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国富之道自近代以来始终是一门显学，前有重商主义者的大量小册子，如托马斯·孟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后有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俗称《国富论》。当代则以戴维·S·兰德斯的《国富国穷》最具代表性，而且此书在探寻现代国家“致富之道”外，更研究了作为其镜像的“致穷缘由”。
戴维·S·兰德斯（1924—2013年）是哈佛大学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知名经济史专家，其代表作《国富国穷》因主旨宏大、视野开阔、思想精辟、观点务实，被誉为“新国富论”。英文原版中原有个副标题——“为何有些国家如此富裕，另有些国家如此贫穷”，已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作者的研究旨趣。
《国富国穷》分29章，论述内容堪称巨细无遗。全书时间跨度大，覆盖了15世纪以来的世界近现代历史进程。以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标志，人类不可逆转地走出了彼此孤立的状态，由此揭开了互动递增、变革加速的崭新时代。特别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追求富强更成为现代世界的浩荡潮流。
作者以深邃的洞察力，对关乎现代发展的诸多重大议题进行了深度叩问：自然禀赋究竟如何形塑了各国经济发展的迥异路径？欧洲缘何能在现代化浪潮中一马当先？而综合实力曾占优势的传统中国却未能实现相似的历史性跨越？在海外风云变幻的国际经济竞争中，国家的进退荣辱、霸权的兴废交替背后，究竟隐匿着怎样的底层逻辑？
面对这经纬万端的复杂议题，为探解其中国富国穷的历史奥秘，兰德斯发挥其经济史家之所长，秉持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展开了系统全面的综合研判。他摒弃了单一的经济分析框架，亦不教条地援用现成理论范式，而是以实证为根基，灵活融通多维视角和多元因素，借以切实解读各国贫富穷通和治乱兴废的内在逻辑。尤为难得的是，他始终秉持举重若轻的笔调，将深邃的学理思考娓娓道来，于严谨中见趣味，于思辨中显通透。
就国富国穷的历史规律，兰德斯首先没有讳言自然条件的重要性。不得不承认，近现代史上的富裕国家，无论是先发崛起的荷、英、法还是后发赶超的美、德、日，多地处温带，坐拥海洋性气候的得天独厚；而贫穷国家往往囿于热带或大陆性气候的先天桎梏。天然禀赋对生产运输条件、人文经济活动等产生了潜移默化且深远持久的塑造力。
兰德斯在考察欧洲率先现代化的过程，特别是在对照其他地区停滞循环的历史后相信，欧洲的列国体系及列国内部的多元结构固然引发频繁冲突，却兼具激发、容纳、存续新异生产力之优长，使种种开拓之举免于沦为政治附庸而遭动辄倾覆之厄。尤其是多元竞争格局下，列国势所必然地相互砥砺、彼此效仿，客观上有助于激励创新，正是这些因素构筑了现代财富之路的坚实根基。
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地理大发现中冲在前列，攫取广袤富饶的大片殖民地。然而，宗教上的不宽容和社会经济领域的非理性取向，令这份骤获的巨富旋即消散。足见国之贫富实乃经济与非经济多重因素交织作用之结果。兰德斯认为，要赢得可持续的富强，有赖于良好的制度和适宜的文化——前者以自由市场构建和产权保护方面的制度设计为核心，后者则以理性、务实的价值观为关键。
英国能够率先点燃工业革命的火种，实乃多元有利因素耦合共振的必然结果，突出因素就是重商主义——涵盖政府适度干预、招徕生产要素、呵护幼稚产业、推行进口替代、争夺海外市场等积极举措，自由贸易不过是产业竞争力臻于强盛后的政策工具。
在论述后发国的赶超问题时，兰德斯借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后来居上等案例，强调了系统知识学习的重要性。早期的领先者或许有从容余裕，尚能经验主义地“在干中学”，但随后的赶超者要想竞争成功，就只能有计划地吸纳与推广知识。继法国率先开办土木工程和工艺制造类工科学校后，德国更是兴办了一批技术学校、管理学校，且在综合大学内加强科学教育和实验研究，从而能在化工等新兴产业部门一马当先。这种体制化的大规模知识学习和创新实践跟某些欠发达社会的故步自封和归咎于外形成了鲜明对照，实乃当今国富战略中的核心要务。
总之，戴维·S·兰德斯就“国富国穷”问题提供了众多历史启示，值得我们悉心借鉴。（作者朱奕颖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助理；徐雅卿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助理研究员）
《国富国穷》
戴维·S·兰德斯 著
新华出版社
原标题：《国富国穷，藏在经济史里的贫富密码》
栏目主编：王一
文字编辑：王一
本文作者：朱奕颖 徐雅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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