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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春天的中南海，风沙正劲。
刚从毛主席办公室出来的邓子恢捏着那份写着"稳步前进不可太急"的农业合作社报告，脚步还没迈下灰砖小楼的台阶，就被身后追来的张震拽住了胳膊。
"老邓，听我一句劝，最近少谈农业，别再惹麻烦。"
总参作战部长压低声音的提醒，像块石头砸进邓子恢心里。
这位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猛地转身，平日里温和的福建口音陡然拔高："不谈农业？我们共产党人不为农民说话，那还是党员吗！"
这场争吵把路过的警卫员都吓了一跳。
谁都知道邓子恢和张震是过命的交情长征路上分食一块红薯片，过草地时邓子恢把半搪瓷缸米汤让给发着高烧的张震，那点热乎气硬是把人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可1953年的春天，这对老战友却在中南海的走廊里红了脸。
张震的担忧不是没来由。
作为总参作战部长，他列席中央会议时看得真切：毛主席在会上主张加快农业合作化步伐，认为"小脚女人走路"会耽误社会主义进程。
而邓子恢带着工作组跑了六省四十二村后，坚持"1957年完成30%合作化"的缓进方案。
两种意见在会议桌上已经碰撞出火星，张震亲眼见有人把邓子恢的报告批为"右倾保守"，这时候再顶上去，后果不堪设想。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邓子恢的声音缓了下来，手指无意识摩挲着报告封面，"可安徽王家坝的社员拆门板当会议桌，湖北红安的老农夜里偷偷给牛喂私料，就怕集体化了连牛都保不住，这些事我看见了，能装聋作哑？"
他想起1930年在闽西，自己当着全村人的面烧毁自家田契时说的"耕者有其田"，那句誓言在胸腔里烧得发烫。
被贴上"小脚女人"标签后，邓子恢反而更频繁地往乡下跑。
1954年秋收时节，他带着农村工作部的干部发明了"双本工作制"：每个干部随身带两个笔记本，一个记"上面要听的"，规规矩矩汇报合作社成绩；另一个记"农民想说的"，那些"强迫入社""耕牛折价太低"的牢骚话，直接封进牛皮信封寄到他办公室。
这些秘密材料后来积了满满一柜子，足足920份。
有份材料里夹着片干枯的稻穗，附纸条写着"这是并社后种的，比去年减产三成"；还有张手绘的地图，标注着哪个村子把祠堂改食堂后，香火钱都被挪去买拖拉机了。
1955年中央会议上，邓子恢把这些"农民心声"摊在桌上，坚持"退社自由"的主张，气得有人拍了桌子："邓子恢，你到底代表党还是代表富农？"
1956年农村工作部被撤销那天，邓子恢收拾办公室，把那些农民笔记仔细装箱。
调任财贸部长前，他拉着部里年轻人说："记住，吃农民的粮，就得替农民说话，哪怕话说不出去，记下来也是好的。"
后来这些笔记被抄走，直到1979年平反时，才从档案馆角落里找出来，纸张都发了黄。
1961年冬天，邓子恢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偷偷去了安徽凤阳。
在小岗村的草屋里，他看见十八个农民按红手印分田单干，领头的严宏昌攥着他的手直哆嗦："邓部长，我们实在活不下去了。"
老人抹着眼泪建议："包产到户能救农村。"
这话当时被当成"复辟资本主义"，可邓子恢回北京后还是写了份报告，结果被批为"死不悔改"。
看着昔日战友被剃了阴阳头游街，张震心里像刀割。
1972年邓子恢弥留之际，已经说不出完整话，却抓着儿子的手反复问："农村...怎么样了？"临终遗言就一句："我怕...对不起农民。"
谁也没想到，八年后小岗村粮食产量翻了六倍。
1980年张震调研路过那里，严宏昌拉着他看满仓的稻谷，说："要不是邓部长当年那句话，我们早饿死了。"
老人在日记里写道："老邓若见此景，当笑慰九泉。"
如今凤阳还流传着句民谣："邓子恢，个子不高却替我们顶了天。"
去年我去闽西参观邓子恢纪念馆，看见玻璃柜里陈列着他用过的那个牛皮笔记本，扉页上有行铅笔字："共产党员的良心，在农民的饭碗里。"
想想当下乡村振兴的好政策，再看看墙上那句"不忘初心"的标语，突然明白：有些真理或许会迟到，但为人民发声的人，永远不会被忘记。
就像邓子恢当年吼出的那句话，隔着七十多年的风雨听来，依旧振聋发聩因为真正的共产党人，从来把人民放在心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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