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三年来,王建军在异国他乡的工地上,把每一个硬币都攥出了汗。

他回来了,带着一身洗不掉的风霜,和一个塞得鼓鼓囊囊的公文包。

包里,是一份早就签好字的离婚协议,和一张他认为能买断二十年婚姻的银行卡。

他站在那扇斑驳的家门前,三年前妻子那句尖刻的话仿佛还在耳边回响:

“这个家没你,照样转!”

他嘴角浮起一丝冰冷的笑意,在心里默念:

“李慧娟,我回来了。我倒要看看,离了我这个‘累赘’,你们过成了什么金贵的模样。”

他掏出那把已经有些生锈的钥匙,对准锁孔,没有丝毫犹豫地插了进去。“

咔哒”一声,像是命运的齿轮终于咬合。

他深吸一口气,用力推开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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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傍晚的争吵,像一条潜伏在烂泥里的水蛭,终于找到了机会,死死地咬住了王建军的脚脖子。

那年他五十岁,一个男人最尴尬的年纪。

厂子倒闭后,他就像一只被拔了毛的公鸡,在家里再也抖不起威风。

几次投资,都像把钱扔进了池塘,连个水花都听不见。

家里最后那点积蓄,被他折腾得只剩下个底。

李慧娟的眼神,一天比一天冷,像冬天里结了冰的窗户,他哈再多热气也暖不起来。

那天,导火索是儿子王涛。

二十三岁的年纪,大学毕业在个不好不坏的单位上了两年班,突然说要辞职,要开店。

他说得唾沫横飞,眼睛里闪着光,那光刺得王建军眼睛疼。

“开店?你拿什么开?拿嘴开吗?”

王建军把手里的报纸摔在桌上,纸页散了一地,像凋零的枯叶。

他感觉自己的权威,连同那份报纸,一起被摔得粉碎。

王涛梗着脖子:“我跟妈商量好了。妈支持我。”

王建军的目光刀子一样转向李慧娟。

李慧娟正在厨房里择菜,背对着他,瘦削的肩膀微微耸动着。

“家里还有点钱,我想让孩子试试。总比你把钱扔水里强。”

她的声音不高,却像一根针,精准地扎进了王建军心里最疼的地方。

“你懂什么!”王建军的火气“噌”地一下就顶到了天灵盖,“头发长见识短!我那是投资,是事业!他这就是胡闹!”

“你们娘俩是不是觉得我没用了?在这个家里,我就是个废物,是个多余的人了?”

他吼得脖子上青筋暴起,像一条扭曲的蚯蚓。

这些话,在他心里憋了太久,像发酵的酸水,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喷涌而出。

李慧娟转过身,手里还捏着一把芹菜。

她的眼睛红了,但脸上却是一种近乎刻薄的冷漠。

“是,你说对了。你现在在家里,除了唉声叹气,还能干什么?”

“你就是个累赘!有本事,你别在家里横,你出去闯出个名堂来给我看看!让我们也跟着你风光风光!”

“累赘”这两个字,像两颗烧红的铁钉,狠狠地钉进了王建-军的耳朵里。

他觉得整个世界都在旋转,天花板上的吊灯晃得他眼晕。

他看着眼前这个跟了他二十多年的女人,突然觉得无比陌生。

他点了点头,一种惨烈的笑意浮现在他脸上。“好,好,好。李慧娟,你记住今天说的话。”

他转身走进卧室,胡乱地把几件衣服塞进一个破旧的旅行包里。

王涛想上来拦,被他一把推开。

他走到门口,没有回头,只留下了一句话,那句话像一道刻在门框上的疤,三年都没有褪色。

“等我挣够了钱,挣够了能让你闭嘴的钱,我回来跟你离婚。”

“到时候,钱给你,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没有我这个累赘,我看你们能过出什么花来!”

门“砰”地一声被带上,隔绝了屋里李慧娟压抑的哭声和王涛焦急的呼喊。

王建军走在昏暗的楼道里,脚步踉跄,却又带着一种自毁般的决绝。

他要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一个可以用汗水换回尊严的地方。

他要去挣钱,挣回一个男人最后的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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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军去的地方,是波斯湾沿岸一个遍地黄金也遍地沙砾的国家。

亲戚帮他联系的,建筑工地上的杂工。

飞机落地的那一刻,一股滚烫的热浪夹杂着机油和尘土的味道,扑面而来,让他几乎窒息。

这里没有江南小城的潮湿,只有火辣辣的太阳和无边无际的黄沙。

五十岁的王建军,就这样把自己扔进了一个巨大的、轰鸣作响的熔炉里。

工地的生活,不能称之为生活,只能叫作生存。

一个皮肤黝黑的巴基斯坦工友看他脸色发白,递给他一瓶水,用蹩脚的中文说:

