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大学文学院
摘 要：《宋元通鉴》陈仁锡和汪昂两种批校本,展现了晚明阅读活动的不同取向。陈仁锡阅读《宋元通鉴》,本着将其打造成天下公器的目的:他在批语中提炼、补充史实,评点历史人物,使之成为士人阅读《宋元通鉴》的导读文本,体现了一个出版家的读者意识;而批语中对名节忠义的渲染,昭示了陈仁锡的阅读活动具有昌明理学、教化士子的文治意图。汪昂阅读《宋元通鉴》,虽将其视作私人的历史读本,获取知识、发表议论,但他在批语中反思理学的个体表达,产生了与时代同频的文化哲思,反映了私域阅读中内化的公共议题和儒家士子的天下关怀。得益于出版业的繁荣,商业逻辑催生了各类批校本的出版,不过私利之外亦有知识服务的共同指向。这两种阅读活动揭示了晚明阅读史中公与私的复杂辩证与义利之辨的价值核心。
关键词：晚明; 《宋元通鉴》; 陈仁锡; 汪昂; 批校; 阅读史
《宋元通鉴》是明代薛应旂(1500—1575)编写的一部史书,凡157卷,自嘉靖四十五年(1566)薛应旂将其刊刻出版后,成为当时士子了解学习宋元史事的重要典籍。明代张居正、陈仁锡、顾锡畴、汪昂等人都曾阅读此书,其中,陈仁锡、汪昂批校了《宋元通鉴》。陈仁锡(1581—1636)于天启六年(1626)阅读此书,并将5100余条批语随文刊刻。汪昂(1615—1695)在1644年之前阅读薛应旂刻本,手自批阅留下600余条批语。
阅读史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历史上真实读者的阅读实践和阐释策略,以及真实阅读行为与社会历史环境的互动关系。批校本是开展阅读史研究的重要材料。《宋元通鉴》陈仁锡、汪昂两种批校本在阅读史研究领域具有典型性和独特性。典型性在于前者属于官方阶层的阅读活动,后者代表一般士人的阅读活动。韦胤宗总结阅读史专书研究的思路:以一部书为中心,搜集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读者对这部书的批校,借以了解书籍的社会接受情况和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思想、信仰与知识构成。陈仁锡阅读《宋元通鉴》时任翰林编修,汪昂为江南儒生,同一时期不同身份的两个读者阅读同一著作有何思想差异?《宋元通鉴》批校本即可为晚明阅读史研究提供个案视角。独特性在于前者是经刊刻出版的批校本,后者为稀见的手批本,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批校最本质的特征是手写,手稿是比出版品更真实可靠的阅读反应,站在私密阅读的角度来讲确是如此,因为私密批校的公开出版难免会经过雕琢。但如果批校行为以出版为目的则不同,陈仁锡以出版为动机批校《宋元通鉴》则是一种公开阅读活动。对比两种批校本的差异,可以窥见批校这一阅读活动在明末的文化内涵与阅读史研究价值。
一、公共与私人:批语中的读者意识与自我空间
阅读史上的批校,一般被看作是私人的阅读活动。汪批本卷首有“海阳讱庵汪昂评阅”诸字,陈仁锡自序也有“渡黄河,舟中暑剧,日夜披读”的交代及“陈仁锡印”的钤印,皆说明了评阅人的唯一性。但是刊刻出版与手批私藏,在授受关系上有明显的不同,前者是大众阅读的商品,后者是自我阅读的藏品。
