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岁末,齐齐哈尔车站的站台被一列列满载原油的罐车堵得水泄不通,刺鼻的油味裹着零下三十度的寒风一起钻进人的鼻腔。调度员焦急地拍着车皮——车走不了,大庆油田的罐罐满到溢口,炼油厂却在停火冷灶。这一幕很快被送到北京,紧随其后的,就是1970年夏天那封改变东北工业格局的电报。
电报只一句话:立即返沈,有急事。收报人肖全夫,当时人在辽西战备铁路防洪现场,靴子上还沾着黄泥。战备铁路对他而言是眼前性命攸关的大事,可军令更急,他把施工图往桌上一压,跳上吉普直奔山海关,换乘军列连夜北上。火车一进沈阳,副司令员的肩章还没抖落尘土,政工处的参谋就把他送进军区大楼,陈锡联正等着。
灯光下,陈锡联拿出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转发的密件,大指头在纸上一敲:“七百公里大口径输油管道,一年内打通。”话音不高,却压得人心口发紧。肖全夫端坐半分钟,只抬眼问了四个字:“何时动手?”陈锡联答得干脆:“现在就算。”两人相视而笑,握手那一刻,任务算落袋。
管道选址从大庆到旅顺,后来缩到抚顺,口径定七百二十毫米。国内没有先例,宝鸡钢管厂的老苏式机组最大才五百毫米。试想一下,要在四个月里从无到有造出七八条制管生产线,正常年份听着都冒汗。肖全夫却拍板:“缺什么咱自己凿,沈阳机械学院、洛阳矿山机器厂、哈军工的老师都在,借脑子借厂房,缺口能补。”
8月初,指挥班子在沈阳军区招待所三楼站定,代号“八三工程”随会议日期而生,从此写进无数工地标语。会上定下三句口号——抢、闯、好;借、代、垫;三省合兵。三句话朴素,却像钉子钉在每个施工图角落。
考察宝鸡那天,七十多台轧机轰隆作响。厂长说建线加试车用了两年半。张文斌听得直摇头。肖全夫蹲在设备旁摸了摸滚轮:“两年半?咱四个月见成果。”厂长愣住,张文斌也嘟囔一句“这可是硬杠”,可话音落地,东北三省很快就把设备清单分成三张任务表:辽宁四线,吉林一线,黑龙江一线,配件零拼,重件分运。数百台机床连夜装车,车皮沿中长、哈大、沈山三条干线往北南穿梭,好似一场静悄悄的战役。
人手也得翻番。三省把民兵、青年突击队、大学生实习队全拉上,一个多月凑出二十万人。沈阳军区再抽十个步兵师外加三个工兵团,部队刚转场就扛起焊枪与铁锹。有人算过账,一根七百二十毫米的钢管,八米长重一吨半,光靠人抬得排成队。于是解放牌卡车一百辆、五吨卡车九十六辆、红旗一百型拖拉机八十台、各种吊车四十台——一列庞大的陆上运输编队迅速成形。
9月中旬,飞机掠过嫩江平原,河面像一条灰蓝色的缎带。要想让管道潜进十三米深的水里,河底地质、流速、冰凌都得掂量。勘测船在茂兴湖口靠岸时,满船技术员还在争论。肖全夫指着北岸一段陡崖:“穿这里。”年轻测绘员凑近问:“肖首长凭什么?”他笑道:“河心弯度、岸坡硬度、冰厚我在空中都看了,短就是省料,直就是省事。”事后勘测数据坐实这条“拍脑袋”的决定,现场哗然,外行竟成了行家。
施工最耗精力的,还是七十多万道焊口。每处得经受五十五个大气压的静水试验,差一点就可能炸口。现场焊把沉、一阵风就吹灭弧,人和管子都被冻得僵硬。肖全夫向军区要来几百台微型马达,做成简易送丝机,又把全国劳模王崇伦请来授课。有人想把王崇伦调回,本是走马看花的通知,肖全夫一嗓子“谁也不许动”,把风头压了回去。那以后,全线单日焊接纪录蹿到八公里。
毛远新提出成立革命委员会、搞“天天读”时,工地已是红旗猎猎。肖全夫没否认政治学习,只说一句:“下雨不干活时读,晴天先埋管子。”一句“晴天先埋管子”堵住了空转的形式,也护住了来之不易的速度。
泵站是最后关口。1971年盛夏,吉林蔡家泵站的试水现场人声鼎沸,十几条高压水柱像一面倒置的白墙。水通,就等油。9月14日,大庆三号集油站原油开闸,调度室里灯光通宵亮着。三天后,原油抵首站,七百多公里的地下铁龙开始低鸣。10月末,油头到抚顺,十一月初,末站计量罐如期满仓,比计划足足提前两个月。
那一年东北的秋风仍旧刺骨,可沿线泵站的警戒哨却能闻到油味。七百公里、十三个月、三十万人,数字背后不光是技术突破,更是“没条件也得上的”蛮劲和巧劲同在。铺在黑土地下的输油管,一头连着大庆的井架,一头连着抚顺的火炬,它悄悄把铁路从油罐车的重负里解放出来,也让“缺油就停火”的警报渐渐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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