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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疯了！你要是敢把那个破了相的女人领进门，我就一头撞死在这门框上！”母亲的声音尖利得像一把锥子，狠狠扎进我的耳朵。
“砰！”她把手里的搪瓷茶缸摔在水泥地上，茶叶和热水溅了我一裤腿。
“我娶她。”我的声音不大，但屋子里的烟和灰尘好像都为之一震。
父亲蹲在角落，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劣质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脸晦暗不明，像一块被雨水泡了很久的石头。
“你这是要我的老命啊！”母亲开始捶打自己的胸口，发出沉闷的响声，像是在擂一面破鼓。
整个家属院的空气都变得黏稠起来，充满了窥探的目光和窃窃的议论。
那年我二十八岁，像一头犟驴，撞向了所有人都认为是南墙的女人。
他们不知道，那堵墙后面，藏着一个被烧毁的世界，和一个等待被捡拾的灵魂。
我只是隐约感觉到，她眼睛里那点忽明忽暗的光，比我见过的任何星辰都更值得守护。
一切都从那个风很大的春天开始。
1992年的风，带着北方特有的粗粝，刮在人脸上，像砂纸在打磨。
王婶领着我，穿过镇子西边那片低矮的平房区。
这里的路，坑坑洼洼，像一张长满了麻子的脸。
“文涛啊，这姑娘人是顶好的，就是……就是命苦了点。”王婶边走边说，嘴里吐出的热气很快被风吹散。
我没说话，只是跟着她走。
退伍回来，我在机械厂当技术员，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到了年纪，父母急得火烧眉毛。
相了几个，不是嫌我闷，就是嫌我没城里户口。
直到王婶提到了林晓月。
“脸上有道疤。”王婶说得含蓄。
我妈一听，脸就拉了下来。
“人品好，手巧，心善。”王婶又补了一句。
我鬼使神差地说了句：“去看看。”
推开一扇吱呀作响的木门，我看见了她。
她正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低着头，手里做着针线活。
一条洗得发白的粉色头巾，把她的头和上半边脸裹得严严实实。
阳光斜斜地照下来，给她镶了一道金边。
她听见动静，身体明显僵了一下。
她站起来，头垂得更低了，几乎要埋进胸口里。
“晓月，来客人了。”王婶的声音透着一股刻意的热情。
她没应声，只是挪了挪步子，给我们让出一条路。
就在那时，一阵妖风刮过。
那条粉色的头巾被吹得向后扬起，连带着她额前的刘海。
一道疤。
一道从左边眉骨直劈下来，穿过眼角，一直蜿蜒到嘴角的疤。
那疤痕是陈年的，肉粉色，像一条巨大的蚯蚓，丑陋地趴在她脸上，把一张原本应该清秀的脸，撕裂成了两半。
我妈倒吸一口凉气，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那声音不大，但在死寂的院子里，像一声惊雷。
林晓月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她闪电般地扯下头巾，又迅速地重新包好，动作快得像是在掩盖一个天大的罪证。
我看见了她的眼睛。
那是一双受惊小鹿的眼睛，充满了恐惧和屈辱。
但在这片惊慌的湖水深处，我又看到了一点别的东西。
一点倔强，一点不肯熄灭的火星。
她没有哭，也没有躲，只是挺直了脊梁，站在那里，像一棵在盐碱地里挣扎生长的树。
“挺好的。”我说。
声音不大，却让在场的三个人都愣住了。
我妈用看疯子一样的眼神看着我。
王婶的嘴巴张成了“O”形。
林晓月猛地抬起头，那双眼睛里第一次露出了惊愕。
“我……我看挺好的。”我又重复了一遍。
我要娶“刀疤女”林晓月的事，像一颗炸雷，在机械厂的家属院里炸开了锅。
王婶的嘴像个漏风的筛子。
这消息一夜之间就筛遍了整个镇子。
唾沫星子能淹死人。
我妈说。
她是真的怕了。
她开始整夜整夜地哭，头发一把一把地掉。
父亲的烟抽得更凶了，家里的空气呛得人睁不开眼。
“李文涛，你是不是在部队把脑子摔坏了？”
“你娶这么个女人回来，我们老李家的脸往哪儿搁？”
“她那张脸，半夜看了不吓死人？”
“听说她以前不检点，被人用刀划的脸！”
“还有人说她克夫，前头说好的一家，男的出门就让车撞了！”
流言像长了脚的毒虫，爬满了每一个角落。
我成了全镇最大的傻子和笑话。
厂里的同事见了我，都绕着走，眼神里全是同情和讥诮。