陈仁锡在阅读《宋元通鉴》时,是否已经有意将自己的阅读活动通过刊刻方式公开,可从陈氏自序略窥一二。陈氏序中指明了批语的三大主题,一为细数有宋之弊病“详之简端”;二为严讨“胡元奸窜大统”和仕元之大贼;三为采择“慎纪灾异及治京东水利”。根据序中“君子监诸”、“予故严讨之”等动机表述,不排除陈仁锡选择《宋元通鉴》阅读、批注、出版,是希望广而告之达到“通鉴”的目的。《宋元通鉴》出版前一年即天启五年,陈仁锡评阅并出版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其作序言:“予阅《鉴》毕,殚心宋史,旁及辽金元”,“而尤善毗陵薛公应旂本”。《资治通鉴》记载史事,止于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为接续其后之史事,陈仁锡读罢《资治通鉴》,选定了薛应旂所著《宋元通鉴》。可见陈仁锡刊刻薛应旂《宋元通鉴》应是有计划的出版行为,批校《宋元通鉴》也是有计划的阅读活动。
因为具有面向读者的意识,陈仁锡的阅读活动便与汪昂不同,批语呈现的面貌也就有所不同。如陈氏序中所言“至其慎纪灾异及治京东水利仍不废采择云”。实际上其“采择”的内容主要是典章制度、国家治理两方面,前者有:“定乐”、“度田”、“殿试”、“定储”、“庙礼”、“兵制”、“保甲”、“丧礼”、“历”、“乐”、“税务”、“谥”、“救荒”、“吏治”、“处分”、“科举”、“赈”、“覆考”、“役法”。后者有:“禁私铸”、“禁淫祀”、“给学田”、“惩酷吏”、“恤畿民”、“治私书”、“重学官”、“浚运河”、“诛奸细”、“开围田”、“募民兵”、“河源”、“海运”、“水利”、“京畿水利”、“浚河社仓”。以上所列仅为陈氏批语的冰山一隅。汪昂同样也有“采择”,约十处:“兵样”、“江冻”、“山飞”、“常平仓”、“宦者典兵”、“糊名考校”、“两月并见”、“给学由始此”、“有星如月”、“天赤如血”。可知典章制度、国家治理也是汪昂关注的内容,但远不及陈仁锡批语的涉及面广。汪昂的批语是知识性的笔记,标注自己阅读所得;陈仁锡的批语则是指示性的标记,提醒读者需要关注的各类知识。
陈仁锡还在阅读过程中总结评价历史事件,批语包括有:(1)人事任免:“出范镇”、“贬孙觉”、“贬公著”、“罢彦博”、“吕大防荐贤”、“立太子”、“召苏轼”、“起司马光”。(2)军事行动:“伐江南”、“夏人再举复仇之师”、“定戍卒”、“攻交阯”、“辽史议界”、“议疆”、“戍军”、“宿州之捷”、“金不受高丽叛降”、“沙世坚讨蛮”、“李燔平寇”、“大安之捷”、“张汜死战”、“叛将谋献地”、“议弃泗州”。(3)其他事件:“契丹来贡”、“重修实录”、“契丹废后”、“洪迈父子使命”、“子健复仇”、“显忠宏渊不协”、“假作御笔”、“黄廉茶政”、“夏人请地”、“金女真称帝”、“金人杀高永昌取东京南路”、“毁先贤集”、“太后听政”。这些批语高度概括史事并蕴藏褒贬,这种处理方式与《资治通鉴纲目》异曲同工。《资治通鉴纲目》为朱熹改编《资治通鉴》而作,《资治通鉴》浩繁难读,朱熹依据《春秋》、《左传》创立纲目体,“盖表岁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而分注以备言”。“大书以提要”即撮其旨要而为纲,改编后“凡若干卷,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检阅,自备遗忘而已”。便于检索阅读是《资治通鉴纲目》的一大特点。陈仁锡也注意到《通鉴》难读的问题,他在评阅《资治通鉴》时自言:“仁锡忧居以来,杜户卒业,窃比于公,抑感温公言:‘览者未终一纸,已欠伸思睡,能读之终篇,惟王益柔尔。’于是探索钩致,就其宏钜关键,略为提掇,俾阅《鉴》而又阅胡注,别树赤帜,阅评《鉴》而又阅评注,别开青眼。”陈仁锡以批语的形式,使其刻印之《宋元通鉴》具备了和《资治通鉴纲目》一样的便于检索阅读的效果。
