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大玲，土生土长的沈阳人，今年四十二，搁红果舞厅里混了小十年。
咱沈阳的舞厅，说起来那都是有年头的老地界儿，红果舞厅更是其中的“奇葩”——门头破得掉渣，招牌上的“红果舞厅”四个大字，掉色掉得就剩个模糊的轮廓，刮风下雨的，那塑料布做的遮雨棚还哗哗响。
里头更是没个看头，地板油光锃亮，全是常年累月踩出来的包浆，墙皮一块一块往下掉，露出里头黢黑的水泥墙。夏天闷得像个大蒸笼，电扇呼啦呼啦转，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混着汗味、烟味、廉价香水味，别提多上头了；冬天也没好到哪儿去，暖气烧得半凉不热，舞女们裹着大衣缩在角落，等着客人来喊一曲。
可就是这么个破地方，白天的人气旺得邪乎，门口的自行车、电动车停得密密麻麻，老头老太、中年大哥，一波一波往里涌。
为啥？便宜，接地气，还有咱这些舞女陪着解闷儿。
搁以前，红果舞厅那可是咱这些中年大姐的天下，我跟桂琴、淑芬姐，都是舞厅里的老人儿。
一支舞五块，遇上大方的客人，跳完还能给个十块二十块的小费。
咱跳的是啥？慢三、快四、伦巴，都是正经的交谊舞，咱靠的是实打实的舞技，还有跟客人唠嗑的本事。
桂琴姐比我大五岁，年轻时是厂文工团的，舞跳得那叫一个地道，踩点踩得准，身段也好，客人都爱点她。
淑芬姐嘴甜，会哄人，那些退休的老干部就爱跟她唠嗑，唠完嗑再跳两曲，舒舒坦坦一下午。
那时候咱仨，一天下来挣个三百五百的，不成问题，养家糊口，给孩子交学费，都指着这份钱呢。
每天早上九点，舞厅开门，咱仨准点到。先找个靠角落的位置坐下，掏出自己的保温杯，泡上茉莉花茶，嗑着瓜子，等着客人来。
桂琴姐总爱说：“咱这活儿，看着轻松，其实也是卖力气。一天跳个十几二十曲，腿都能给你跳肿了。”
淑芬姐就接话：“可不是嘛！但咱凭本事吃饭，不偷不抢，挣的是干净钱。”我点点头，深以为然。
那时候的红果舞厅，舞池里都是咱这些熟面孔，客人也都是老客，彼此知根知底。
张大爷是舞厅的常客，退休前是机床厂的工程师，老伴走得早，孩子在外地工作，他就天天来舞厅，点我跳慢三。
每次跳完，他都乐呵呵地说：“大玲啊，你这舞跳得越来越好了，跟你跳舞，我这老骨头都舒坦多了。”我就笑着回：“张大爷，您可别夸我了，是您踩点准。”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咱仨守着红果舞厅这块一亩三分地，虽然累点，但心里踏实。
可谁也没想到，天说变就变，就跟咱沈阳的天气预报似的，一点准头没有。
那是个周一的早上，我跟桂琴、淑芬姐刚到舞厅，就觉得气氛不对。
往常这个点，舞厅里都是咱这些老姐妹，今儿个却多了好些生面孔——一个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穿着清一色的短裙，露着大白腿，头发染得五颜六色，脸上化着浓妆，叽叽喳喳地挤在舞池边的椅子上，跟一群小麻雀似的，瞅着就跟咱这些穿长裤、裹外套的中年女人不是一个路子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捅了捅桂琴姐：“姐，你瞅那些小姑娘，是干啥的？穿得这么凉快，也不怕冻着？”
桂琴姐眯着眼睛瞅了瞅，摇摇头：“不知道啊，没见过，莫不是哪个技校的学生来勤工俭学？”
