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为什么工业革命偏偏发生在英国？——长久以来，西方学界的流行着“新教伦理”“自由市场”“包容性制度”等解释性理论。但这些理论并不能回答历史的全部：如果包容的制度与自由的市场是催生工业革命的充分条件，为什么主权更松散、城邦更自由的意大利，以及金融更成熟、商业更发达的荷兰都工业浪潮中落于后方？如果市场果真会自发演化，为什么以“休克疗法”为代表的市场自由化转型在不少国家屡屡碰壁？光荣革命究竟如何推动了英国工业的突变——其意义究竟在于“限制王权”的历史神话，还是在于国家能力的增强使得本国产业得以被更好地规划、投资与保护？ 针对这些历史迷思，观察者网转载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特聘教授文一发表于2025年12月的一篇的批判文章。文一教授认为：“市场”本身并非自发生成，而是一种成本高昂的公共品，必须依靠国家力量去打造其三大基石——政治稳定、社会信任与基础设施；工业化不可能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与哈耶克“市场自发演化”的产物，反而是国家力量有效主导并利用市场竞争的结果。 文章也借此契机反思了“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的弊端——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家能力和有意识的国家干预，市场就本身就无从建立和发展。无论一国的主导性所有制形式是私有还是国有，都必须在政商联合下长期协同奋斗，才能开启和实现工业化。 文章原标题为《工业化过程中政府如何培育市场？——英国“工业革命”的底层逻辑》，原载于《政府与市场经济研究》（期刊号10-2031/F0）。 以下为文章全文。
【文/文一】
一、抢先工业化是国家兴衰的关键
以规模化大生产为特征的工业革命，是近代中、西方大分流的界碑。但工业革命为什么爆发在18-19世纪的欧洲，而不在古代科技曾遥遥领先的中国？在欧洲诸国中，为什么爆发在边陲岛国英国，而不在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意大利，也不在率先开启大航海与地理大发现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甚至不在政治制度远比英国开明的欧洲金融中心荷兰？
无论是韦伯的新教伦理理论，哈耶克自发演化的市场秩序理论，还是阿西莫格鲁基于“包容性-攫取性”二分法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都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这些流行理论也无法回答日本为什么能够在19世纪下半叶通过天皇绝对君主制而迅速崛起？为什么采纳计划经济模式的东欧国家能够迅速工业化，却又需要面临市场化改革的危机？为什么在诸多实行市场化改革的计划经济国家中，只有中国异军突起成为制造业强国？
以上这些问题都应该而且可以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里加以讨论和回答。而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斯文•贝克特在刻画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全球性影响的《棉花帝国》一书中，谈到了一个国家实施工业化的基本动机：
“工业是财富的来源，也是极其优越的战争工具。”[1]
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工业化对于一个民族与国家的战略价值，而流行的自由贸易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却完全忽视了这一点，因此不可能充分理解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国家的行为逻辑。
从贝克特这个角度来看待欧洲历史上驱动工业化背后的国家力量和英国的工业革命，便可以发现经济发展不可能是任何一个国家纯粹的内部事务，而是在强敌环绕的国际环境中必须进行的战略博弈，因此一国的经济发展也必然受到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一句话，工业化不可能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与哈耶克“市场自发演化”的产物，反而是国家力量有效主导并利用市场竞争的结果。显而易见，已经爬上制造业食物链顶端的国家具有强烈动机向其他国家推行“自由贸易”，因为这样便可以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工业品市场，而将其他国家变成自己的农业基地和获取高科技垄断利润的对象。
因此，流行经济学理论也没有意识到西方工业化历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强权优先于利润。无论这两个领域如何亲密地相互渗透，最终还是由战争决定商业的法则。”[2]
正如马克思曾精辟指出的：“各国间的竞争，归根结底，还是通过战争（特别是海战）来进行和解决的。”[3]马克思1857年9月25日致恩格斯的信中也说道：“军队的历史比任何东西都更加清楚地表明……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大规模运用机器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开始的。部门内部的分工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实行的。”[4]
由于大工业与军事工业密切相关，而军事工业都是重工业，因此19世纪欧洲出现的“工业资本主义”便不可能完全是自由市场的产物，而更是国家意志推动的产物，是政府一系列工业政策导向的结果。