陈仁锡的批语还具有指点阅读之功用。《宋元通鉴》卷三十一载程颢进说神宗一事:“(程颢)前后进说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才为先,不饰辞辨,务以诚意感悟人主。”陈仁锡批:“诸公皆用意气忿激,淳公独敷陈古先,字字药时,又字字不犯时,诸公用毒,淳公用补。读者须开眼,勿作一篇道学文字读过。”陈仁锡提醒读者,此处史事的价值除了道学思想,还需注意程颢进言的章法,如何敷陈、如何药时而不犯时、如何用补而不用毒才是阅读关键。陈仁锡评阅《宋元通鉴》,力图把自己的批语打造成帮助士人阅读《宋元通鉴》的文本工具,汪昂则没有这样的想法。
两者批语的差异还体现在对史事缺漏的处理上。汪昂批语常指明缺漏,不做增补,如《宋元通鉴》卷十九,薛应旂述及康定元年(1040)知枢密院事王鬷、陈执中、同知枢密院事张观并罢一事,汪昂评:“此等事大,为史中生危,当全录,不当节约之。”汪昂既觉疏漏,却未增补,何为全貌,读之茫然。陈仁锡则在批语中补充史事,如康定元年,韩琦西北御夏前夕,《宋元通鉴》载韩琦向仁宗力荐被贬至越州的范仲淹,仅寥寥几语。韩、范二人后来守边有功,名重一时,理应书之,但韩琦谏言远不止此。薛氏如此安排或有褒贬之意,或有疏漏之嫌,但作为评阅人的陈仁锡显然对此记述并不满意。因此不吝笔墨,将韩琦谏言大书特书。陈仁锡补充了三段韩琦谏言,其中两处展现韩琦的军事指挥,一处述及郭尊骁勇事迹,以及受到皇帝嘉奖诸事,谏言涉及韩琦、郭尊二人的军事才干。薛应旂未书此事,陈仁锡不禁发问“何不载耶”,并详细补录,这与汪昂点到为止的处理方式殊为不同。
陈仁锡、汪昂虽然同为批校式阅读,但却代表了晚明两种不同的阅读活动。在朝做官的陈仁锡,也是当时的出版家,刊刻了大量经史古文,他深知如何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一方面选取批校这种大众已经广泛接受的阅读方式,另一方面有意识地将作为第三方的读者纳入到自己的阅读活动中。陈仁锡并非普通的书商,明末清初士人归庄评价其云:“其于书史,则饮食寤寐于斯,至老不倦。所编纂如《皇明世法录》、《经济八编》、《续大学衍义》、《赋役全书》、《潜确类书》皆有裨庙谟,便于后学。经学有《四书语录》、《羲经易简录》、《渊天绍易》等书,所批阅评选者,如《资治通鉴》尝进御览,余如《三史》、《纲目》、《五经》、《周礼》、《性理》、《古文奇赏》等书,动数十百卷。”可见陈仁锡喜好读书,其编纂批阅诸书,的确具备有助于士人、有资于政事的社会功能。
二、官方与民间:批语中的教化意识与个体思想
汪昂在《宋元通鉴》之《义例》中批写道:“读书岂可无论人论世之识。”陈、汪二人阅读《宋元通鉴》留下大量史论,这些史论正可反映他们的价值立场与思想世界。陈仁锡阅读《宋元通鉴》时,已经编纂出版了多部书籍,正服阙复官北上回京,不久又任经筵日讲官。汪昂是徽商后裔,与经营“还读斋”书坊的汪琪是叔侄关系,但其在以医学闻名前,除了批点《宋元通鉴》,没有留下其他笔墨。身居庙堂的陈仁锡和远在江湖的汪昂的阅读活动体现了不同价值导向。
《宋元通鉴》载徐积生平:“六月庚午,赐楚州徐积粟帛。积事亲孝,旦夕必冠带定省。从胡瑗学,所居一室寒一裘,啜粟饮水,虽瑗遗以食,亦不受。以父名石,至终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则避而不践,中年屏居穷里,而四方无不知。”徐积以孝节闻名于世,《宋史》、《宋元学案》皆有传。陈仁锡评价“徐积笃行”,认为徐积这位五百年来被历代史家书写的道德典范,应当是被称颂的对象,值得他在读至此处时特为批点。汪昂则曰“岂有此理”,汪氏此批是对“徐积避石”一事的阅读反应,徐积在谨守封建伦常上的偏执行为触动了汪昂的神经,这种极端的道德轨范在汪昂看来难以接受。乍一看,两处批语的差异似乎由陈、汪二人不同的孝节观念而引发,但如果将其置于批校《宋元通鉴》这一阅读活动上分析,就很难说他们只是观念分歧。陈、汪二人不同的阅读反应,或与他们不同的阅读立场有关。
