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秋天，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个不算起眼的墓碑前，气氛有些凝重。
前来吊唁的人中，有一位是水利部部长傅作义，他站在灵前，久久没有说话。
上面只有一句话，说得不清不楚，“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
没有入党时间，没有军衔职务，什么都没有。
他们一遍遍地追问，父亲到底是谁？
他究竟为革命做过什么工作？
1933年，他考进了山西大学法学院。
那是个读书救不了国的年代，校园里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把所有人的梦都打碎了。
可去延安的路并不好走，国民党在沿途设下重重关卡，严防“共匪渗透”。
就在一行人一筹莫展时，他在西安的茶馆里巧遇了老同学樊长荣。
樊长荣当时在傅作义部任职，正要去临县，可以途经延安。
到了延安，在训练班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
1938年9月，组织交给了他一个任务，利用与傅作义是同乡的便利，打入其部队内部，从事统战工作。
从他宣誓的那一刻起，他的人生就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面。
傅作义对他确实是喜爱有加，军令、政务、对外联络，很多都经他之手。
这份信任，是最好的掩护。
但好景不长，1939年，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傅作义部队里的共产党员被一一“清理”。
七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人的信仰生锈。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扮演好那个忠诚干练的秘书角色，把所有有价值的信息，都刻在脑子里。
他必须等，他知道。他等待着一声遥远的呼唤，等待。
1946年的春天，等待终于有了回音。
一个自称王玉、假扮皮货商的男人，通过重重关系找到了他。
那一刻，七年的孤寂与压抑，瞬间决堤。
可惜的是，这份情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得到前线指挥员的足够重视，导致我军吃了亏。
真正展现他潜伏深度的一件事，是写一封骂共产党的信。
这封信后来发表在报纸上，延安的同志们看了无不义愤填膺。
他们不知道，这封信在动笔之前，周恩来已经通过秘密电台传来了指示，“骂狠一点，能麻痹敌人。”
傅作义对此非常满意，对他的信任又加深了一层。
谁也想不到，这位痛骂共产党的国民党高官，本人就是一名秘密党员。
当时，平津战役即将打响，东北野战军已经秘密入关。
中央急需掌握傅作义集团的战略底牌，以便完成“关门打狗”的战略合围。
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亲自下令，限期拿到傅作义的作战计划。
这份情报被火速送到西柏坡。
一张小小的纸条，调动了三大野战军的百万兵马。
整个解放战争的棋局，就此被盘活。
他与傅作义的女儿、同样是地下党员的傅冬菊一起，轮番上阵，为傅作义分析利弊。
南撤是自投罗网，西退是死路一条，死守北平，则会成为毁掉千年古都的千古罪人。
1949年1月22日，在中山公园水榭，历史性的一幕上演了。
台下掌声雷动，人们都以为他只是傅作义的忠实代表，却无人知晓，他胸膛里跳动的是一颗共产党员的心。
他对李克农说，“傅先生是我党重要的统战成果，如果他知道自己的左膀右臂原来是共产党，只怕这一生都过不去这个坎。”
为了国家的统战大局，他选择将自己的功勋和身份，永远地埋藏起来。
他跟随着傅作义，先后调入水利部和农业部工作，职位不高，生活清贫。
他依然按时缴纳党费，只是从不署名。
他把最深的秘密和最耀眼的功勋，都锁进了心底，连妻子都只知道丈夫曾是起义将领，仅此而已。
1962年，他因病去世，临终前，才对守在身边的妻子丁宴秋留下了一句遗言，“我……是共产党员，若以后家里有困难，可以找组织。”
这句嘱托，在之后的岁月里，成了一家人心中一个模糊而又沉重的念想。
他们不知道该找哪个组织，也不知道父亲的档案究竟在哪里。
那一年，距离北平和平解放，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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