资料图：1863年入役的英国皇家海军蒸汽铁甲护卫舰“勇士号”，该舰为世界上早采用铁甲船壳的军舰 维基百科
有了这个“国家竞争”与制造业“跨国博弈”的视角，产业政策在经济发展和工业革命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就容易理解了。
英国工业革命背后这个国家博弈的底层逻辑，也能解释为什么今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盲目引进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并向西方国家开放了市场以后，仍然无法复制工业革命，而中国却能够在违背几乎所有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情况下，凭借改革开放前30年计划经济打下的“国家能力”基础，在改革开放引进市场竞争后异军突起成为超级“世界工厂”。并且也能解释为什么俄罗斯基于“华盛顿共识”与“休克疗法”的市场化改革必然失败。因为这类药方摧毁了俄罗斯的国家能力，而这个国家能力在建设市场经济过程中十分关键。
换句话说，工业化或者工业革命所需要的不仅是市场与交易，还需要能够创造“市场”和“市场交易平台”的国家力量。
但是，华盛顿共识与休克疗法指导下的市场化改革，却导致了一个国家的国家能力的瓦解，从而使得“市场”本身不可能出现。因为“市场”是一个最基本的公共品，只有国家力量和大量公共部门的参与才能打造。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在一夜之间摧毁了苏联的国家力量与公共部门，因此就不可能在苏联打造出“市场”这个最基本的公共品，从而也就不会像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那样爆发出惊人的市场经济繁荣。换句话说，俄罗斯在引进市场化改革以后，急于模仿建立西方的制度，而这些看似先进的外来“制度”并不能产生“市场”这个使得无数企业可以“唱戏”的平台，因为有能力创造这个平台的国家力量已经不存在了。这应验了中国民间的俗语：“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要想富，先修路。”
下面我们按照“历史的起点就是逻辑的起点”这个方法论来分析英国工业革命背后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从而帮助我们理解政府在创造市场这个公共品的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关键是需要揭示，流行的关于工业革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叙事，与实际的工业化历史大相径庭。
约翰•布鲁尔指出：
“在光荣革命之后出现了一个具有强大榨取功能的财政体系，它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极端的中央集权；二是作为一个国家整体上异常缺乏对如此高强度的财政征收的抵抗。” [5]
英国光荣革命的最大价值，在于行政上的中央集权的彻底完成（而都铎王朝只是完成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尤其是与意大利城邦和荷兰联省共和国相比，从此以后英国军事重商主义的产业政策能够得到进一步强化和金融支持，参与欧洲大国竞争的国家意志更加强大，不因为改朝换代或者王室的宗教立场而轻易改变。光荣革命意味着“中央集权在1688年之前只是偶尔可得，但在此之后就是永远可得了。”[6]
换句话说，光荣革命使得政府在利用产业政策干预国家经济方面变得更专制和强权了。例如，1688年光荣革命后，议会开始大幅提高税率。而且，出于保护本国纺织产业的目的，对进口施加了更严格的管制和禁令。1700年，英国禁止了进口质量更好的印度棉织品（白棉布），从实质上起到了保护本国脆弱的棉纺工业的作用。[7]1701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法案规定：在英国穿亚洲丝绸和棉布都是违法的。为了进一步保护英国的毛纺织工业，1721年的《印花棉布法案》规定：“1722年12月25日之后，在大英帝国的任何人因任何原因穿戴任何进口染色棉纺布料都是违法的。”
但是，当英国政府意识到棉纺织工业对于贸易和国家兴旺的重大意义之后，它又改变限制，并在1736年通过了《曼彻斯特法案》。《曼彻斯特法案》对于棉纺织业的机械化和工业革命时期工厂式大规模生产都至关重要。作为另一个例子，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前通过的各种《航海条例》，并没有因光荣革命而有丝毫削弱，甚至没有受到亚当•斯密“自由贸易”口号的冲击，仍然沿用了近两百年之久。这些条例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英国的全球贸易垄断地位，禁止外国船只向英国及其殖民地输入制造业成品。
资料图：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珍妮纺纱机 维基百科
相比之下，意大利是文艺复兴与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意大利城邦国家的政治制度远比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包容、民主和自由，但是工业革命并没有诞生在任何意大利城邦国家。相反，到了文艺复兴好几百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意大利仍然是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其原因并非在于意大利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不如英国包容，也并非在于意大利的天主教不如英国的新教理性，而是在于分裂成众多微小城邦国家的意大利没有能够完成国家统一，因此没有能够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和海军力量参与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全球殖民掠夺和资本积累的“盛宴”。