“笃行”二字,在《宋元通鉴》陈仁锡批语中共出现五次。除徐积外,陈仁锡评价为“笃行”的还有“范仲淹置义庄于苏州以赡贫族”、“李初平卒于郴州,子幼,周敦颐为护其丧归葬之”、“(大长公主)居夫丧,衰麻未尝去身。服除,不复御鲜华”、“吉州司理参军祝绅幼孤,鞠于兄嫂。已尝为嫂持服,及兄丧,又请解官持丧”,陈氏所批点的皆是持丧守节、怜贫惜老、有节有义之人。《宋元通鉴》元纪起始处,陈仁锡批语云:“以宋元并称,不得已也。余故于其绝灭纲常之事、双标之痛,驳之以戒万世,俾犬羊知警。”所谓“驳之戒万世”、“俾犬羊知警”,充分表明了陈仁锡的意图,即通过批语强化“通鉴”的效用。
对仕元之辈,陈仁锡甚驳之。《宋元通鉴》载至元十七年(1280)“丁亥许衡致士”,陈仁锡读之批曰:“许衡仕元,可羞”。许衡原为金人,陈仁锡认为许衡仕元,绝非忠义之士。《宋元通鉴》又载许衡生平:“家人祀先,衡曰:‘吾一日未死,敢不躬祀。’”陈仁锡痛批:“知祖宗,不知华夷。”许衡死后从祀孔庙,陈仁锡云:“澄、衡从祀,万万不可。”澄指吴澄,南宋崇仁县人,入元后奉召为国子监丞,与许衡同为元代大儒。孔庙从祀制度秉承“崇德报功”的原则,意在表彰孔门弟子及后世儒家接续儒学“道统”者。该制度影响着“‘天下后世’无数未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形式和理想行为规范”。陈仁锡认为许衡华夷不辨,有失圣人之教,让许衡等人从祀孔庙成为士人的文化信仰是绝对不可以的。南宋赵孟頫,本为宋室宗亲,宋亡后隐居,《宋元通鉴》载至元二十三年“钜夫复荐赵孟頫及张伯淳等二十余人,帝皆擢用之”。陈仁锡批曰:“孟頫以宗室仕元,尤可羞。”忽必烈曾问赵孟頫:“汝赵太祖孙邪?太宗孙邪?”赵对曰:“臣太祖十一世孙。”又问:“太祖行事汝知之乎?”赵孟頫谢不知。陈仁锡连批两处:“羞死”、“知之岂有仕仇之理”,表明对仕元之人的愤恨与不可数典忘祖的价值主张。
不难看出,陈仁锡对范仲淹、周敦颐等“笃行之人”是正向评价,对许衡、赵孟頫等“仕元之人”是负面评价,标准就是忠义名节。陈仁锡评阅《资治通鉴》之《凡例》曾提及一例,“贤能书额,一节亦录,改节书‘某人不终’”,贤能的人、节行如一的人,将其姓名直录其上,节行有变则书其“不终”。如徇私枉法者,赵普、王著、宋琪诸人;畏战失地者,李继勋、王超诸人;曲意逢迎者,王旦、晏殊诸人;卸甲降元者,吴浚、翟国秀、凌震诸人,皆为“不终”。凡“不终”者,背道行事,名节有损,共计102人。凡以身殉国、战死沙场者,陈仁锡则称“某人死节”。《宋元通鉴》所载四百年间忠义名节之士,批语所及有名有姓之死节者共211人,如“秦传序死节”、“李若水死节”、“赵卯发死节”等。又有“李雄父子”、“钟倩全族”、“向子韶一门”、“孙昂及士族”、“杜氏一门及宾客”、“孛木鲁及军士五百”、“梦唐老及二子”、“赵淮及妾室”、“宋应龙夫妇”、“陈文龙母子”、“韩建一家”诸批,举家、全军死节者,陈仁锡亦未落下。
推崇名节为儒家道统,宋室南渡后又通过理学在政治上得到强化,朱熹言:“宜鉴既往之失,深以明人伦、励名节为先务,而又博求魁磊骨骾、沈正不回之士,置之朝廷,使之平居无事,正色立朝,则奸萌逆节销伏于冥冥之中。一朝有缓急,则奋不顾身以抗大难,亦足以御危辱凌暴之侮,则庶几乎神器尊严而基祚强固矣。”朱子认为宣扬个人名节对维护国家社稷具有重要意义。陈仁锡阅读《宋元通鉴》时,正值明代处于政治昏乱、党争激烈、士风不修之际,陈仁锡有感于“时文习衰靡,慨然以倡明理学为己任”,其任经筵日讲官期间直讲四书,亦多规正之语。又陆续编纂《重订古周礼》、《经世八编类纂》、《皇明世法录》等著作。陈仁锡曾作遗命,上《世法录》于天子曰:“臣之报主尽在是已。”显然自诩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守卫者,他在批语中极力渲染个人名节,应当是其昌明理学的重要一端。
