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与长期价值逻辑重塑中国企业：唯有让制度、战略与社会责任协同才能稳健增长，实现经济与社会价值共赢。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金融学教
授郑志刚，文章来源于《SEEC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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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全球企业治理正在经历深刻变革。ESG（环境、社会与治理）、DEI（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绿色投资、数字化治理等理念的兴起，使企业的目标不再仅是利润最大化，而必须回应社会与利益相关方日益复杂的期望。然而，当这些理念被过度赋予道德化或政治化使命时，治理的本源逻辑开始偏离——其核心本应是在效率、激励与责任之间建立可操作的秩序。
治理的根本原理简单而深刻：明确的专业分工、权责一致、合理的激励，以及制度成本与收益的平衡。正是这种设计，使现代企业制度能够兼顾动力与秩序，支撑组织长期发展。如今，这一逻辑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全球可持续治理框架急速调整、投资者与社会诉求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传统治理与战略实践的边界正在重塑，企业既有的绿色战略模式正触及极限。可以说，我们正处在一个拐点——过去可持续战略的闭环逻辑正在断裂，新常态下的商业与治理模式必须被重新思考。
叙事退潮：价值回到现实
自2024年以来，全球治理正在进入一个关键的“再平衡与拐点时期”。这一轮变化不仅由经济周期、能源结构与产业布局的转变推动，更源于社会价值观、政治氛围与全球治理理念的深刻调整。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经济体，正在从此前的“绿色优先”转向“能源安全、制造业回流、财政可持续性与效率回归”的多目标平衡。绿色转型、ESG评估和DEI潮流并未消退，但政策和企业实践的重心正在从“政治正确与价值驱动”回归“效率、竞争力与治理可持续性”。
在美国，这种转向尤为明显。新一届政府减少部分绿色能源补贴，将财政资源更多投入战略产业；强化传统能源与本土制造业支持，以保障能源安全和产业链韧性。同时，企业界和社会内部对ESG与DEI的实践正在加速反思，避免过度形式化和多指标堆叠带来的管理失衡。这一趋势并非“反绿色”或“反多元”，而是一种从价值驱动回归效率、竞争力与可持续治理逻辑的再均衡。
类似变化也在其他发达经济体和部分新兴市场显现。英国新兴政治力量在地方选举中提出削减环保财政支出、提升政府效率的议题，反映社会对“过度理想化政策”的反思；日本在长期经济停滞的背景下，其治理逻辑正从“利益相关者共识”回归“效率提升与资本回报”；部分新兴国家也强调“增长优先、效率优先、国家能力优先”。全球治理的关键词正从“扩展价值”转向“重建平衡”，从道德优先回归理性务实。
这背后还有一条深层逻辑：以往围绕环境保护、性别议题和身份认同形成的“道德共识”与“政治正确式叙事”，正在被社会与企业重新审视。其本质不是否定可持续目标，而是从道义合法性向经济理性、社会合意性回归。换言之，绿色、包容、多元仍然重要，但方式正在转向可执行、可衡量、可持续——企业的战略选择和治理模式正站在一个不可回避的拐点上，必须在效率、竞争力与社会责任之间重新校准平衡。
在中国企业实践中，这种回归理性尤为现实。过去，企业宣传和舆论往往强调所谓“企业家精神”或“爱国主义”，甚至赋予企业超越经济本职的社会责任。然而，市场经济的核心逻辑告诉我们：企业最重要的责任仍是创造价值——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满足消费者需求，同时创造就业和税收贡献。这种基于专业化分工的贡献方式，才是企业对社会最直接、最有效的回报。
