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编辑怎么做了这么多翻译工作啊|书稿|张喜|李剑农|编辑|翻译工作|译注|译稿

做書按：「偏心：2025 100位编辑的年度之书」正在做書隆福寺店如火如荼展出中，展览将持续到2月1日。今天这篇编辑手记来自参展书目《张喜与〈南京条约〉》的责任编辑，这本算得上是本届偏心展上十分跌宕起伏的一本，报名表字字血泪。编辑寄来了一本手搓的“ EDITOR'S BURN BOOK ”作为展品，内含编辑期间边查证边写的闲话、订正原稿差错的校勘笔记、校勘笔记的校勘笔记（no套娃）、书都出版了还没想到最优解的译文（求教）、被无语删去的惊世骇俗译注......不儿，编辑怎么做了这么多翻译的工作？

先通过这篇编辑手记给大家讲讲这本历史题材译著出版背后的故事吧。本周六（1月17日），本书责编和营销编辑还将来到展览现场举办沙龙活动，欢迎你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报名，搬好小板凳来听。（据说会放出来更多的编辑内幕。）

此外，偏心展的延时开放啦！！！

周一至周三 10:00-19:00

周四至周日 10:00-22:00（21:00停止入场）

为“偏心展”制作的展品EDITOR'S BURN BOOK，内有惊爆彩蛋

BURN BOOK内页概念，准备展品像在做手帐

编辑和这世上大多数工作一样，都是“隐形人”。成为编辑之前，作为读者，99%的时间里我并不会注意到，捧读的我与封面上的名字之间还隔着一个人；另外1%的时间则是读着读着发现了书里的差错之时。

编辑究竟是做什么的？——进入出版社之后，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者说“探寻编辑职责的边界所在”，就像在沙盒游戏里寻找“空气墙”一样。

“空气墙”代表着世界尽头，不过，绝大多数人玩游戏并不会刻意去找“空气墙”，往往是偏离了常规路线时无意间一头撞了上去，才意识到：“啊，原来已经走了这么远了吗？”

入行三年，最近我刚刚撞到了属于我的“空气墙”，因为我发现了另一个“隐形人”。

图1　山西人民出版社“溯源”丛书全家福，

摄于2025年10月

2025年初，我接到一部书稿。当时我所在的“溯源”丛书负责人对我说：“这本书还是得你来做。”我低头看白纸上的英字标题：CHANG HSI AND THE TREATY OF NANKING, 1842，直译也就是《张喜与1842年〈南京条约〉》。

我立刻明白了为何要交给我做，大概是因为我同时具备翻译和历史的学科背景，兴趣又是近代史和翻译史，做这个题材的译著再合适不过了。不过说来惭愧，那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张喜是谁？”

了解作者身份和书的内容之后，我渐渐意识到肩上的责任——这本书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哈佛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生邓嗣禹的学位论文，研究的是张喜在《南京条约》谈判过程中撰写的《抚夷日记》。邓嗣禹1942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得到了芝加哥大学的教职，他的论文也迅速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于1944年出版，对当时的留美中国人来说，可以说是异例中的异例。

《张喜与〈南京条约〉》这部书，说是研究，其实是对《抚夷日记》的译注，邓嗣禹穷尽了当时可供利用的中西史料，仔细比对中英各方对同一日、同一事的说法，逐日验证了张喜所记之事的可信度，并度量其分量，给出自己身为史家的见解，所以这本书也可谓一部《抚夷日记》的百科全书式使用指南。

那么，张喜究竟是何许人？

鸦片战争之初，爱新觉罗·伊里布从云贵总督任上被调到浙江，任钦差大臣，负责处理英国人的事。张喜是他从前任云贵总督之时的的仆从，伊里布起程赴浙江时，别人都嫌太远没有跟去，只有他跟去了。他并不是“签卖身契”那种终生的奴仆，只是辗转不同官员之间帮忙打杂，也就是今天的所谓“临时工”；做事的时候他就尽心侍奉，想辞职的话，他也可以一走了之——正如后来金陵事一了结，他便坚决地回了天津老家。