荷兰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和金融制度，也远比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君主立宪制“包容”和“自由”，私有产权保护也不比英国差，甚至更好。在马克思看来，荷兰“是17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8]，也是新教国家。荷兰早在英国光荣革命实现“君主立宪”之前，就已经采纳了更为先进的共和联邦制度，比美国还要早一二百年，而且英国的几乎所有金融“创新”都是从荷兰学习模仿来的。在17世纪英国发动三次英荷战争使得君主制的英国超越共和制的荷兰之前，荷兰是欧洲公认的金融中心、商业中心和制造业中心。它的宗教宽容政策比同时期的英国更能吸引欧洲其他国家的异教徒与和能工巧匠。但荷兰既不是17世纪欧洲科学革命的中心，也不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中心。荷兰在英国爆发工业革命后一百年才开始复制了这场早已普及欧洲大地的制造业革命，远远落在法国、德国等其它欧洲列强之后。为什么？不是因为英国的政治制度与私有产权制度比荷兰先进和特殊，而是因为英国培育国内制造业和摧毁别国制造业的能力（制定产业政策的能力）比荷兰强大和英明。
为此，德国著名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四章中指出：
“有人以为英国的勃然兴起与不断进步……，根本原因是人民所享有的宪政自由，那么他们可以看一看亨利八世与伊丽莎白是怎样对待他们的议会的。在都铎王室的统治下，英国的宪政自由又在哪里?在那个时候，德国和意大利各城市却享有比英国多得多的个人自由。”[9]
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历史与政治学荣休教授邓恩亦心知肚明地指出：
“在我看来，认为西方国家的经济繁荣是因为采取了某种政治制度带来的观点是绝对错误的。”[10]
二、产业政策在市场培育中的极端重要性
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1760-1850年）英国成为人类近代史上第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作为最大的殖民帝国，英国所拥有的世界市场规模是早期殖民者与黑奴贩卖大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所无法比拟的。
英国用什么方式创造了如此巨大的世界市场？答案是其强大的远洋海军。远洋海军的经费如何维持？答案是殖民地掠夺、黑奴贩卖、全球贸易垄断所获得的巨额商业利润，以及对中国的庞大鸦片贸易。与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这些殖民主义帝国相比，英国的“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有着更加庞大的国内人口和殖民地人口作为其支撑。据统计，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鸦片贸易所获得的利润收入相当于英国政府120年的财政收入。[11]
英国工业革命还需要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占领和垄断全球纺织品市场和棉花供应链，使得自己一国的产品能够满足整个世界市场的需求，以此挤掉和消灭其他欧洲竞争者。因此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总结道：
“借助战争和殖民去征服市场，不仅需要有一个能够开发利用这个市场的经济需求，而且需要一个愿意为了英国制造商的利益而发动战争、进行殖民的政府。在这方面，英国明显具有胜过潜在竞争对手的优势。与其对手相比，英国让一切外交政策都从属于经济目标，其战争无不为商业目的服务，这也等于为海军服务。”[12]
“如果一个国家这样做了，其他欧洲国家就不可能培植工业革命的基础。在那个时代条件下，所存在的空间只够一个领先国家进行工业化，容不得几个‘发达经济体’同时展开工业化。至少在某段时间内，只允许一个‘世界工厂’。”[13]
在产业政策的扶持下，1780年代初的英国已经成为欧洲纺织业的中心，仅兰开夏郡就拥有170万锭纺锤（相比之下，120年后已经经历了洋务运动的晚清只有11万个纺锤）。1840年，英国共有1,700多万纺锤（平均每人1.7锭）。1850年，共有2,560多万个纺锤。1856年，纺锤数达到3,350多万个。1910年，更是达到5,500多万个纺锤（英国人口约4,600万）。1850年英国能够供应全球市场80%的棉布，1860年代英国进口全球80%的棉花（主要来自印度和美国南方）。
资料图：1800年代英国纺纱厂的工作场景 维基百科
纺织业繁荣刺激了对其他产业的市场需求，而其他产业的繁荣又反过来进一步提高了纺织业的生产效率。因此第一次工业革命（轻纺工业革命）的爆发为第二次工业革命（重工业革命）创造了市场条件。[14] 例如驱动纺织业规模化大生产的能源是煤炭，而英国煤炭产量1880年占全球65%。纺织机、蒸汽机、运输纺织品的铁轨都需要钢铁，英国生铁产量1850年占全球52%，钢铁产量1870年占全球46%，钢铁出口占世界总量40%。巨大的出口导向需要巨大的港口，1860年英国商船吨位占世界40%，1870年掌控全球33%贸易总量，同年全球70%的蒸汽船由英国船坞建造。