“喝。这里,太阳,杀人。”

王建军接过水,点了点头,沙哑地说了声“谢谢”,然后就再也说不出别的话。

他和其他几十个肤色各异的男人挤在一间铁皮搭成的板房里,空气中永远弥漫着汗臭、烟味和廉价香水的混合气息。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在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声中开始一天的工作。

搬钢筋,扛水泥,砌砖墙,所有年轻人干的活,他一样不落地干。

他几乎不和任何人交流,像个沉默的影子。

几个月后,帮他办手续的表哥打来电话。

“建军,在那边还习惯吗?累不累?”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嘈杂的背景音。

“死不了。”王建军的声音干巴巴的,“有事说事。”

“我……我前两天碰到你家小涛了。”表哥犹豫了一下,“他问我你的联系方式,我没给。慧娟把工作辞了,好像和小涛在家里捣鼓什么东西。”

王建军心里一紧,嘴上却冷笑一声:

“捣鼓?能捣鼓出什么名堂?八成是把我以前那点老本都折腾光了吧。你别管他们,让他们折腾,不把钱花光他们不知道什么叫日子难过。”

“建军,你别这么想。慧娟不是那种人,要不……你打个电话回去问问?”

“不打!”王建军几乎是吼出来的,“我说了,等我挣够了钱,我自然会回去!没挣够钱,我就是个死人!”

他“啪”地挂了电话,心脏却狂跳不止。

他靠在工棚的铁皮墙上,墙壁被太阳晒得滚烫,烫得他后背生疼。

辞职了?她们想干什么?他的脑子里一片混乱,但最后,所有的担忧都被那股该死的自尊心压了下去。

他狠狠地想:好,我倒要看看,没有我,你们能翻出什么天来!

这个念头,像一根毒刺,支撑着他在异国的苦役中继续熬下去。

第一年,王建军像一头被蒙上了眼睛的驴,只知道埋头拉磨。

过年的时候,工地上放了三天假,他一个人喝得酩酊大醉,醒来后,心里的那股狠劲儿更足了。

他断绝了和家里的直接联系,只是每个月通过表哥往家里寄钱。

起初是两千,他觉得太多了,这不像是在惩罚她们,倒像是在奖励。

他跑到镇上的汇款点,对着单子犹豫了半天。

“先生,汇多少?”办事员不耐烦地问。

“一千五。”他咬了咬牙,说出了这个数字。

可没过两个月,表哥的电话又追了过来,语气里满是无奈。

“建军,你到底想干什么?怎么这个月只寄了一千?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慧娟在亲戚面前多没面子!”

“面子?”王建军在电话这头冷笑,“她当初说我是累赘的时候,想过我的面子吗?一千块够他们吃饭了,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没我这个‘累赘’,日子是什么滋味!”

电话那头沉默了。

过了好一会儿,表哥才叹了口气,说:“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把钱给慧娟的时候,她没要。”

王建军一愣:“什么意思?”

“她说,‘哥,这钱你先帮我存着。他的钱,我不要。’她还说,‘你告诉他,让他自个儿在外面保重身体,别老了没人管。我们娘俩,饿不死。’”

表哥模仿着李慧娟的语气,那平静又倔强的话,像一把淬了冰的刀子,狠狠捅进王建军的心窝。

“好……好得很!”王建军气得浑身发抖,“有骨气!我倒要看看,她的骨气能撑多久!你告诉她,从下个月开始,一分钱都没有了!”

他再次挂断了电话,气得在工棚里来回踱步。

这场无声的较量,已经变成了他和李慧娟之间一场关于尊严的战争。

他们都用最伤人的方式,去刺痛对方,仿佛只有证明对方是错的,自己才能得到解脱。

从此,他真的再也没往家里寄过一分钱。

他把所有的钱都存进自己那张秘密的卡里,看着上面的数字一点点增加,仿佛那才是他唯一的亲人。

时间在汗水和沙尘中被拉长、碾碎,然后又重新黏合。

第二年,第三年,王建军已经完全适应了工地的节奏。

他成了一个老油条,还跟着老师傅学了点木工手艺,收入也高了一些。

当银行卡里的数字跳到五十万的那一刻,王建军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他觉得,够了。

这笔钱,就是他的底气,是他回去谈判的筹码,是他这三年用血汗铸成的勋章。

他可以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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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第一时间,是给那个帮他联系的律师打了跨洋电话。

“张律师吗?我是王建军。”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

“哦,王先生,您好。有什么事吗?”律师的声音冷静而专业。

“那个协议,可以定了。就按我们之前说的,房子归她和孩子,我这笔钱……五十万,分一半给她,就当是补偿。”

“好的,王先生。我再跟您确认一遍:您自愿放弃婚内房产的所有权,并支付李慧娟女士二十五万元作为离婚补偿,双方再无其他财产纠纷。是这样吗?”