随伊里布到浙江以后，他很快接到一项大工作：伊里布派他去定海的英舰上，商讨释放俘虏的条件。那时是1840年的秋天，此后半年间，他陆陆续续六上英舰，身为一个家仆，竟扮演起外交使者的角色来。如果当时有岗位描述（Job Description）的话，这无疑已远远超过了张喜的职责范围；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既身为伊里布的仆人，伊里布对他有所要求，他便完成主人的命令，似乎又没有超出自己的使命范围。

他将自己在定海时的活动记录下来，写成了一部小书，题为《探夷说帖》。这部书没有后来成为邓嗣禹先生研究对象的《抚夷日记》那么详细，仅串联起六次上英船之事，而《抚夷日记》是精确到每日，即使什么“大事”也没发生，只是耆英来找伊里布吃了顿饭，他都会写下来，而且是当天就写，绝不拖到次日。

我想，这或许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工作留痕”。在定海第一次办理“夷务”后，他和伊里布都被拿办下狱，差点丢了性命。此次再被伊里布召来江浙，也许为保命起见，他便留下了更为详细的记录，阴差阳错间成了历史的见证。当然，这只是我从打工人的角度所作的揣测而已。

图2 赴上海与译者沟通之时制作的审读本，以及为制作别册已散架的文殿阁版《抚夷日记》

对照原作读译稿到此处时，身为编辑的我已经发现了不对劲之处，委婉地说就是需要修正的地方非常之多，尤其是专业的历史学词汇。几页之后，我开着修订模式在WORD文档中越改越怕，越改越没底气。修改程度已经接近重新翻译的地步，这是我身为编辑应该做的工作吗？这样是否有点越俎代庖？正确的做法似乎是退回让译者修改，但是说到底，既然交上了这样的译稿，即使返回修改，恐怕也不见得有效果，最快的恐怕还是由我来直接改。

虽然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但我脑海中还是闪过“编辑把我的译稿改得面目全非”“专横出版社不讲道理”等等等等可以预想的后果。我不由得想起了张喜。伊里布为了让他看起来像点样，在定海派他去见懿律之前，擅自让他戴上了六品顶戴。张喜会不知道这是他不能戴的东西吗？他当然知道。后来下狱被亲王和各大臣审问，说他“不配”，他反问道：“当时配者固不乏其人，何独使一不配者为之？”

那我呢，我配吗？

如果说张喜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他的主人，那我的主人是谁？翻译界流传着所谓译者“一仆二主”的说法，既要对原作负责，又要对译文的读者负责（语出杨绛）。虽然当时我并不怎么喜欢这个比喻，但如今成了译著编辑的我，也不得不给自己寻起了主人。此时我何止“一仆二主”，俨然“一仆三主”，在原作（即作者）和读者之外，还多了译者这个主，那我究竟该优先对哪一位负责呢？

最后，我选了作者。作者倾注了心血的作品，是我作为编辑最应当“尽心侍奉”的对象。作者是历史学者，那我就要保证他的文字译回中文仍像个历史学者，这是我最大的使命。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不尊重译者的意志。随读译稿随捡问题，罗列出一份近似风格指南的修改方向后，我与译者进行了一番拉锯战式的耐心沟通，在确保对方完全明白我即将对译稿作大刀阔斧修改的基础上，2025年4月，我终于开始对译稿的主体部分动手了。

我该如何简明扼要而不失体面地说明这部译稿的“挑战性”呢？此处仅举一个例子：第一次打开索引时，我看到一条“I”（大写字母i），译作“第1卷”；一条“Man”，译作“男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我按照索引所标页码，稍微调查了一下原作中这两条到底是什么意思，并震惊地发现竟是：

I，夷

Man，蛮

仅此而已。这两个字的汉字已经清楚地标在译音旁边，没有任何可误解之处。

图3　原作影印件局部，“蛮”“夷”见注229；旁边的修改痕迹为本书编辑所作

在无尽的补译、重译、校订、编辑工作中，日记也从张喜回忆1840年的定海之事渐渐进展到1842年的金陵兵临城下，又到危机暂时解除、条约签订，以及张喜最后完成任务起程回乡。随着编辑工作的深入和压力的积累，有那么三天的日记，每一次读到都会比前一次更感同身受，那就是1842年8月12日—14日。这三天中含有1842年最危急的48个小时，南京危在旦夕，而一切似乎都被丢给了这个再普通不过的“打工人”。