在英国之后每一个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国家（包括亚洲的日本），都曾经历过“世界工厂”的发展阶段，其基本特征是国内制造业利用世界大市场成为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充分发挥制造业所蕴藏的巨大经济规模效应和国内廉价劳动力（“成本-价格”效应）。而这一点，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没有做到，率先开启大航海与全球殖民开拓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没有做到，就连垄断了整个亚洲香料贸易和欧洲金融业的“海上马车夫”荷兰共和国也没有做到。不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营商环境、技术创新与英国不同，而是因为它们的政府缺乏长期扶持制造业的国家意志和产业政策。
三、以正确的产业政策培育市场才是英国引爆工业革命的秘诀
产业政策是国家意志推动工业化的具体体现。
所有西欧国家中，最善于利用产业政策发展国内制造业和培育海外殖民地市场的国家是英国。英国后来者居上，不是因为其私有产权保护比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早期霸主更好，而是因为其产业政策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加稳定和长久，无论如何改朝换代都能够坚持。正如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在对比法国与英国的经济政策时精辟指出的：
“使英国强大的一个事实是自伊丽莎白以来，各方面在鼓励商业的必要性上达成了一致。同一个刚刚将国王斩首的议会却可以同时忙于海外贸易据点的建立，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查理一世的鲜血还冒着热气，这个由狂热重商主义分子组成的议会就通过了1651年的臭名昭著的《航海条例》。”[15]
在欧洲好几百年的大国争雄和全球殖民竞争中，作为后发国家的英国，从都铎时代起，历代王室（尤其是从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开始），就深刻意识到“制造业能力……对于国家动员战争的能力至关重要，”因为“工业（制造业】既是财富的来源，也是极其优越的战争工具” [16]。
19世纪著名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尤其揭露了英国长期坚持的重商主义国家发展战略：
“英国人所签订的一切商业条约总不脱离一个倾向,要在有条约关系的一切国家扩展他们工业品的销路,给予对方的表面利益则在农产品与原料方面。他们在这些国家随时随地所努力的是用廉价物品与长期贷款手段,摧毁这些国家的工业。” “每一个欧洲大陆国家都是这个岛国（英国）的老师，它的每一种工业技术都是向这些国家模仿得来的，它学会了以后就把这些工业……在关税制度下加以保护，促使它们发展。”然后打开国门击垮竞争对手。“英国一旦掌握了任何一个工业部门就锲而不舍，给予密切的注意和照顾，经几个世纪而不倦，就像保护幼苗那样的小心周到。” [17]
英国的政治家们在乔治一世执政期间（1714-1727年）更是普遍意识到这个国家的强大必须依赖制造业。1721年英国议会开幕时乔治国王说：“输出制成品并输入原材料，对于公共福利的促进显然是再有利不过的事情。”李斯特说：“这是过去几百年来英国商业政策的主导原则。”因此，毫不奇怪，英国国会议员亨利•布鲁阿姆（也是著名的博爱主义者、世界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布鲁阿姆勋爵）在1815年的议会辩论中明目张胆地说道：“为了把外国制造业扼杀在摇篮中，英国制成品出口即使蒙受损失也值得。”十年后另一位国会议员休谟也说：“（欧洲）大陆工业应趁其蓓蕾之时加以剪除。” [18]
当英国利用产业政策，前仆后继200余年，引爆工业革命并成为制造业大国之后，才出于自身利益打开国门、降低关税，向欧洲与全世界鼓吹和兜售“自由贸易”。比如继19世纪前40年的高关税之后（当时每十年的平均关税率分别维持在36%、44%、55%、38%）,英国在1841-1846年期间决定废除605项关税,并降低了其他1035种关税的税率。尤其是在1846年废除《谷物法》,1849 年基本废除臭名昭著的《航海条列》。
对此，马克思借用英国议会与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口吻一针见血地揭露——英国人的如意算盘是：
“如果自己撇掉农业,专门来搞工业,那么，整个欧洲就得把工厂都关掉，那时英国也就成为一个大的工厂城市，而欧洲的其他部分就都变成英国的农业区了。”[19]
四、凭借对市场的占有才有纺织技术与产能的革命性突破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引爆点只能在棉纺织业，而非其他产业。因为当时只有棉纺织品才具备几乎无限大的世界消费市场、低资金门槛、长产业链、较高的技术升级天花板，才对劳动力要素具备几乎不变的规模报酬，才能够对其生产环节实行最细密的劳动分工并通过分工成倍以至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也才能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最佳切入点——用机器取代人力的最佳切入点是能够把生产过程细分为很多简单环节的产业。这个产业不可能是枪炮工业，而只能是纺织业。事实上，在英国工业革命期间，棉纺织业的生产效率提高了400-1000倍。[20]
而纺织业革命究竟在欧洲哪个国家爆发，取决于哪个欧洲国家能用海军力量控制全球纺织品市场和棉花原料供应链。因此，谁掌控了这个巨大纺织品市场和原材料物流通道，谁就是工业革命的引爆者和领头羊。而棉花是遥远的殖民地产品，必须依赖天量奴役劳动大军进行种植和收割，以及强大的海军护航。
这幅油画描绘了英荷战争期间英国皇家海军与荷兰海军作战场景，作者是小威廉·范德费尔德 维基百科
