和精力。

有句无锡话叫“看人挑担不吃力”，欲为大众办好事，绝不是常人想象的那么轻松、简单，就是“为开原电灯公司办登记事”此类小事，也“颇费周折”，可见彼时办事机构官僚风气之盛，办事效率之低下。平时线路的维护更是不易,“开原电灯公司之紫铜路线有数处被割断。窃去铜线若干”(《思庵行年随录》1940年)。这样的窃割路线事故屡次发生，甚至鄂生先生的从弟“为支持开原电灯公司事务，断电期间维护线路……遭地方歹人击伤头部”。为了把好事办好，一边是煞费苦心，一边却事发频频，令人防不胜防。好在“吾乡电流渐见推广，际此旱天，电气马达打水简便，而有助于农田者。至大池湾一带亦早经永吉族侄及郁荣宝等发起，成立电灌站矣”（《思庵行年随录》1942年）。有烦恼，也有成效，终算让鄂生先生略感欣慰——这场景，才是他办电的初心呀！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至今我才知道鄂生先生创办开原电灯公司的前后经历，及诸多的烦心事。而当年的我等，生在福中却不懂得知福、惜福；到现在，向鄂生先生等前辈当面道一声“谢谢”的机会，也已经没有了！

鄂生先生除了在申新公司工作，自己创办开原电灯公司之外，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讲，就是建造别业“小蓬莱山馆”。早在民国元年，鄂生先生跟随德生先生一起赴京参加民国政府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商会议，回来后德生先生写了一本《无锡之将来》的小册子，里边第一次对无锡的城市建设作出了具有卓识远见的规划，还提出应利用得天独厚的太湖山水，开发风景资源，让“湖光山色愈益壮丽”。从1912年起，荣德生便率先规建梅园，到1916年落成开园，带动了锡商的建园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