同时，中国企业的可持续实践需要遵循阶段性逻辑，将战略与社会责任投入与企业发展阶段相匹配。初创阶段：企业应优先关注盈利、成本控制与市场生存，为长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成长阶段：企业需强化内生竞争力，将绿色战略和社会责任融入技术创新和结构性成本优势中，实现可持续竞争力的积累；成熟阶段：企业在稳健发展、积累实力之后，可通过公益和捐赠等方式，以动态、理性、可持续的方式回馈社会，从而最大化社会价值。
这种成长阶段性逻辑不仅符合市场规律，也体现了专业化分工的核心原则：企业的首要职责在于价值创造，而社会责任和公益应在企业具备充分能力与资源时，以可执行、可衡量的方式开展，从而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
这种理念在长期主义和专业化分工的实际案例中体现得尤为清晰。以伯克希尔-哈撒韦为例，巴菲特长期坚持只做自己擅长的投资业务，而将社会责任的具体执行交给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早在2006年，他在股东大会上承诺，将约600亿美元的个人财富全部捐赠给社会。到2025年，不到20年，这一承诺已兑现，向社会贡献超过600亿美元。这不仅是巨额财富的转移，更是专业化分工原则的生动体现：投资由专业团队负责，公益由专门机构执行，确保每一份资源的价值都被最大化释放。
更重要的是，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做法也展示了务实长期主义如何回应“正确叙事”的压力。ISS等评级机构长期给它的ESG表现低分，批评其未在表面上“应当投入”的议题上花费资源。但巴菲特的逻辑始终简单而清晰：只做对公司长期价值与社会真实价值有意义的事情。他不在表层披露、程序工作、叙事工程上耗费精力，而是通过稳定的经营策略和持续的大规模公益投入来体现责任感。真正的社会责任并非来自宣示，而来自实质价值与长期投入。正因如此，伯克希尔-哈撒韦能够长期稳居标普前20名，并非迎合流行叙事，而是因为其战略、经营与价值创造始终不受短期潮流驱动。
这一实践也映射出更广泛的趋势：当政策性概念或单一ESG叙事无法真正支撑组织绩效与长期价值时，市场和实践会自然回归本质——什么才是真正可持续的？因此，“可持续”既是一种过渡性语言，也是对旧有意识形态叙事的更新与淡化，为新的实践留出回旋空间。换句话说，可持续不仅是理念，更是对过度依赖叙事的ESG单一框架的否定性替代。
有人可能会问，这种模式能否被中国企业复制？答案是肯定的，但前提是理解企业发展的成长阶段性逻辑。正如马克斯·韦伯在总结资本主义精神时指出的，企业家的成长通常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拼命赚钱；第二阶段，在激烈竞争中降低成本，确保企业生存；第三阶段，争取更高的战略自主权与长远价值，通过捐赠回馈社会。每一阶段的企业行为与投入都应与其发展阶段匹配，否则过早施加高压绩效指标或复杂的管理报告，可能反而阻碍企业成长规律的顺利运行。
真正可持续的做法，是让企业根据自身文化、发展阶段与资源能力，自主选择最合适的实践路径。这也是华大系等中国企业能够在董事长引领下形成独特文化，并在上市公司中延续成功的关键所在：他们尊重企业成长的阶段性逻辑，在稳健积累实力的同时，动态、理性地安排社会责任与公益实践，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的双重最大化。
惯性之困：改革为何难以发生
制度与治理层面的挑战同样不容忽视。在许多中国企业中，过度负担、层层加码的治理结构，以及高成本、低效率的制度安排——如冗余的监事会、复杂的审批流程和繁重的汇报体系——往往成为制约企业活力和创新的瓶颈。更深层的逻辑在于“制度惯性”：制度一旦运行足够长，不仅流程、规则和思维方式会固化，还会在过程中生成新的既得利益群体。改革意味着面对不确定性、适应新模式的成本、资源与权力的重新分配，也意味着触碰那些习以为常的安全感。因此，即便企业充分理解转型的必要性，仍可能选择按部就班、保守推进——不是不想，而是不能、不敢。
更复杂的是，宏观政策对“稳定性、一致性”的强调，本身强化了这种惯性，使调整周期比我们想象的更长。但趋势已不可逆：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转型的必要，而在于何时显性化、何时成为共识。拐点正在出现，浪潮正在聚集，调整只是时间问题，而非可能性问题。制度惯性固然存在，但它既不是永恒阻力，也无法阻挡趋势的最终显现。