我一概不理。
他们说他们的，我做我的。
我开始往林晓月家跑。
厂里发了新的劳保手套，我给她送去，说：“你做针线活，这个耐磨。”
看到她家屋顶的瓦片松了，我就爬上去，默默地给她修好。
她家的水缸空了，我就挑着担子去井边，给她一担一担挑满。
我从不问她的过去，也不提那些流言。
我只是做。
起初，她像一只警惕的刺猬。
我一来，她就躲进屋里，把门关上。
我把东西放在院子里，转身就走。
后来，我再来，她不躲了。
她会站在门口，远远地看着我。
再后来，我干完活，她会从屋里端出一碗热水。
碗是旧的，上面还有豁口。
水是热的，暖意能一直传到心里。
她依然不怎么说话，但眼神里的冰，在一点一点融化。
我跟父母摊牌，说这辈子我非林晓"月不娶。
我妈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的鼻子骂：“你娶她可以，这个家，你就别再踏进一步！”
“我们没你这个儿子！”
“一分钱，你都别想从家里拿！”
父亲把手里的烟头狠狠摁灭在桌上，烫出一个黑点。
“你自己看着办吧。”他说完，摔门而去。
我拿出了我全部的退伍金。
三千六百块。
那是我在部队拿命换来的。
我把我们单位分的那间单身宿舍，重新粉刷了一遍。
买了一张新床，一对大红的囍字，还有两根粗壮的红烛。
没有酒席，没有宾客，没有鞭炮。
只有一个家徒四壁的婚房。
婚礼的前一天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有人敲门。
是林晓"月。
她一个人来的，怀里抱着一个蓝布包裹。
她把包裹递给我，声音小得像蚊子哼。
“这里面……是我攒的所有钱。”
“你要是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这些钱，你拿着，就当……就当我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
我没有接那个包裹。
我看着她的眼睛。
那双眼睛在黑暗里，亮得惊人。
“明天，我来接你。”我说。
她的身体晃了一下，好像快要站不稳。
她没再说什么，转身跑进了黑暗里，那条粉色的头巾在夜风中飘动，像一只断了翅线的风筝。
新婚之夜。
房间里很安静。
安静得能听到红烛燃烧时发出的“噼啪”声。
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一声祝福。
只有我和她。
她穿着我托人买的红嫁衣，坐在床边，双手紧张地绞着衣角。
烛光跳跃，映在她低垂的脸上。
那道疤痕在红光的映衬下，显得不那么狰狞了，反而像一抹奇异的胭脂。
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尴尬又压抑的气氛。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也不知道。
我们就这么坐着，时间像凝固了一样。
许久，她终于动了。
她抬起头，看着我，嘴唇翕动了半天，才发出声音。
“文涛，谢谢你。”
她的声音带着颤抖。
“但有些事，你必须在今晚知道。”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想，她是要告诉我那道疤的来历了。
关于那些“不检点”的流言，我一个字都不信。
但我做好了准备，无论她经历了什么，我都接受。
然而，她接下来的动作，却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
她没有脱下嫁衣。
她缓缓地抬起手，不是抚摸脸上的疤痕，而是伸向了脑后。
她要去解那条她从不离身的粉色头巾。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我以为，那头巾下面，或许是为了遮盖伤疤的延伸，或者是……一些别的丑陋印记。
她的手指有些颤抖。
头巾的结，似乎很难解开。
终于，结松了。
她闭上眼睛，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将那条粉色的头巾，缓缓地，缓缓地，从头顶取了下来。
头巾像一片凋零的花瓣，从她手中滑落，飘在红色的床单上。
烛光，照亮了她的头顶。
我愣住了。
我彻彻底底地愣在了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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