这个国家非英国莫属。对于英国来说，“棉花工业不仅是资本家的一个项目，也是国家的一个项目。” [21] 经过都铎王朝尤其是伊丽莎白一世以后历代英国王室几百年的卧薪尝胆和产业政策扶持，英国海军和海外特许公司终于在18世纪下半叶垄断了全世界的纺织品市场和棉花供应链，尤其是北美洲和印度（包括孟加拉和巴基斯坦）。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斯文•贝克特指出：拥抱战争资本主义的能力是打造机械化纺织工业的基本前提。“各国有无培育国内棉花产业的能力，已成为工业化和非工业化地区之间的关键差别。现代国家的地图几乎完全符合早期棉花工业化地区的地图。” [22] 如果没有作为工业资本主义核心的强大的国家，纺织业工业化的努力很容易失败。换句话说，大力发展纺织业不仅是英国议会的选择，而且是英国王室上百年产业政策的产物，和这个国家长期的、锲而不舍的工业化意志的体现。[23]
因此，让英国与任何其他欧洲国家区分开来的标志，就是它当年无与伦比的开拓和垄断世界纺织品市场和棉花供应链的国家能力（包括发动战争的能力）。与此相比，一盘散沙的印度和中国是望尘莫及。1890年清朝四亿人口只有纺锤不到10万个；1930年中华民国也只有纺锤400万个，其中一半是日本殖民者和欧洲人所有。[24]
马克思、恩格斯揭露：“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指纺织机），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 ⋯⋯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之内就会夺取中国千百万工人的饭碗。” [25] 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自从英国人霸占世界贸易并把制造业发展到能够以自己的产品供应几乎整个世界的水平，⋯⋯印度人被剥夺了谋生之计；⋯⋯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26]
英国不仅用大量鸦片换取中国天量白银来平衡英中贸易赤字，而且用两次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用“自由贸易”的外交口号和“战国策”，使英国廉价工业品在不平等条约和中国缺乏关税保护自身市场情况下倾销到中国，摧毁了中国的民族工业，尤其是摧毁了繁荣上千年的纺织业。
描绘鸦片战争后中英双方签订《南京条约》场景的油画 维基百科
其结果是：中国在晚清和民国时期，整个工业品市场完全被外国产品占领，从洋烟、洋酒、洋胰子，到洋火、洋蜡、洋油、洋灯，再到洋布、洋装、洋娃娃，以及洋铁、洋车、洋枪、洋炮等，种类繁多，不一而足。这些洋货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在新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工业计划主导下，实现了完全的进口替代。
五、结论
贫穷、落后、工业化失败，始终是社会协作失灵的产物。问题的根源在于，创建有足够规模、能让现代产业盈利的市场，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协作成本。而这一成本却被亚当•斯密以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忽略了。
“自由”市场并不自由，也不是免费的。它本质上是一种成本高昂的公共品。工业革命之所以爆发在欧洲边陲岛国英国，而不是文艺复兴与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意大利，也不是率先开启大航海与大殖民运动的葡萄牙，甚至不是政治制度与金融制度远比英国先进和包容的“海上马车夫”荷兰共和国，其根本原因是英国在政商强强联合下成功开辟了18世纪全球最大规模的纺织品市场和棉花供应链，因而必然使得在全国范围内采用机械化纺织和大工厂体系变得有利可图。
工业化或者工业革命所需要的不仅是产业政策、关税与专利保护下的市场竞争与技术发明，还包括国防工业、公共安全、基础设施、教育科研体系、医疗卫生保障体系，以及一系列国家官僚机构和管理部门甚至强大的意识形态。所有这些机构与部门，还有像英国海外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大型企业组织，无论是私有还是国有，都必须在政商联合下长期协同奋斗，才能开启和实现工业化。
正如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在《哈耶克与古典自由主义的消解》一文中精辟指出的：
“哈耶克……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存在很大缺陷。哈耶克将资本主义的出现视为一种自发的进化过程，误认为这个过程丝毫不取决于国家暴力或强制性权力。但是，……，自由市场绝不是自由与自发过程的产物，它是国家力量的产物。……它不是无数的无计划的自发变化和增量的堆积，而是国家治国之道和意志的体现。”[27]
参考文献及尾注：
[1]【美】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徐轶杰、杨燕 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第147页。
[2]【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冯刚、刘阳 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第11-1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65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183页。
[5] 约翰•布鲁尔：《权力的支柱：战争、金钱与英国的崛起，1688-1783》第45页
