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晨 吴妮 | 撰文
王晨 | 编辑
2026年的JPM，和以往几年没什么不同：依旧人潮涌动，旧金山市中心Union square的房子价格依旧高涨7到10倍。
不管生物制药是火热还是寒冬，这里永远流动着焦虑、希望，短期目标和未来愿景。
80%的人，只要还在这个行业中，几乎每年都来，只是每次来的身份和目的不同。
而JPM最大的魅力在于，参与者的角色，也在这个舞台上不断被审视、被定价。
一位去年刚把公司以十几亿美金卖给MNC的美国biotech创始人回忆，公司初创时，过来找投资人；公司有进展时，来这里找MNC（跨国药企）看BD机会，那个时候全是焦虑的记忆，“提前一个月约MNC，需要辗转找很多关系。”去年刚把公司卖掉的他，没有迫切任务，比较轻松的来感受行业趋势。今年再次创业的他，依旧忙碌，但以为过往的“战绩”，却成为MNC高层主动想见他的专业背书。
而中国biotech，和从业者一样，每年都转换角色。一位来自美国顶级风投的嘉宾，在2025年JPM参加由中国投资机构主办的会前会时，他本以为台下会是典型的亚洲面孔，“结果大部分都不是”，那时他“就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了”。
接下来的整个2025年，在他的描述中，是所有大型制药公司和生物技术公司首次全面拓展其在华业务的年份。只要问跨国药企业务拓展团队“你们在招人吗？”，他们的答案是：“我们只在中国招人。”
而中国biotech，今年在这场盛宴中，又进入了另一个身份层次。
从几年前的陌生，被审视；到MNC们先“买来一试”；再到去年成为被讨论的主题，而今年依旧是被讨论的中心，但主题词变成了“innovation（创新）”、“first-in-class（源头创新）”还有“多层次深化合作”。
在BayHelix 、BlOSeedin主办的几场会前会中，受邀的不同MNC的BD负责人，不约而同的提到：在全球BD市场中，中国的占比已从过去的约五分之一稳步攀升至接近三分之一。2025年，中国创新药出海交易规模突破千亿美元，贡献了全球约30%的研发项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二十笔重大出海交易中，首付款普遍已达到十亿美元级别。
这两年的一笔笔短期交易之后，隐藏的是MNC买家和合作方对中国biotech更深层的判断。在初次合作之后，他们大多选择了更长久、更多样化、甚至更深层的共创型合作。
当中国数据获得临床信任
中国创新药资产的核心竞争力始终围绕“速度”与“成本”展开——临床试验推进效率显著高于欧美，同时执行成本却仅为欧美的一半甚至更低。
然而，在跨国药企评估中国资产的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焦点长期存在：成本优势是否会牺牲数据质量？
一家去年从中国购得多个项目的美国MNC的BD高管回忆，在2023年，在与某中国药企洽谈合作时，他的团队成员直接发问：“这些来自中国本土的临床数据可信吗？”
那个时候，数据尽职调查依旧是MNC审视中国项目的关键环节。中国临床生态的突出特点是入组极快，从而能在短时间内产生大量临床数据。但对于国际买家而言，解读这些数据时，必须考虑跨区域可转化性。包括患者背景、医疗实践以及试验设计。有时甚至要考虑动物模型是否具有区域可比性。
但这两年随着MNC对中国临床数据开展更深入的核查，这一信任危机逐渐解除。
上述高管称， “我们检查了约 70% 的一期患者原始数据，验证了其可靠性。从 2024–2025 年起，我再也没听过团队成员问过‘数据是否可信’这个问题。”
这一转变也得到了多方的认证：2024年3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在《Cancer Communications》上发表文章，基于FDA的生物研究监测（BIMO）核查结果指出，自2015年中国药审改革后，中美欧日监管核查中“无需采取行动”的比例已趋于相当。
“但我们至今仍面临一个问题：有时获取这些数据非常困难。”
日本一家跨国药企的BD负责人称，“我曾经参与过一个尚未公开的项目，我们当时明确要求获取患者级原始数据。当时有一些阻力，虽然中国药企开放了影像数据、患者叙述记录。从跨国药企角度看，这一点极其关键，但我们必须查看患者级数据，因为我们需要重新处理这些信息，重跑 SAS 表（ 用原始临床数据，在对方（通常是 MNC 或其第三方）指定的统计程序和标准下，重新生成全部统计结果），以核对申报的结论、结果和终点指标是否匹配。有时候我们能拿到这些数据，有时候却拿不到。甚至有一次，我们因为拿不到这些关键数据，最终把整个项目输给了竞争对手。”
这背后其实有一个很现实的结构性问题：在国内，很多项目虽然在合同上写着“数据归申办方所有”，但在实际操作中，原始数据往往掌握在研究者、医院或具体执行团队手中。企业在真正需要调用、整合这些数据时，并不总能做到随时、完整、可控。
而一旦项目进入跨国合作阶段，这种“名义拥有、实际受限”的差异，就会迅速演变成交易节奏、估值判断乃至项目命运的关键变量。
为此，上述高管喊话中国药企：“这个问题应该尽早解决。在开发分子时，就应该同步思考未来合作伙伴的策略需求，提前三到四年规划。”
中国的创新成为新期待
在这次JPM的一场会前会上，资产管理规模超过1800亿元的贝恩资本（Bain Capital）的一位合伙人表示，贝恩早在2018年便决定系统性布局亚洲市场，并将中国作为第一站，至今已近七年；过去五年左右，公司在该地区完成了六项与中国相关的投资，在他看来，亚太已成为贝恩最重要的增长区域之一，其核心逻辑有二：其一，团队很早便判断，创新将在亚洲涌现，且增速有可能超过美国，尽管贝恩目前 80% 以上的投资仍发生在美国。