反观汪批,汪昂在读至宋元易代时,没有关于夷夏之防的批语,也未见其对宋臣仕元、忠义名节之人的贬褒之辞。相反,他在阅读过程中表达了不少游离于官方话语之外的个体反思,其中与陈仁锡最明显的分歧在于对理学的态度。当陈氏不遗余力呐喊“参知甚小,廉耻甚大”的时候,汪昂则在进行理学反思。前述关于“徐积孝行”的评价,已然可见汪昂的倾向。程朱理学作为明王朝的官方哲学,要求人们追寻终极本原而超越世俗世界,执“道心”而弃“人欲”。不过,自明万历年间起,王阳明心学在社会上风靡开来。王学认为心即理也,无需借助外在伦理道德的约束,强调内心的自我完足。理学与心学的主要分歧即在于此。诸如徐积避石此类典范样本,被历史书写强化后,就像官方训诫的教条,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读者的道德践履。被王氏心学浸染了一百年之后的士人在令人窒息的道德规约中逐渐苏醒,汪昂一句“岂有此理”即是这种思想解放的具体表露。
汪昂更明确表达了对天理人欲关系的反思。《宋元通鉴》载淳熙十五年(1188)朱子登对称:“愿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顷,则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耶?为人欲耶?果天理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闭;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但朱子所言,汪昂不以为然:“执理之过,便是人欲,执之愈坚,则其害愈大,儒者各是其是,岂不自谓天理,抑知此即人欲之横流乎,朱子亦未免此病,疏中之言恐未尽也。”追求极致的天理是一种过激行为,其背后恰恰是人欲的驱使,汪昂辩证地看到了朱子学说的症结,并批评朱子自陷其中。此批语虽是汪昂的阅读感悟,但也是晚明士人的一种较普遍的意识。实际上晚明名儒祝世禄也有过相似的表述:“人知纵欲之过,不知执理之过,执理是是非种子,是非是利害种子。理本虚圆,执之太坚,翻成理障。”此种天理人欲相统一的论断,在明中叶李贽之后逐渐出现,构成了汪昂开展阅读活动的思想环境,也为汪昂提供了反思理学的思想资源。
这种反思不仅针对理学,也包括理学思想的“追随者”。景定五年(1264)冬,宋理宗病逝。汪昂感言:“理宗有真貌而不能用,乃远慕程、朱,徒慕其名耳。吾于修身治国、任贤远佞之道,犹之未也。以斯为理,是何理乎?”在汪昂看来,宋理宗推崇理学,视修身治国、任贤远佞于不顾,徒慕其名而未得其实。可见,统治者对思想工具的错误利用也是汪昂反思的问题所在。
当然,汪昂也并非程朱理学的全盘否定者,他在批语中表达过对程颢学说的赞赏。《宋元通鉴》载程颢《定性书》,程子此篇回答了张载关于如何定性的疑问,是理学史上的名篇,汪昂评曰:“程子此论甚精,乃千年绝学,方山录之甚是。”方山即薛应旂,汪昂对薛应旂收录程颢定性之论的做法表示肯定。程颢关于喜怒之正的论断:“夫人之情,易发而难制者,惟怒为甚。第能于怒时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亦可见外诱之不足恶,而于道亦思过半矣。”汪昂读之有感:“此颜子之不迁怒也,言怒而旁哀,乐在其中矣,不迁故常定中节之和,依然未发之中,所谓情还于性也,此孔门心学,故独许颜子千年之后,惟明道得之。”汪昂联想到颜回“不迁怒”正是“情还于性”的结果,此孔门心学唯有程颢得其旨要,评价甚高。
在读者汪昂的眼中,朱子学说不再是不刊之论,朱熹也不再是神坛上不可撼动的至高权威。他在阅读过程中发挥己见,自由地表达着个体的好恶与反思。而陈仁锡的阅读评点则不断强化着官方哲学对士人的约束。两人不同的阅读导向是显而易见的。
三、公私之辨:阅读史研究的一个面向
