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 卷第二 周纪二 显王十三年 秦虞人之期，姓曹，曹本自颛顼之玄孙陆终之子六安，是为曹姓。周武王封曹侠于邰，故称曹姓。又云：曹，叔振铎之后，武王母弟也，后以为氏。史记：齐桓公伐鲁，鲁共公请桓公许之，与盟于柯，将盟，曹沫执匕首劫桓公于坛上，请反鲁之侵地。桓公许之，曹沫去匕首而就位。桓公悔，欲杀曹沫，管仲不许。曰：“原为降矣，军志曰：‘请得之。’公曰：‘得原矣，所亡滋多。’退一而原降。魏文侯事见上卷威烈王二十三年。背，蒲车翻。秦隐曰：沫，音七葛翻。左传：谷梁并作曹沫。然则沫宜音灭。秦孝公不废从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狡且不敢忘信以备其民，处昌曰翻。赵七喻翻。畜，许六翻，养也。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治，直翻。 十一年 韩懿侯薨，子昭侯立。谥法：昭德有劳曰昭，圣闻周达曰昭。 十二年 秦败韩师于西山。自白马熊耳东连嵩高，南至鲁阳，皆韩之西山。败，补迈翻。 十三年 甲子，前三五七。魏韩章、十一行本韩作翟。乙丑，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张校同。会于郇。班志，郇县属中山郡。此时为赵地，后汉改曰高邑，唐为赵州柏乡县。赞皇县地。郇，呼各翻。 十四年 丙寅，前三五五。赵燕会于阿。燕，因肩翻。赵齐宋会于平陆。 齐威王、魏惠王会于邯。惠王曰：“齐亦有宝乎？”威王曰：“无有。”惠王曰：“寡人国虽小，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乘，绳证翻。岂以齐大国而无宝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为宝者，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城在齐之南境，故曰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朝，直遥翻。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盼，匹苋翻。又拔班翻。按丁度集韵，盼与盼同。盼子，齐之司姓，即田盼也。班志，高唐县属平原郡。杜预曰：祝阿西北有高唐城。宋白曰：齐州章丘县，古高唐。春秋，战国之时为齐邑，故城在隶属城阳县四十里。唐之禹城，汉祝阿也。吾臣有黔大者，使守徐州，姓谱：齐有黔姓也。音詹翻。同县影曰：鲁国鄹县，六国时曰徐州。徐，音舒。丁度集韵，徐作除，音同。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燕在齐之北，赵在齐之西。贾逵曰：燕赵长齐，故祭以求福。燕，因肩翻。从而从者七十余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种，章勇翻。此四臣者，将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惭色。 秦孝公、魏惠王会于杜平。班志，京兆有杜陵县，故周之杜伯国也。史记灌婴传：婴以昌平侯食邑于杜平乡。正义曰：杜平在唐之同州澄城县界。魏世家作杜平。 十五年 丁卯，前三五四。鲁共公薨，子康公毛立。共，读曰恭。 秦败魏师于元里。史记正义曰：元里亦在同州澄城县界。败，补迈翻。 斩首七千级，秦法战而斩敌人一首者，赐爵一级，因谓之级。取少梁。少，诗照翻。 魏惠王伐赵，围邯郸。楚王使景舍救赵。邯，音寒。战，音丹。昭，屈景，皆楚之同姓，楚强族也。 十六年 戊辰，前三五三。齐威王使田忌救赵。 初，孙膑与庞涓俱学兵法，姓谱：周文王子康叔封于卫，至武公子惠孙曾耳为卫上卿，因氏焉，后有孙武、孙膑、俱善兵。赵明诚金石录有汉安平相孙根碑云：先出自有殷之裔子，武王定周，封此干蓼，胤齐分析，定曰孙焉。姓谱又曰：唐姓，舜公之后，支庶封于唐，因氏焉。颍，频忍翻。则刑也。去膝盖骨。