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爸这辈子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老子当兵出来的，不信命。”
可他后来却把一个陌生司机的话，当成半辈子的念想。
那年夏天洪水滔天，我爸让那司机在家白吃白喝了五天。
那人临走时，扒着车窗冲我爸喊：“大哥，信我的，今年你家准有好事！”
后来我爸真摊上事了，摊上的是要命的大事。
全家都以为那句“好事”是个天大的笑话时，一件更邪门的事发生了……
1995年的夏天，像个被戳破了底的水缸，雨水没完没了地往下倒。
我们家住在国道边上，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镇子口。
我爸李卫国在路边开了个机修铺，名字也跟他的人一样，硬邦邦的，叫“卫国机修铺”。铺子后面隔着一堵墙，就是我们家的三间平房。
那雨下了三天三夜，一开始是滴滴答答，后来就变成了哗啦啦，最后干脆像有人在天上用盆往下泼。
铺子门口的国道上，积水混着黄泥，已经能没过脚脖子。
收音机里那个声音甜腻的女播音员，语气也一天比一天严肃，说上游的水库顶不住了，准备泄洪，几十公里外的老石桥随时可能封路。
我爸听着广播，一句话不说，只是蹲在门口，一根接一根地抽着两块钱一包的“大前门”。
烟雾混着潮湿的水汽，把他那张被机油和岁月刻出沟壑的脸，熏得更加模糊。
他是个退伍兵，脾气跟茅坑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
平时话不多，但铺子里那些叮当作响的铁家伙，在他手里就跟活过来似的。
南来北往的大车司机，都知道国道边上有个姓李的师傅，手艺好，不坑人。
雨最大的那个傍晚，天色黑得像一块浸了墨的破布。
我正趴在窗户上看外面水花四溅，一束刺眼的车灯光由远及近，伴随着“吭哧吭哧”的嘶吼，最后“嗝”的一声，死在了我们家铺子门口。
那是一辆半旧的东风大卡车，车头蓝得发白，像个疲惫的巨兽。
一个高大的男人从驾驶室里跳下来，雨水瞬间就把他浇成了落汤鸡。
他一头冲进我们铺子的雨棚下，抹了一把脸上的水，露出一脸的络腮胡子，看着有点凶。
“师傅，劳驾，车坏了，帮着瞧瞧！”他嗓门很大，带着一股子外地口音。
我爸把手里的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解放鞋的鞋底狠狠碾了碾，连雨衣都没披，直接就走进了雨里。他不喜欢在干活的时候废话。
我妈王秀芹从里屋探出头，看了一眼外面那个浑身往下滴水的壮汉，又看了一眼已经被雨水打湿半个身子的我爸，嘴里开始小声地嘟囔：“这鬼天气，还往外跑，钱比命还重要……”
我爸没理她。他钻到车底下，没一会儿就满身油污地钻了出来，手里拿着个什么零件，对那个司机说：“小毛病，点火线圈受潮了，我给你换个。”
司机松了一口气，连声道谢。
我爸手脚麻利，不到半小时，那辆东风大卡车就重新发出了轰鸣。司机从口袋里掏钱，我爸摆了摆手：“不急。”
他指了指国道尽头的方向，那里的红蓝警灯在一片昏暗中闪烁。
“别想了，路封了。老石桥那边已经拉了警戒线，耗子都别想过去。”
司机的脸“唰”一下就白了。他急得在原地打转，嘴里念叨着：“这可咋办？这可咋办？一车布料，等着送去省城厂里开工的，要是耽搁了……”
他叫老K，我们后来都这么叫他。他问我爸，这附近有没有旅馆能落脚。
我爸又点上一根烟，吸了一口，吐出的烟圈被风雨瞬间吹散。他瞅了瞅老K那张快要哭出来的脸，又瞅了瞅外面似乎永远不会停的暴雨。
“住啥旅馆？那玩意儿死贵。路通还得几天，先住我家吧。”我爸说得轻描淡写，好像只是邀请人进屋喝口水。
老K愣住了。
里屋的我妈也愣住了，她快步走出来，想说什么，但我爸回过头，用一种不容置疑的眼神看了她一眼。
我妈张了张嘴，最后还是把话咽了回去，转身进屋时，锅铲被她扔进铁锅里，发出“哐当”一声巨响。
老K就这么在我们家住了下来。
一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突然成了家里的第五口人（我们家还有一条叫“黑子”的土狗），我妈的心里就像被塞了一团湿棉花，堵得慌。
头两天，家里的气氛很微妙。
我妈是典型的家庭妇女，精明，会算计。我们家不富裕，每一分钱都得掰成两半花。突然多了一个饭量顶我两个的壮汉，她嘴上不说，但脸上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
吃饭的时候，她会故意把盛着红烧肉的盘子往我和我爸这边挪一挪。给老K盛米饭的时候，勺子总是在锅里刮得“刺啦”响，好像在控诉这个不请自来的食客。
“石头，多吃点肉，读书费脑子。”她一边给我夹菜，一边用眼角的余光瞟着老K。
老K是个明白人。他扒拉着碗里的白饭，就着点咸菜，吃得很快，也不怎么夹菜。
