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黄埔军校那泛黄的同学录，你要是细看籍贯这一栏，绝对会以为排版工印重影了。
在几万个名字里，有个叫湖北英山的地方，出现的频率高得吓人。
要知道，这可是大别山深处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小县城，人口不到20万，当时在地图上拿放大镜都难找，竟然一口气向黄埔输送了400多名学员。
这数据简直离谱。
在那个交通基本靠走、信息基本靠吼的年代，北上广的少爷们想进黄埔都得脱层皮，英山这帮山里娃是开了挂吗？
更让人头皮发麻的是，这400多号人，后来有的跟了共产党，有的跟了国民党，甚至在战场上互相对射，但把所有史料翻个底朝天，你绝对找不到其中任何一个当过汉奸的记录。
这就很有意思了。
要搞清楚这背后的门道，咱们得把时间条拖回1924年的上海。
那是黄埔军校刚开张的时候，负责上海招生的考官叫傅慧初。
这老爷子身份可不一般，老同盟会的会员，那是跟着孙中山在日本吃过糠咽过菜的元老级人物。
按规矩，这种级别的考官应该面向全国掐尖儿，选拔精英。
但傅慧初这人吧，有点“私心”，或者说他就是个超级“护犊子”的乡党。
傅慧初利用自己当考官的便利，在上海滩悄悄搞了个“英山专线”。
他太了解自加大别山里的娃了，穷是真穷，但骨头是真硬，缺的这就是个机会。
他就像现在的顶级猎头一样，专门盯着从英山出来的年轻人。
那时候想拿张黄埔的报名表，没点关系门儿都没有，傅慧初就是那个把着门缝往里塞自己人的人。
像后来大名鼎鼎的彭干臣、傅维钰这些狠人，当初能迈进黄埔大门，全靠傅慧初这双火眼金睛给捞上来的。
他给这些老乡灌输的观念也特别超前，他不说那些虚头巴脑的大道理，就告诉这帮山里娃：当兵不是为了混饭吃，是为了救这个快完蛋的国家。
这种把个人翻身和国家命运绑在一起的说法，对当时那些热血青年来说，简直就是这一剂强心针。
不过呢，光有情怀不能当饭吃。
这时候，另一个关键人物李次山登场了。
如果说傅慧初是发“入场券”的，那李次山就是负责买单的“榜一大哥”。
李次山是再上海当律师的，虽然不算顶级富豪，但也有些家底。
也是英山人的他，给自己定了个死规矩：凡是英山老乡要去考黄埔的，只要找到他，二话不说，每人拍十块大洋做路费。
你可能对这十块大洋没啥概念。
这再当时，足够一个普通人舒舒服服过小半年，更是从上海去广州的这一张船票钱。
李次山前后资助了八十多名英山青年，这里面就包括后来成了中共高级干部的彭干臣。
最有意思的是，李次山这人是个纯粹的“乡党主义者”，他掏钱从来不问你是信三民主义还是信共产主义，只要你是英山人，只要你去黄埔打鬼子救国，这钱他就敢给。
这种不问主义只问乡情的“天使投资”，硬是用银元铺出了一条通往黄埔的黄金大道。
这套“老乡带老乡”的模式一旦转起来，那是相当恐怖的。
英山这地方本来民风就彪悍，崇武尚义，再加上1926年就建了中共党支部，后来又成了鄂豫皖根据地的核心，红色基因和传统忠义思想一碰撞，直接炸裂。
彭干臣作为黄埔一期生，东征时受了重伤，写信回家说要“留此头颅为党效力”。
这种家书在村里一传开，比现在的征兵广告管用一百倍。
那时候英山谁家孩子要是考不上军校，出门都觉的矮人一头。
这股风气在抗战时期简直到了顶峰。
数据是不会骗人的：1938年到1945年，黄埔军校第二分校搬到了湖南武冈，这一时期的学员名录里，英山籍的竟然有209人。
在某些期别里，英山一个县的人数就占了一半！
当时在武冈甚至流传着“无英不成校”的说法。
在那个山河破碎的日子里，英山人简直是拿命在填这个抗战的坑。
回过头来看，这事儿真的挺让人感慨。
英山走出的这400多名黄埔生，虽然信仰不同，有的成了国民党高官如段朗如、段霖茂，有的成了共产党的烈士，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的底线出奇的一致。
在那段日寇诱降、伪政权遍地的黑暗岁月里，不管混得多惨，哪怕是战死沙场、马革裹尸，这400多人里愣是没出一个汉奸。
这种集体性的硬骨头，除了黄埔精神的熏陶，恐怕更多是源于英山本土那种“名节重于泰山”的宗族教化。
傅慧初和李次山这两个名字，现在历史书上可能都找不到，但正是这两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用人脉和银元，给英山这个穷乡僻壤搭了一座通天的桥。
历史从来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它就是由这一次次具体的资助、一声声具体的吆喝凑出来的。
英山那400多名青年，就是顺着这座桥，一头扎进了中国近代史的风暴眼。
1951年，傅慧初在老家病逝，家里穷得连口像样的棺材都没有，只留下那个震惊军界的名单，静静躺再档案袋里。
参考资料：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