《宋元通鉴》出版伊始就被赋予了“天下公器”的文化使命。该书问世时,明王朝经历了两百年的发展,经济繁荣,教育昌盛,培养了大批具有阅读能力的人。薛应旂编纂《宋元通鉴》时自言:“于是编凡有关于身心性命之微,礼乐刑政之大,奸良邪正之辨,治乱安危之机,灾祥休咎之征,可以为法,可以为戒者,皆直书备录,其义自见,君臣士庶咸可鉴观,随其所居,各求尽分,匪直可以资治而已。”《宋元通鉴》卷帙浩繁,内容宏富,读者群体上至“君臣”下到“士庶”,薛应旂把阐释接受的权利交还读者,让读者“随其所居,各求尽分”。而晚明众多士人阅读此书,各取所需,在事实上实现了薛应旂预设的文化功能。
陈仁锡阅读、批校、出版《宋元通鉴》,亦接续了此书“天下公器”的文化使命。陈氏不仅效仿《资治通鉴纲目》,将一套易于传播和接受的批点方式进行了充分实践。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深谙史书的教化功能,把批点《宋元通鉴》这类个人阅读行为打造成一种文教方式,付梓刊行,广为传布。其批语中对“仕元之辈”的严厉批判,以及对“忠义名节”的反复表彰,反映了陈仁锡试图通过知识生产介入现实政治、以求扶正士人的道德认同与文化信仰的积极努力,体现了其匡时济世的阅读立场。
汪昂手批本在私域性之外,亦展现了士人对时代公共议题的深刻介入。一方面,汪昂批校《宋元通鉴》,有个人笔记之于公开出版的随性,也有民间话语之于官方立场的反调,无不体现其阅读的私域性。另一方面,汪昂批语亦直指时代思潮的矛盾核心。他对徐积“终身避石”孝行发出“岂有此理”之感叹,这种不同于主流道德叙事的人物评价,透露出晚明官方理学权威摇摇欲坠的社会现实。批语反映的对“天理”与“人欲”关系的个体思考,即使在私域阅读中的思想自主性亦受到晚明心学思潮的强烈影响。
汪昂批语揭示了中国阅读史研究需要关注的角度,即私域阅读中内化的公共议题。与陈仁锡相比,晚明的汪昂毫无疑问是历史的边缘角色,但作为边缘角色的汪昂并未在批语中记录其关乎私人琐事的日常感想。相反,当汪昂在《宋元通鉴》文本之侧批驳朱子之论、反思理宗之失时,他实际上延续了朱熹、王阳明以来的士人议政惯性,即便汪批并未直指明季,然而以史论为政论,素来是士人议政的惯用策略。《宋元通鉴》卷八十一载史浩、张浚论辩国事,汪昂有一处批语:“史浩与张浚反复辩论之言甚多,其理甚长,而《通鉴》与《纲目》皆删而不录,其意盖欲视魏公耳,然何以使观者考镜得哉乎?”据此可知,汪昂在阅读《宋元通鉴》之前,已经读过商辂等人编撰的官修宋元史书《续资治通鉴纲目》。如果只是为了消遣,汪昂大可以阅读当时盛行的历史演义小说,那么他阅读诸多正统历史著作的目的是什么?汪昂此批亦指出史料缺失导致无法“考镜”的问题,所谓考镜即参证借鉴,史浩与张浚辩论的主题是宋室南渡后究竟该固守一隅还是出师北伐,一介平民儒生缘何需要参证借鉴两宋之际的军国大事?可见个人评点也往往暗含天下兴亡的维度,至于权臣奸相、治乱之道、民生利弊,看似随意的眉批,实则根植于儒家思想中的家国传统。汪昂在入清前致力于科举,曾考中处州府庠廪生,多年儒家道统的洗礼不可能不知“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理想,汪昂手批本的特殊价值即在于它呈现了儒家知识分子如何将群体使命内化为阅读本能。在这一点上,汪昂和陈仁锡一样,都具备天下为公的士人品格。