淑芬姐撇撇嘴：“勤工俭学？咱这破地方有啥好挣的？”
正说着呢，一个穿粉色卫衣配超短裙的小姑娘，踩着高跟鞋，扭扭捏捏地走到一个胖大哥跟前，嗲声嗲气地说：“大哥，跳舞不？十块钱一曲，保准让你跳得开心。”
胖大哥眼睛一亮，瞅瞅小姑娘那细腰长腿，又瞅瞅旁边穿着旧毛衣的桂琴姐，二话不说掏出十块钱：“走，跳一曲！”
桂琴姐的脸“唰”地一下就白了，手里的瓜子都掉在了地上。
我跟淑芬姐也愣住了，十块钱一曲？这不是砸场子吗？咱以前最低都是三十，这小姑娘直接把价格砍到三分之一，这是要断咱的活路啊！
更让咱仨心凉的还在后头。没等咱缓过神来，又有个小姑娘凑到张大爷跟前，脆生生地喊：“大爷，陪你跳一曲呗，十块钱，不贵！”张大爷本来都要起身朝我这边走了，听见这话，脚步顿住了，瞅瞅小姑娘那水灵灵的模样，犹豫了一下，还是跟着小姑娘进了舞池。
那天上午，咱仨算是彻底开了眼。
这些小姑娘不光跳舞报价低，还明码标价喊出了陪坐的价钱——陪客人在卡座上唠嗑喝茶，一小时两百块。
对比咱五块钱一曲、陪坐一小时一百块的价码，简直是天上地下。
更离谱的是，舞厅里还悄悄冒出来几个更“金贵”的小姑娘，穿得更时髦，长得更标致，直接喊出一曲二十块、陪坐一小时四十块的高价，居然还有不少穿西装、夹公文包的老板愿意掏钱，专门点她们陪着说话。
舞池里的风向，转得比咱沈阳的秋风还快。
那些老客们，本来还挺守规矩，见着小姑娘们年轻漂亮，价格还分三六九等，能挑能拣，一个个都动了心。
以前总点我跳舞的李大哥，那天我赶紧迎上去，搓着手说：“李大哥，今儿个跳一曲不？我给你算便宜点，五块！”
李大哥瞅了瞅我，又瞅了瞅旁边一个冲他抛媚眼的短裙小姑娘，面露难色：“大玲啊，不是哥不想点你，实在是……人家小姑娘才十块，你这五块虽便宜，但哥还是想尝尝鲜。”
我心里一酸，强挤出个笑容：“没事儿李大哥，您随意。”看着李大哥跟着小姑娘走进舞池，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桂琴姐比我还惨，她以前的“铁杆粉丝”张大爷，现在天天点那个穿牛仔短裙的小姑娘，俩人有说有笑的，压根不搭理桂琴姐。
桂琴姐气得躲在厕所里哭了好几回，出来的时候，眼睛肿得跟核桃似的，嘴里念叨着：“我跳了半辈子舞，还不如人家小姑娘扭两下，这叫啥事儿啊！”
淑芬姐也没好到哪儿去，她最拿手的唠嗑本事，在那些小姑娘的甜言蜜语面前，压根不值一提。
有回她主动凑到一个老客跟前，说：“大哥，陪你唠唠嗑呗，一小时一百。”
那老客摆摆手，指了指旁边一个陪坐的小姑娘：“不用了，我这两百块的，嘴甜会说话，比你会唠。”淑芬姐的脸，当时就红得跟猴屁股似的，扭头就跑回了角落。
日子一天天过，咱仨的收入断崖式下跌。以前一天能挣三百，现在三天挣一百都费劲。
有时候，咱仨在舞厅里坐一整天，连个问价的都没有。
那些小姑娘们，却一个个挣得盆满钵满。有回我去厕所，听见两个小姑娘在隔间里显摆，一个说：“今儿个光陪坐就挣了八百，够我买个新包包了！”
另一个说：“那算啥？我昨儿个被个老板点了一下午，一曲二十块，跳了十曲，陪坐一小时，挣了四百八！”
听着这些话，我心里跟针扎似的。咱这些中年大姐，辛辛苦苦练舞，踏踏实实做人，到头来，却被这些小姑娘用低价和青春挤得没了活路。
桂琴姐实在扛不住了，有天晚上，她拉着我跟淑芬姐，红着眼圈说：“妹子们，姐撑不下去了。这舞厅，咱没法待了。我儿子下个月要交学费，我一天挣不着钱，这日子咋过啊？”