张喜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炼狱，此处不便“剧透”，但从打工人的角度看，张喜当时面临的处境可谓“领导不靠谱，同事不干活，甲方要吃人”的究极升级版。他身边似乎没人当回事，能应付交差就行，比起国家的未来，他们更关心自己的前途。8月14日，预备接手谈判的黄恩彤乐观地安慰他：“汉朝曾输五千斤金与匈奴，所失者小，保全者大。……此处一了，各处均安，你亦不要心里难受。”而8月13日晚上，英国人已下最后通牒，说天明就开炮，耆、伊、牛三人却在讨论派人的批次，方便将来保举的时候开清单叙功。张喜在此处写道：

喜说：“办事的只管办事，保举时即请全行开列何妨？”三位大宪不语。

最为危急的8月13日，当日忙碌一天回城报告后，午夜子刻（11—1点）便又出城，早上5点之前赶到英国人的船边投递公文，此时距离开炮时间只剩3小时。此后又一直忙到中午，张喜等人才跟随黄恩彤、咸龄回城。捱过这日回去以后，张喜写他“因受暑热吐泻不止”。

最危急的时刻捱过去之后，黄恩彤和咸龄接手了谈判，张喜便逐渐被边缘化。耆、伊、牛三人似乎更关心内斗，耆英和伊里布关系不佳，伊里布甚至得通过牛鉴打听谈判的最新进展，索性就不让张喜继续过问“夷务”。张喜为此很是受伤，曾找到机会诘问伊里布：这次他本不该来的，是伊里布急着召他过来，如今又不许他再知道“夷事”，那当初何必远道召他来此？面对张喜的质问，伊里布只是长叹一声，沉默许久。

后来金陵事了，张喜执意要回天津老家去，任凭伊里布和耆英如何挽留、如何许诺功名，希望他一同前去广东，他都不肯松口答应。不但不答应，还要把这几个月的憋屈全部吐出来：

险难之事，必是命喜出头；易办之事，必是有职分之人前往。……耆将军口说怕喜坏事，心里其实是怕喜成功。怕喜成功，即是怕中堂（伊里布）成功。中堂成功岂不盖了耆将军的面子，耆将军焉得不嫉妒？

完成了这样艰巨的任务，张喜最终又得到了什么呢？伊里布赏了他一千两的旅费，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奖赏。他把得到的钱分成三份，一份给父母，一份赠友人，一份买书，到家时已身无分文。

图4 The signing and sealing of the Treaty of Nanking. Painted by Captain John Platt.

这幅司空见惯的《南京条约》签订图只绘入了“重要”的人，比如入画的中国人只有桌边的黄恩彤、耆英、伊里布、站在罗伯聃（Robert Thom）后面的牛鉴，以及夹在巴加（William Parker）和麻恭（Malcolm）中间的咸龄五人。虽然签约当天整日都在近处，张喜却作为“无关紧要”的人，就这么在画中“隐身”了。他重要到需要伊里布写亲笔信紧急召到南京来，却不够重要到在历史的画卷上留下身影。

前面说过，张喜“阴阳”了早早就开始商议将来保举谁的清廷大员，但他并非出于多么高尚的理由，只是担心自己被排除在外而已——后来他确实因此写了不少耆英的坏话。他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尽管在日记中时有远见，但并未超脱自己的时代和眼界。他会在日记里遮掩自己犯下的错；他写各位大宪并不关心条约内容，而他自己也不怎么关心具体内容，描写静海寺内景都比抄录条款内容起劲；他会在日记中借伊里布之口展示自己的“工作成果”，也会沉浸在自己的“火攻妙计”里。但谁会对一介普通的打工人严加要求呢？毕竟，他已经完成了远超预期的工作。