破解这种困境的关键，在于制度优化与政策引导的有机结合。制度优化的核心在于让制度回归服务功能，而非成为企业的重负。例如，近年来部分监管制度改革通过取消冗余监事会设置、降低层级负担，成功减轻了企业治理成本，提高了管理效率。这不仅让企业能够集中精力于核心业务和价值创造，也让管理者有更多空间进行战略思考和长远规划。
与此同时，政策引导的灵活性至关重要。对企业ESG及社会责任实践而言，政策不应采取一刀切的强制方式，而应提供可选择、可适应企业文化和阶段性需求的框架。通过这种方式，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发展阶段和资源能力自主选择最优实践路径，实现社会责任投入的动态、可衡量与可持续。
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真正的转型必然伴随成本。制度惯性和既得利益结构深厚，一旦调整，不仅是政策层面的重新校准，也意味着利益格局的重新定义——一些人、机构或模式将失去曾经稳固的优势地位。但这一成本也是不可避免的前提：只有付出代价，企业才能真正恢复活力、释放创新与效率，回归可持续的价值创造逻辑，而非继续消耗过去路径的遗产。灵活而有针对性的政策引导，既能为企业“松绑”，也能确保社会价值创造建立在企业长期能力与专业优势之上。
此外，经济学中的“理性合成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为企业战略提供了重要警示：当每个企业、每个部门在微观层面都追求最优决策，整体反而可能陷入非理性状态。以经济下行周期为例，普遍的“自保式收缩”——减少风险暴露、压降成本、缩减创新投入——在单个主体看来理性无比，但一旦成为普遍策略，整体经济活力被抽空，增长引擎难以重新启动。换言之，系统失速并非源于个体不理性，而恰恰是所有主体都“过于理性”的结果。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中国企业同样必须警惕这种集体性“理性陷阱”，以避免在追求局部最优的过程中牺牲整体韧性与长期发展潜力。
回归理性、回归基础
从全球视角来看，“回归理性、回归基础”的治理趋势在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均有所体现。无论是企业对ESG的再反思，还是政策重心向效率、能源安全与产业回流的转移，都指向一个共同逻辑：社会价值的创造必须依托企业自身的健康发展与专业能力，而非短期指标或道德姿态。中国企业应顺应这一潮流，将战略规划与制度安排紧密结合，构建既符合长期主义原则，又能保障运行效率的治理模式。
在具体实践中，中国企业的治理设计应遵循以下核心原则：让该负责的人真正负责，让能创造价值的人拥有空间、激励与尊严；让制度服务于企业运行，而非让企业为制度负重。在绩效设计、激励安排和组织架构调整中，应保持动态、阶段性与可持续性，将长期主义与专业化分工原则内化为管理实践。只有如此，企业才能在保持效率与活力的同时，有序承接社会责任，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的协同增长。
在政策与制度环境方面，中国企业还需理解其独特性。相比美国，中国企业对政策依赖性更强，营商环境变化对企业发展有直接影响。因此，在推动企业健康发展、减轻不必要制度负担时，政策引导不可或缺。同时，政策应以鼓励为主，而非强制企业开展ESG或社会责任工作，为企业提供灵活空间，使其根据自身阶段和文化自主选择最佳实践路径。
中国企业正处于全球趋势的交汇点。全球治理再平衡、长期主义与专业化分工经验，以及国内制度环境的独特性，共同指向一个战略逻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价值创造，必须以企业自身稳健成长为前提；治理与制度设计应服务于企业，而非成为负担；社会责任应动态、理性地与企业发展阶段匹配。唯有如此，中国企业才能在复杂全球环境中稳健前行，实现长期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重增长。
在未来十年，真正的挑战不在于追求“完美指标”或“道德姿态”，而在于如何在现实中平衡效率、创新、治理与社会责任。能够理解成长阶段性逻辑、善于运用专业化分工、在制度与政策允许范围内灵活选择实践路径的企业，将成为全球竞争格局中的长期赢家。■
文章来源于《SEEC智选》
图文编辑：张洵
责任编辑：刘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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