吃完饭，他就抢着收拾碗筷，要去洗碗，被我妈一句“用不着，你一个大男人洗不干净”给挡了回来。
他有些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高大的身材在不算宽敞的厨房里显得特别碍事。
但他很勤快，或者说，他不想白吃白喝。
第二天一早，他就爬上房顶，把我爸还没来得及修补的、被风刮松的石棉瓦给重新固定好。
院子里被雨水冲得乱七八糟的杂物，也被他收拾得整整齐齐。
他还从他那辆宝贝大卡车的驾驶室里，拎出两个在当时看来金贵得不得了的水果罐头，非要塞给我。
“石头，叔叔给你吃，甜。”他咧嘴一笑，露出一口被烟熏得发黄的牙。
我妈看见了，撇了撇嘴，没说话。
我爸跟老K倒是很投缘。
我爸不爱说话，老K的话也不多。但两个男人凑在一起，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他们会一人拿个小马扎，蹲在铺子的屋檐下，看着外面的雨幕抽烟。
“你这东风140，发动机还行，就是这化油器容易出毛病，尤其怕水。”我爸说。
“可不是嘛，大哥。这趟出来就觉得不对劲，没想到真撂挑子了。还是你手艺高。”老K恭维道。
“跑哪条线的？”
“南边，拉布料，去省城。”
“那可够远的。”
他们聊柴油机的构造，聊哪个牌子的轮胎耐磨，聊南方的梅雨有多烦人，北方的冬天有多冻耳朵。
老K说他有一次在内蒙古的大雪地里陷车，差点冻死，是路过的一户牧民救了他。我爸就说起他在部队里，冬天在边境线上站岗，眉毛胡子上全是冰碴子。
那些故事，像雨天里潮湿的柴火，冒着烟，不旺，但暖和。
我喜欢听老K讲他走南闯北的见闻。他说在广州看到过那么高的楼，一眼望不到顶；他说在上海吃过一种叫“奶油蛋糕”的东西，甜得发腻；他说他见过沙漠里的海市蜃楼，跟真的一模一样。
这些东西，对我这个连县城都没去过几次的小孩来说，比书本上的故事还要吸引人。
老K在我们家住了五天。
这五天里，洪水慢慢退去，我妈的脸色也渐渐缓和。她发现这个络腮胡子的大个子，看着凶，其实人很实在。
他会陪我爸喝两杯最便宜的二锅头，会用一副油腻腻的扑克牌给我变一些蹩脚的戏法，逗得我哈哈大笑。他甚至还帮我妈把院子里那口沉重的水缸挪了个位置。
他就像一个临时住在家里的远房亲戚，带着一身的风尘和江湖气，却意外地融入了我们这个被雨水围困的小家庭。
第五天下午，广播里说，国道全线抢通了。
老K该走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厚厚一沓钱，有十块的，有五十的，甚至还有一张一百的“大团结”，皱巴巴的，被汗浸过。他把钱硬往我爸手里塞。
“大哥，这几天多谢了！这是修车钱，还有这几天的饭钱、住宿费，你一定得收下！”
我爸的脸“唰”地就拉了下来，跟修车时扳手拧不动螺丝一个表情。
“你这是干啥？看不起我李卫国？”他把老K的手推回去，力气很大，“出门在外，谁还没个难处？你要是认我这个大哥，就把钱收回去。再跟我提钱，就当没认识过！”
我爸的倔脾气上来了，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老K攥着钱，看着我爸那张黑着脸的脸，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他一个走南闯北的大老爷们，眼圈竟然有点红了。
他把钱收回口袋，没再坚持。他重重地拍了拍我爸的肩膀，那力道，像是要把这几天的恩情都拍进去。
“大哥，啥也不说了，都在心里。”
他转身上了车，发动了那辆东风大卡车。发动机的轰鸣声再次响起，但这次，它不再是嘶吼，而是充满了力量。
车子缓缓驶上国道，老K从驾驶室里探出头，外面雨后的阳光照在他脸上，他那张络腮胡子的脸，表情异常严肃。
他冲着我爸大声喊：“大哥，你这人我认下了！记着我的话，今年之内，你家里准有好事临门！”
说完，他一踩油门，大卡车喷出一股黑烟，汇入了川流不息的车流，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小黑点，消失在了国道的尽头。
老K走了，生活像退了水的河床，露出了它本来的样子，平淡，琐碎。
那句“今年之内，家里准有好事临门”的话，成了我们家饭桌上偶尔的笑料。
我妈一边择着韭菜一边说：“听听，人家就是客气客气，你还真信啊？好事？咱家能有啥好事？你能少抽两包烟，就算是天大的好事了。”
我爸哼一声，不搭理她，低头继续擦拭他的宝贝扳手。
秋天的时候，镇上的中学搞作文比赛，我写了一篇《我的爸爸》，讲他怎么修好了县里领导下乡时抛锚的伏尔加轿车，还拒绝了人家送的烟酒。
这篇文章稀里糊涂地拿了个全县一等奖，奖品是一支崭新的英雄牌钢笔。
我妈高兴坏了，在饭桌上又提起了老K。
“哎，你看看，石头拿奖了！这算不算老K说的好事临门啊？”她笑得合不拢嘴，仿佛那支钢笔是金子做的。
全家都笑了，我爸嘴角也难得地向上翘了翘。