图5　内封封底设计时采用了《南京条约》的钤印页，以“万年和约”的结尾作为本书结尾

后来我才发现，“隐形人”不止张喜，还有本书作者邓嗣禹。

他的名字一直隐藏在费正清后面，想要介绍他，就必须得加上费正清。我跟所有人介绍邓先生，第一句话都必须是“他是费正清的第一个博士生”。实际上，在赴美攻读博士之前，他已经是燕京大学卓有成就的目录学专家，1937年便受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恒慕义（A. W. Hummel）邀请，前去华盛顿参与编写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且负责的都是晚清的重要人物，其中有3位人物是和刚回哈佛执教的费正清共同完成的。

1938年到哈佛深造以后，费正清便立刻和他开展合作研究，陆续发表了三篇清史论文。比起师生，他们更像研究搭档。在邓嗣禹帮助下扫清了使用中文档案方面的障碍之后，费正清才得以将自己的博士论文扩展成为专著出版，即《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一书，邓嗣禹对《抚夷日记》的研究也为费正清将研究时段向前拓展到1842年打好了基础。合著《冲击与回应》（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时，邓嗣禹的名字是在费正清前面的，到出版中译本时，他的名字却悄然放在了费正清之后。

包括《张喜与〈南京条约〉》这部博士论文也是，也许很多人会疑惑，为什么博士论文会是对一部文献的译注，而不是“正经”的研究？这是时代催生的要求，处于“拓荒期”的美国汉学研究存在语言和文献掌握方面的重大缺陷，当时就读于哈佛大学远东语言系的中国人便被要求作中国古籍翻译方面的论文，如杨联陞1946年在哈佛的博士论文也是《〈晋书·食货志〉译注》，又如邓嗣禹此书出版后，美国学者鼓励他再接再厉，翻译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诺布尔（Harold Noble）的书评便十分露骨：

许多研习东亚历史者都无法阅读中文，因此，译出这样一本重要的日记对历史学界是莫大的贡献。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者以邓博士为榜样。

如今看来，难免有几分为美国人“做嫁衣”的意味，但这一批哈佛出身的历史学者也借此打下了十分坚实的文献功底。此外，真正做过译者的人都明白，要想译好一部书稿，首先必须成为这部书的专家，译事绝非易事。本书也是如此，邓嗣禹在翻译的同时，不仅对《抚夷日记》本身作了扎实的文献梳理和颇有洞见的评述，还整理出一份奠基性的鸦片战争与《南京条约》研究相关参考书目，同样附带评注。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不妨把本书的出版视作“隐形人”想要被看见的努力。

作为责任编辑，我对照作者原书及所用参考文献逐字逐句修正本书译稿，找到所有引用的史料原文，修正原作初版时的四十余处差错，找到《金陵梵刹志》中的静海寺和大报恩寺插画作为外封用图，购入《南京条约》签名钤印页的实物图作为内封用图，购入邓嗣禹使用的1936年版《抚夷日记》影印作为随书别册，为了本书装帧设计在几方之间斡旋……这一切都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完成，最后的最后，我这个“隐形人”又孜孜不倦地写了这老长一篇文章宣传自己和自己的书，就像张喜逐日记下自己在金陵的所见所闻。总而言之，我已经做了一个编辑能做的所有事，这就是为何本文开头我会说自己终于触到了那堵“空气墙”。

图6 和本书的美编、营销编辑去印厂盯机，被蓝色系封面折磨得不轻

在全身心投入编辑本书的过程中，我愈发感觉到，张喜的日记不仅具有独特的学术意义，也具有历久弥新的现实意义：这也是一部小人物的悲歌，一种超越时代的职场缩影。事成无功，事败有罪；人微言轻，偏担重任。具体的工作仰仗“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完成，波澜壮阔的历史只留下“大人物”的名字。而本书的书名偏将“小人物”的名字（张喜）放在最前面，和“大事件”（《南京条约》）连接在一起，以鸿毛之轻撬动泰山之重。

本书编辑事了，我当然不会像张喜一样，拿一笔“旅费”（在我则是编校费）就此归去；好在我的上司也并非伊里布，本书的编辑过程中每每遇到困难，当初把书稿交给我的“溯源”丛书负责人都会第一时间站出来解决，此是我比张喜幸运之处。至于本书能产生多大的波澜，那就是“空气墙”另一端的事了，应当由各位读者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