郑玄曰：周改膑作刖，断足也。书传云：决关梁，输城郭而略盗者，其刑膑。孙膑盖以此故呼为膑。说文：膑，膝端也，类篇：跽，膝也。膑刑，膝上去骨也。自以能不及孙膑，乃召宾客荐膑。膑逃仕魏为将军，将军之官，自周以来有之。自以能不及孙膑，乃召宾客荐膑。说文：膑，膝端也，类篇：跽，膝也。膑刑，膝上去骨也。 庞涓仕魏为将军，将军之官，自周以来有之。自以能不及孙膑，乃召宾客荐膑。膑逃仕魏为将军，将军之官，自周以来有之。自以能不及孙膑，乃召宾客荐膑。膑逃仕魏为将军，将军之官，自周以来有之。 至，则以法断其两足而黥之。断，丁贯翻。欲使终身废弃。齐使者至魏，孙膑以刑徒阴见，说齐使者：“齐使踪迹与之齐。”之徒也。田忌善而客待之，进于齐。
这段材料表面上是《资治通鉴》对战国前期若干史事的编年摘录，实则把三个层面的“国家能力问题”串联在一起：
其一是“信义—制度”如何在强制与欺诈并存的国际体系中维系最低限度的秩序；
其二是“宝—财—人”之间的价值排序，如何决定一国安全边界与政治统合的质量；
其三是战争从“勇力决胜”转向“组织与知识决胜”之后，军事技术、官僚动员与人才制度如何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变量。
若从政治学与制度史的视角加以重读，这段材料并非零散叙事，而是一套可以被概括为“信用治理—人才治理—战略治理”的结构性说明：战国之所以走向兼并，并不单是兵强马壮的简单叠加，而是各国在信用约束、资源组织、人才配置与战略学习上的差距被系统性放大。
先看材料开端关于曹沫的叙述。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要求归还侵地，齐桓公“许之而后悔”，管仲则以“原已降、得之则所亡滋多”的逻辑阻止桓公反悔。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劫盟”本身，而在于管仲以政治成本核算的方式，把“信义”从道德美德转化为可计算的制度资源：一旦盟誓可被轻易撕毁，外部诸侯将把齐国的承诺视为不可靠信号，后续的合纵、朝会、借道、互市都将变得昂贵，齐国需要付出更高的军事与财政成本去“重新证明自己”。
换言之，“守信”并不是温情主义，而是一种降低交易成本、稳定预期的治理技术。对霸权国家而言，声誉本身就是可动员的权力；短期的土地得失若以长期的信誉折损为代价，反而会削弱对外统合能力。管仲之所以能“止杀曹沫”，在制度逻辑上等于把齐国的对外承诺纳入一种可持续的信用机制：霸权靠的不只是武力压制，还要靠“可预期的规则”，否则就会陷入以暴力反复确认秩序的恶性循环。
材料随后转入对战国时代“趋于诈力”的概括，并以商鞅“从木之赏”作为对照：即便在一个以战争、权谋、合纵连横为常态的体系中，仍必须保留“信”的最低底线，以免内部民众与外部盟友都无法形成稳定预期。这一点很重要：战国的“法”不是抽象的严刑峻法，而是通过可验证、可兑现的奖惩，把国家信用嵌入制度装置之中。所谓“狡且不敢忘信以备其民”，说的正是国家治理必须解决一个悖论：对外可以权变，但对内不能随意；对外可以诈力，但对内必须可算。
因为一旦内部信用崩塌，征发、赋税、军功、爵赏都会失灵，国家就无法持续动员。由此，材料在价值层面已经给出判断：真正能支撑“治平之政”的，不是偶然的机智或个人勇力，而是制度化的信用与可持续的动员能力。
在这一逻辑铺垫上，齐威王与魏惠王“宝”的对话就不再是机智辩论，而是一段关于国家能力的高度概括。魏惠王列举“径寸之珠、照车十二乘”的物质奇珍，齐威王则以四位大臣的治理绩效为“宝”：守南城使楚不敢寇、守高唐使赵不敢东渔、守徐州使边境安定、备盗贼使“道不拾遗”。
这段话的精髓是把“财富观”从可携带的奢侈品转向不可替代的公共品：安全、秩序、边境稳定、治安清明。这是典型的“以治理绩效重估财富”的论证：珠玉可以炫耀，却不能形成持续的边境威慑；而有能力的官僚与将帅能够把国家的资源转化为稳定秩序，使外部对手形成“不可得逞”的预期，使内部社会形成“可安其生业”的预期。
换句话说，齐威王宣称的“宝”，本质上是对“人”的制度化投资——不是泛泛的“重用人才”，而是把人才放在关键节点上，使其治理能力转化为可观察的公共秩序。