[6] 参见Julian Hoppit, “Patterns of Parliamentary Legislation, 1660-1800,” History Journal, vol. 39, pp.109-131; cited in Robert Allen (2009, p.5),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
[7] 这一禁令的本意是保护英国的羊毛纺织业和其国内市场。
[8]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一卷，第861页。
[9]【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 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四章，第50页。
[10]【英】约翰·邓恩,“在这一点中国与西方形成最鲜明对比，中国何以做到？” 观察者网 2024-10-16 08:33
[11] 参见万军民：鸦片贸易与大分流（手稿），Opium Trade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manuscript, 2025年，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院。
[12]【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英国德现代化历程》（第二版），中央编译出版社，梅俊杰 译，2017年，第43页。
[13]【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英国德现代化历程》（第二版），中央编译出版社，梅俊杰 译，2017年，第43页，脚注1。
[14] 这背后的政治经济学底层逻辑的详细分析，参见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
[15] 转引自 David Landes 1999, p234. (Landes, David 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99. )
[16]【美】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徐轶杰、杨燕 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第143、147页。
[17]【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 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0、64页。
[18]【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 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0、64、81页。括号里面的字为作者所加。
[19] 马克思1848年《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445页。
[20] 既然工业化是民族生死、国家存亡的关键，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枪炮工业或者与海军造船业？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枪炮工业，不等于一个国家不需要首先发展枪炮工业，只不过枪炮工业不可能率先实现机器化大生产。事实上英国在爆发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已经通过百年积累成为欧洲军事工业的领头羊。然后工业革命又反哺军事工业，使得英国在19世纪成为超级军事强权与海上霸主。工业革命的特点是用机器代替人力，而枪炮工业的生产工艺太复杂，不可能一开始就被机器取代。而纺织业之所以能够成为率先爆发工业革命的产业，恰好是因为纺织业能够被轻易地拆解为好多个不同的生产环节，其中每一个环节都是极其简单、轻便的重复劳动，不需要重体力，妇女和小孩都可以胜任。正是这样的特点使得纺织业成为最早被机器取代的产业。
[21]【美】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徐轶杰、杨燕 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第147页。
[22] 【美】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徐轶杰、杨燕 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第140页。
[23] 【美】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徐轶杰、杨燕 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第140-141页。
[24] 参见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第八章，商务印书馆，2011年。
[25]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0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1-133页。
[27]【英】约翰•格雷：《哈耶克论自由》（“后记”），第三版，1998年，文一 译。 参见文一：“当自由主义理论遇到计划经济实践，哈耶克也无法自圆其说” （https://mp.weixin.qq.com/s/04sARwKN4icFL5EDhoQ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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