淑芬姐也哭了：“姐，我也撑不住了，我老伴儿卧病在床，天天得吃药，我这点钱，连药费都不够。”
那天晚上，咱仨在小酒馆里喝得酩酊大醉，哭了一场又一场。
桂琴姐说：“咱舞跳得比她们好，咱会的比她们多，可为啥啊？为啥年轻就能这么横？”淑芬姐说：“因为青春是本钱啊，咱的本钱早就没了。”
我没说话，只是一杯接一杯地喝酒，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
没过几天，桂琴姐就不来舞厅了。
听说她去了菜市场，摆摊卖菜，起早贪黑的，挣的钱比在舞厅还少，但好歹是个活路。
淑芬姐也走了，她去给人家做保姆，伺候一个老太太，一个月挣两千块，勉强够老伴儿的药费。
舞厅里，就剩我一个人了。
我还在坚持，不是因为能挣着钱，而是因为舍不得。
舍不得这个我待了十年的地方，舍不得那些熟悉的音乐，舍不得那些曾经的老客。只是现在的红果舞厅，再也不是以前那个红果舞厅了。
舞池里，全是那些穿短裙的小姑娘，她们扭着腰，晃着头，跟客人贴得近近的，音乐一响，满场都是青春的荷尔蒙味儿。
而我，就像个多余的人，缩在角落，看着眼前的一切，心里一片荒凉。
有时候，我也会想起以前的日子。想起跟桂琴姐、淑芬姐一起嗑瓜子、唠嗑的时光，想起张大爷拉着我的手跳慢三的样子，想起舞厅里那些热热闹闹、踏踏实实的日子。
可那些日子，就像舞厅墙上剥落的墙皮，再也回不来了。
前几天，我去菜市场买菜，碰见了桂琴姐。她穿着一身旧衣服，手里拎着一篮子青菜，脸上满是疲惫。
看见我，她勉强笑了笑：“大玲啊，你还在舞厅待着呢？”
我点点头：“嗯，还在。”桂琴姐叹了口气：“别待了，没啥意思了。咱这些人，跟那些小姑娘比不起。人家靠青春吃饭，咱靠力气，压根不是一个赛道的。”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她手里的青菜，心里五味杂陈。
从菜市场出来，我往红果舞厅的方向走。远远地，就听见舞厅里传来震耳欲聋的音乐声，还有小姑娘们的嬉笑声。那声音，以前听着挺热闹，现在听着，却格外刺耳。
走到舞厅门口，我停住了脚步。看着那块破破烂烂的招牌，看着那些进进出出的客人，看着那些花枝招展的小姑娘，我突然觉得，我该走了。
这个地方，再也不是我的主场了。
我转身，慢慢地往家走。
风吹过我的脸，带着沈阳秋天的凉意。我想起淑芬姐说过的话：青春是本钱。可当青春耗尽，剩下的，就只有生存的挣扎了。
红果舞厅的卷王之战，没有赢家。
那些小姑娘，用青春换来了快钱，可青春总有耗尽的一天；而我们这些中年大姐，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失去了赖以生存的饭碗。
这舞池里的内卷，卷走的是我们的生计，卷走的是那些踏踏实实的日子，卷走的，是咱沈阳舞厅里曾经的那份烟火气。
我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但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回红果舞厅了。
那个破破烂烂的地方，藏着我十年的青春，也藏着我一辈子的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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