“对!”王建军斩钉截铁地说,“我什么都不要,只要她签字。我要走得干干净净。”

“明白了。我会把正式文件发到您的邮箱,您打印出来带回去就行。”

挂了电话,王建军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轻松。

他仿佛看到,李慧娟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时,那张震惊又悔恨的脸。

他辞了工,结清了所有的工钱。

临走前,工头拍着他的肩膀:“老王,回家了!好事啊!回去享福了!”

“是啊,回家。”王建军笑了笑,那笑容里有解脱,也有一丝说不清的茫然。

他买了一身新衣服,一件深蓝色的夹克,一条卡其色的长裤,还有一双擦得锃亮的假皮鞋。

他把那份打印出来的离婚协议小心地放进随身的公文包里,那个包也是新的,散发着一股刺鼻的塑料味。

他觉得,自己现在像个衣锦还乡的商人,而不是一个满身尘土的建筑工。

飞机在云层里穿行,发出平稳的嗡鸣。

王建军靠在狭小的舷窗边,看着下面棉花糖一样的云海,心里五味杂陈。

他想起了李慧娟。

他想象着她现在的样子,一定比三年前更老了,眼角的皱纹肯定又多了几条。

他又想起了儿子王涛。

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小子,开餐馆的梦想大概早就破灭了吧。

这些想象,让他心里升起一种扭曲的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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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降落在故乡的机场,一股熟悉的、潮湿的空气涌了进来。

不是他想象中胜利的清新空气,而是那股熟悉的,像湿抹布一样捂在脸上的感觉。

王建军皱了皱眉,心里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烦躁。

他拖着破旧的行李箱,拦了一辆出租车。

司机是个健谈的年轻人,从后视镜里打量着他。

“大叔,回国啦?看您这气质,在国外发大财了吧?”

王建军含糊地“嗯”了一声,并不想搭话。

“我们这小城这几年变化可大了。”司机自顾自地说,“您看那栋楼,新盖的商业中心。现在的人呐,都爱在外面吃,搞得餐饮业特别火。”

王建军的心思完全不在这些上面,他只想快点到家,结束这场长达三年的闹剧。

“师傅,麻烦开快点。”他催促道。

“好嘞!”司机话锋一转,“您是回前面的老城区吧?哎,说起来,那块地方现在可热闹了,尤其一到晚上。”

“哦?”王建军随口应了一声。

“是啊,有家叫‘慧娟私房’的,不知道您听过没?老板娘手艺绝了!”

“慧娟?”王建军听到这个名字,心里咯噔一下,但随即自嘲地摇了摇头。

怎么可能。天底下叫慧娟的多了去了。

“巧合罢了。”他对自己说。

他脑子里全是自己排练了无数遍的台词,根本没把司机的话放在心上。

“师傅,就在前面路口停。”他指了指那个熟悉的小区入口,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气地急切。

他迫不及待地,要去上演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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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在老旧的小区门口停下。

王建军付了钱,拖着箱子走了进去。

小区还是老样子,墙壁上爬满了青苔,宣传栏里贴着过期的停水通知。

楼道里光线昏暗,空气中混杂着各家厨房飘出的饭菜香和一丝若有若-无的霉味。

他走得很慢,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空洞的“嗒、嗒”声。

这声音在安静的楼道里回响,像在敲打着他的心脏。

三楼,那个他住了二十多年的家。

他站在门口,那扇熟悉的深红色木门就在眼前。

门上的油漆已经斑驳脱落,露出了里面木头的底色。

门上贴着一张倒着的“福”字,边角已经卷起,颜色也晒得发白,显然是好几年前的了。

他伸出手,想去敲门,但手举到一半又停住了。

他不想敲门。

敲门,就意味着他是客人,是请求进入。

可他不是客人。

他要自己打开这扇门。

从公文包的夹层里,他摸出了那把被他带走了三年的钥匙。

钥匙上沾染了异国的沙尘,变得有些晦暗。

他把它在裤子上用力擦了擦,擦得黄铜色重新亮了起来。

他深吸一口气,把钥匙插进了锁孔。

心里一个声音在冷笑:锁都没换,看来是真的山穷水尽,等着我回来收拾烂摊子了。

钥匙插进去,转动,一种略带生涩的阻力传来。

然后,“咔哒”一声轻响,锁芯被顺利地转动了。

门开了。

王建军的心跳漏了一拍。

他紧了紧握着公文包的手,那里面有他复仇的武器——离婚协议和银行卡。

他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台词,准备好了迎接一个冷清、杂乱、充满怨气的家,准备好迎接李慧娟那张憔悴又震惊的脸。

他抬起脚,用力将门推开。

预想中的安静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男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