谁也没把那个夏天的萍水相逢和那句临别赠言真往心里去。它就像一颗扔进水里的石子，荡起一圈涟漪后，就沉入了记忆的河底。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天气渐渐转凉，国道两旁的白杨树叶子，从绿色变成黄色，最后被一阵秋风吹得干干净净。
入冬以后，我爸开始咳嗽。
一开始是几声干咳，像嗓子里卡了根头发。我妈让他去镇上的卫生院看看，他总说没事，抽烟抽多了，老毛病。
他从兜里摸出一把甘草片，嚼几片，就算是治病了。
但那咳嗽却越来越厉害，尤其到了晚上，他会咳得整个床板都在震动，撕心裂肺的，好像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
他的饭量也越来越小，以前能吃三大碗米饭的汉子，现在连一碗都吃不下了。
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瘦了下去，颧骨高高地凸起，眼窝深陷，脸色也变得灰败，像是被霜打过的茄子。
铺子里的活他也渐渐干不动了，以前能轻松举起的发动机，现在要费好大的劲。
有时候，他会一个人坐在铺子门口，对着国道发呆，一坐就是一下午，手里的烟燃尽了，烫到手指才惊醒过来。
我妈终于急了，连哭带闹地逼着他去了县医院。
我陪着他们一起去的。县医院里那股浓重的来苏水味道，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爸拍了胸片，又抽了血。我们坐在走廊冰冷的长椅上，等着结果。
时间过得特别慢。
最后，一个戴着白口罩的医生把我妈叫进了他的办公室。过了很久，我妈才出来，她的眼睛红肿得像两个核桃，走路都有些摇晃。
她没说话，只是死死地抓着我爸的手。
回家的路上，三个人一路沉默。
直到进了家门，我妈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哭得瘫倒在地上。
“肺上……肺上有个阴影……”她断断续续地说着，“医生说……说……是恶性的……”
“恶性”这两个字，像两把淬了毒的锥子，狠狠地扎进了我们家的心脏。
我爸这个一辈子没向任何人低过头的倔强汉子，在听到这两个字的瞬间，整个人都垮了。他没有哭，也没有说话，只是慢慢地走到院子里，蹲了下来。
他从口袋里摸出烟和火柴，手抖得厉害，划了好几次才点着。
他就那么蹲在冬日惨白的阳光下，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脚下很快就落了一地烟头。
他的背影，佝偻着，像一座被风蚀了千年的石像，充满了无尽的萧索和死气。
县医院的医生建议我们立刻去省城的大医院确诊手术，但又很含蓄地告诉我们，这个病的治疗费用，是个无底洞。
“先准备个五六万吧，光手术费就得不少，后续的化疗……更是花钱的地方。”
五六万。
在1995年，对于我们这个靠着修车铺勉强糊口的家庭来说，这是一个足以把人压垮的天文数字。
我们家所有的存款加起来，还不到五千块。
绝望，像冬天里凝结的冰，迅速冻住了整个家。
我妈不再唠叨了，她整天以泪洗面，偷偷地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翻了出来，一件件地数，一边数一边哭。
我爸则彻底放弃了自己，他不再去铺子，也不再吃饭，只是沉默地坐着，抽烟，咳嗽。
那个夏天，老K那句“好事临门”的豪言壮语，此刻在死寂的空气中回响，听起来像一个无比巨大、无比恶毒的讽刺。
什么好事临门？这分明是厄运砸门。
家里能借钱的亲戚都找遍了，东拼西凑，也不过几千块钱，对于那笔巨额的医疗费来说，杯水车薪。
我爸彻底死了心。
一天晚上，他把我妈叫到跟前，声音沙哑地说：“别折腾了，这就是命。把那点钱留着，给石头以后上学用。我这身子骨，自己清楚，别白花那冤枉钱了。”
我妈疯了一样地捶打他：“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你是一家之主！你倒了，这个家就塌了！”
哭声，吵闹声，咳嗽声，混杂在一起，成了那年冬天我们家唯一的背景音。
就在全家都陷入一片黑暗，连一丝光都看不到的时候。一天下午，镇上的邮递员骑着他那辆叮当作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在铺子门口停了下来。
“李卫国！有你的信！省城来的，加急！”
我从邮递员手里接过信，信封很厚，沉甸甸的。上面没有写寄信人的名字，只有一个陌生的公司地址和烫金的抬头。
我把信递给我妈。
我妈颤抖着手拆开信封，里面的东西让所有人都愣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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