更进一步看，齐威王列举的四项绩效并非零散：它们对应国家能力的四个维度。
第一是外部防御与边境威慑（南城、楚不敢寇）；
第二是对战略资源与关键空间的控制（高唐、河渔，实为对交通与经济要害的把控）；
第三是区域治理与行政整合（徐州作为边地治理单元，体现跨区域统合的能力）；第四是内部治安与社会信任（“道不拾遗”指向基层秩序与法的可执行性）。这四个维度共同指向同一结论：国家强，不在于“占有更多奇物”，而在于能否把制度与人才配置到正确的位置，从而稳定边界、整合空间、降低社会运行摩擦。对照魏惠王的“珠玉叙事”，齐威王的“治理叙事”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财政与公共管理逻辑：可持续的强国来自公共品供给能力，而公共品供给能力来自制度化的人才与组织体系。
接下来材料进入“围邯郸—救赵”的战事链条，并引出孙膑与庞涓的故事。这一部分常被当作“兵法传奇”，但若从制度史角度理解，它展示的是战国时期军事竞争的结构性升级：战争不再主要由贵族勇武与临阵血气决定，而越来越依赖专业化知识、持续训练、情报判断、诱敌与迂回等“组织化理性”。孙膑与庞涓“俱学兵法”，意味着兵学作为可传授、可复制的知识体系开始进入国家竞争；而庞涓对孙膑的“膑刑”与构陷，则揭示人才制度的阴暗面：当国家把战争胜负高度系于“将—谋—法”的专业能力时，人才不仅成为资源，也会成为权力斗争的焦点，围绕人才的控制、排斥与掠夺会更加激烈。庞涓不是单纯的私人嫉妒，他更像是在争夺“知识—声望—军权”的垄断地位：通过摧毁竞争者来维护自己的军事权威。
这种逻辑在战国并不罕见：人才市场尚未完全制度化时，强者往往通过政治性打压排除异己，短期看可巩固个人权势，长期却会损害国家的人才供给与战略学习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孙膑虽受刑而不废，最终仍能通过“阴见齐使”转入齐国并受到田忌礼遇。这一细节凸显战国人才流动的制度背景：各国在兼并竞争中形成“跨国用人”的格局，人才不再被单一宗法共同体锁定，而可以在诸侯之间流转；国家之间也会把吸纳敌国人才视为提升自身能力的重要路径。田忌“客待之”并“进于齐”，说明齐国在一定程度上具备识才、容才、用才的机制：能够把个体的知识转化为国家的战略资产。
与之相对，魏国对孙膑的残害，反而是对自身战略能力的自损。由此，材料在深层上提出一个命题：战国强弱的分化，不仅取决于疆域与人口，更取决于一国能否形成开放的人才吸纳与保护机制，能否使知识型能力转化为组织化战力。
把三部分合起来看，这段材料可以提炼出一个较为完整的解释框架：
第一层是“信用约束”。无论是曹沫劫盟后齐国仍守诺，还是商鞅以可兑现的赏罚建立制度信赖，都说明国家要想持续动员，必须在内部与外部建立可预期的承诺机制。
第二层是“治理绩效”。齐威王所谓“宝”，是将秩序、安全、治安等公共品视为国家财富的核心形态，强调以人才与制度提升公共品供给能力。
第三层是“战略学习”。孙膑—庞涓的故事与救赵战事链条，指向战争形态从勇武走向知识与组织，国家之间通过吸纳人才与优化用人机制来实现战略跃迁。三者共同构成战国政治的基本逻辑：信用降低治理成本，治理绩效强化统合能力，战略学习决定竞争上限。
因此，这段材料对理解战国乃至更广泛的政治发展具有两点启示。
其一，所谓“强国之道”并非单纯的扩军与夺地，而是通过制度化信用与公共品供给提升国家的可持续动员能力；短期的机会主义可能带来收益，但长期会腐蚀信誉与组织基础，最终使国家陷入高成本统治。
其二，国家竞争的本质是组织能力竞争，而组织能力最终落在“人”的配置与保护上：能否识才、容才、用才，能否把个体知识转化为制度化战力，往往比一时的财富与武力更决定历史走向。换句话说，齐威王的“宝”之所以更高明，不是修辞漂亮，而是他准确抓住了国家能力的核心：真正照亮千里的，不是珠玉之光，而是制度、人才与秩序所形成的稳定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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