他表示：“最兴奋的是看到中国在治疗领域以及相关技术领域（例如急性髓系白血病等）所取得的创新成果，还有C-linker技术、mRNA等等”。
而事实也证明，百济神州的BTK抑制剂泽布替尼、传奇生物的CAR-T疗法Carvykti，早已印证了中国创新药企已具备研发“best-in-class”药物的国际竞争力。众多成功授权出海的临床阶段管线，更是让全球看到了中国资产在全球市场正面竞争的能力。
这一能力正持续吸引着全球资本的关注。另一家美国顶级生物制药投资机构表示：“我们机构通常低调，很少对外披露具体交易细节。去年我们公开的一笔交易，是与中国公司的合作。我们之所以看重这笔交易，是因为它代表了真正意义上的 best-in-class 创新能力。”
另一家美国大药企同样对中国的资产表达了高度期待，并预言未来两年将“极其精彩”。他们对中国生物科技生态的投资兴趣明确而具体，重点聚焦于能克服毒性的实体瘤TCE平台技术、ADC新型载荷及新兴治疗模式。他们观察到，在需要大量微调与优化的技术路径上，中国企业往往展现出独特优势。
这种优势的一个重要体现，是中国企业敏捷的迭代能力，从生成抗体、到在TCE或ADC平台上测试、再到依据数据快速调整策略，很多国际同行表示：“迭代的效率让人震惊。”
在best in class的基础上，在今年的JP Morgan大会上，行业讨论的焦点已悄然升级。
去年同一场合，对于“中国能否产出first-in-class药物”的预测，答案还是“三到五年”。而今年，一位论坛主持人则试图扭转这一认知：“从真实的交易流看，任何时候，都有中国的first-in-class项目正在推进中。问题已不再是‘有没有’，而是在过去两年，市场的注意力尚未完全聚焦于此。”
多样化合作
跨国药企在评估赛道时，关注焦点往往集中于临床数据成熟度和商业化空间。
如果说前几年，他们和中国biotech的合作主要是“一锤子买卖”的买资产，今年的合作却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根源在于，他们了解到了中国biotech的创新能力。
多位不同会前会上的多位跨国药企、投资人强调，中国企业真正独特的能力在于极快的战略转向速度：可以迅速生成分子、在 TCE 与 ADC 等路径中测试、根据数据快速调整并重组策略，这种工程化效率比国外快“20%-40%”。
和前几年大家对中国药企只生产“fast follow，me-too”的刻板印象不一样的是，他们感觉到：“现在中国真正的优势是科学创新的速度”，尤其在免疫肿瘤、细胞治疗与衰老相关技术路径上。
因此，在单一资产之外，组合策略正在成为新的核心方向。面向 2026 年，多位与会者期待中国分子真正“震撼全球”，特别是在 TCE 以及帕金森等中枢神经系统疾病领域实现突破。
在此背景下，跨国药企正加速转向开放式创新，合作模式与交易结构持续演化，与风险投资机构的协作方式不断重构，新的合作机会正在形成。
一位来自波士顿的生物制药领域顶级风投机构合伙人直言不讳，创新药最大的商业市场仍然是美国。他表示，一些中国公司拥有非常强的研发能力和早期临床数据，“我们会协助他们在美国和西欧搭建商业化基础设施，形成研发—临床—商业三方能力的完整体系，最终推动企业上市，或被全球药企收购。”
除了资本和biotech合作的多样化，一家跨国药企表示，已和一家中国基金设立合资基金，按照这家跨国药企的管线战略，选择产品进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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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身的“地缘政治”：被创新和性价比对冲
2025 年，美国围绕《生物安全法案》（Biosecurity Act）的讨论与立法进程，成为影响全球生物医药合作环境的重要背景事件之一。但与会场外关于地缘政治的热烈讨论不同，2026 年 JPM 现场，这个词几乎没有出现在核心对话中。几场会前会与小组讨论里，话题始终围绕资产、数据、平台、合作结构与交易节奏展开。一位跨国药企高管在交流中提到：“中国的创新能力，本身就在改变我们面对不确定性的方式。”
在过去一年，可能被《生物安全法》波及的一些中国CRO企业，在过去一年，和多个客户进行了面对面的沟通。许多客户表示，他们难以找到比中国CRO更具性价比的CRO。一家美国制药企业表示，“如果换CRO,意味着提高30%以上的成本，和更大的不确定性。”
当然，有些资本也对地缘政治风险进行了设计安排。这种变化，也体现在交易结构与企业布局上。新加坡，成为部分中国生物技术公司正在尝试的一种路径：设立区域总部、知识产权或临床主体，再向东盟、日韩等市场推进注册与商业化。一位长期跟踪亚洲市场的投资人形容，这更像是一种阶段性的组织安排——在保留中国研发效率与执行优势的同时，为跨区域交易增加一个更便于沟通与衔接的接口。
不可否认的是，2026年的JPM很可能标志着一个转折：中国biotech正从被选择者，逐步成为共同决策者。短期交易还会继续，但真正改变产业格局的，是长期协作开始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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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晨：fanxinbeijing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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