汪批本呈现的私域阅读和天下关怀的二元性并不矛盾,陈批本则展现了公私分野的另一种表现,即公开出版中的商业驱动。虽然陈仁锡批校《宋元通鉴》是以整肃士人思想为要,但此种阅读立场也难掩其批校本出版的商业化性质。当然,这并不是为了解构其天下为公的纯粹性,事实上,如陈仁锡这般以理学教化为主导的批校本出版并不多见,晚明出版市场中更为广泛存在的是以满足科举士子学习文章写法而出版的评点本,这类评点本往往以知识优先而非道德评判优先。为了适应科举考试需要,明代的大部分纲鉴史书都为评点本。《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补》载:“作史,其文贵约而该,约则览易遍,该则事弗遗,今删繁芜,补阙略,一事必究其巅末,一人必详其出处,而论、策、表、诏、诰诸题,悉标明于上,视坊间镌刻,挂一漏万者,判霄壤矣。”评点本可补纲鉴之不足,便于士子观览。晚明学者吴默批点《左传》云:“夫自古纪传文章有裨举子业者,无轶于《左》《国》《史》《汉》矣。故我国家迩来厘正文体,力挽士趋,其功令凛凛,唯禁用佛书、语录不经字面。若《左》《国》,若《史》《汉》,雅尊之为修辞指南云。”士子学习史书章法之于科场作文大有裨益,故有古文大家茅坤之《史记抄》,出版世家凌稚隆之《史记评林》、《汉书评林》诸书,后者更是将个人评点与前代国朝各路名家批点汇集一书,成为士子考取功名的得力助手。不过,比起盈利凌氏更希望借助书籍流通宣扬家族名声,甚至改善士林学风。晚明思想家郝敬刊刻《山草堂集外编》,收录《批点左氏新语》、《批点史记琐琐》、《批点前汉书琐琐》等书十二种,成为其辞官还乡后潜心著书立言的见证。学者将自己的阅读心得批点出版,或裨举子业,立德立言,或厘正文体,力挽士趋。如果说商业射利是批校本出版的主导力量,但绝不是唯一逻辑,不论经学大儒,还是文坛领袖,即便是出版家,亦有改善学风的朴素愿望。中国阅读史的公私之辨,不在出版与否,也不在私密与否,其核心论题当是义利之辨,公与私的复杂纠缠正是阅读史的魅力所在。
晚明是中国古代阅读文化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出版业的繁荣、书籍的广泛流通以及士人知识结构的多元化,共同推动了阅读实践的多样化发展。在这一背景下,《宋元通鉴》作为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不仅作为史学公器被广泛传播,同时也成为私人阅读与批校的对象。汪昂阅读《宋元通鉴》发表对社会历史的看法,其私密批校虽未示人,却通过对理学正统的质疑,完成了对公共议题的另类介入。这种矛盾映射出传统士人阅读实践的根本特征,即便是个人化的阅读,也始终被“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精神所影响。陈仁锡打造天下公器与理学教化的阅读实践,上承南宋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教化传统,下启清代御批史书的政治操作,此种官方意识介入的阅读活动,也是研究中国阅读史无法绕开的话题。而与陈仁锡道德教化优先的阅读活动相比,服务科举事业的评点本或许更接地气,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共性的消解,追逐商业利益与提供知识服务也可以实现共存。这两种阅读活动不仅体现了文本接受的差异性,更折射出晚明社会思潮、知识权力与个体意识的复杂互动,亦揭示了阅读史中公与私的复杂辩证与义利之辨的价值核心,展现着晚明阅读史的多重面向。
本文载于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06期，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未附完整附件和详细注释，如果您想了解全貌，可前往各在线数据库或我刊投稿系统下载全文pdf。
责任编辑：马建强 / 微信编辑：江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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