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10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追悼礼堂里气氛凝重，陈毅的灵柩安静停放，毛泽东在工作人员搀扶下缓缓走进会场。很多在场的人都知道，他原本并不在出席名单之中，是临时决定前来送这一位老战友最后一程。
毛泽东在灵柩前驻足良久，没有多说话，只是低声叹了一句：“陈毅是个好同志。”这句话传开后，不少老干部都心里一震。革命队伍里功勋卓著的将帅很多，毛泽东点名夸“好同志”的却并不多，陈毅为何能得到这种评价，一直让人颇感好奇。
追悼会之后，知情者回忆起两人半个世纪的交往，从战火岁月到建国之后，从军中并肩，到政务、外交上的密切配合，种种往事串联起来，毛泽东对陈毅的那份“偏爱”，并不是一句“私交不错”就能说清。
有意思的是，在很多老同志的叙述里，陈毅身上被反复提到的优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五点。这五点铺开来看，就能看出毛泽东为什么格外信任他，也能看出这位元帅在那个时代的独特位置。
一、战火淬炼出的意志与信任
陈毅出身于1901年，少年时代正赶上清帝国覆灭、军阀混战的年代。家国飘摇之际，他和一大批有志青年一样，不甘心做旁观者。1920年前后，他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工厂、码头和工人打成一片，又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潮，对中国的出路有了更清晰的判断。
在法国，他亲眼见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工人罢工、游行并不少见。有人劝他安心读书，将来做工程师也不错，他却直截了当地回了一句：“国家这样，哪儿还有心思只管自己？”这种想法，后来贯穿了他的一生。
被遣送回国后，陈毅很快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在蔡和森等人的介绍下，又走进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陈毅年纪不大，却已经决定把“革命”当作终身事业，不留退路。不得不说，在那个牺牲随时可能降临的年代，需要的不仅是血性，还要有足够坚定的信念。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爆发时，陈毅已在队伍中担任重要干部。起义后形势恶化，敌军反扑猛烈，部队几经转移，减员严重，不少人心里犯了嘀咕。有人甚至偷偷议论：“是不是干不成了？”这样的气氛如果蔓延开来，后果不难想象。
情绪最低落的一天，陈毅站到队伍前，讲得很直接：“今天的困难，是革命路上的阵痛，要真怕死，就不会走到这里。”这一番话没有华丽辞藻，却说到了官兵心里。朱德后来回忆起那段时间，对陈毅在关键时刻稳住军心，评价很高。
1928年前后，红四军在如何建军、如何处理党与军队关系上，内部出现了不少分歧。那时，毛泽东在红四军担任前委书记，但因为种种原因，一度被调离军中具体领导岗位。陈毅接任前委书记，不少人一时想不通，甚至有议论。
从公开材料看，陈毅并没有因为职务变动而与毛泽东拉开距离，相反，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坚持支持毛泽东强调的政治建军路线。军队方向不明时，他那种“顶得住压力、守得住原则”的态度，为后来古田会议的定向，打下了基础。
1929年底到1930年初召开的古田会议，是红军建军史上的关键一笔。会上，对于“红军究竟听谁指挥”“军队要不要搞军阀那一套”等问题，争论非常激烈。面对各种极端意见，陈毅明确支持“党绝对领导军队”的主张，既维护了组织原则，也为毛泽东重新担任前委书记创造了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回到领导岗位后，陈毅主动退居委员，毫无怨言。这种处理个人进退的态度，时间一长，自然就赢得了毛泽东发自内心的信任。
二、梅岭血火、诗酒文章与厚道人情
1934年，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开始长征。此时的陈毅在赣南重伤未愈，被组织安排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很多人口头上说“留守也重要”，心底却清楚，留在南方，意味着极有可能有去无回。
事实也的确如此。1934年至1937年的三年游击战争，敌军“会剿”一轮接一轮，力量悬殊得惊人。陈毅带着不足万人马，隐蔽在赣南、闽西的山林间，与敌军大部队周旋，缺医少药，粮弹时断时续，环境极为恶劣。
最艰难的一次，他和部队被围困在梅岭深处二十多天，险象环生。那段时间里，他写下《梅岭三章》，其中有一句“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颇见决绝。既做好牺牲准备，又在笔下保留着一种昂然的昂气，这样的内心强度，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要说他“意志特别坚决”。
三年游击坚持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方红军余部改编为新四军，陈毅终于迎来转机。他带着从血火中闯出来的队伍，开赴华中敌后，和刘少奇等人一起，建立起新四军、八路军在华中的抗日根据地。
从这段经历看，陈毅的第一个突出优点，就在于“熬得住最苦的日子，不改方向”。长征队伍千里转战固然艰苦，孤军留守、随时可能被消灭的压力，却是另一种几乎被历史忽略的沉重。毛泽东对这段经历心里有数，对陈毅的评价，也就有了更深一层的意义。
说到第二个优点，就绕不开“能文能武”。在红军将领中，既能指挥大战，又能做政治工作的人并不少见，但像陈毅这样军事、政治、外交、文化都能拿得出手的，确实不多。军事上他能独当一面，政治上能主持一方，文化上更是名副其实的“诗人元帅”。
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陈毅既当过纵队、一野一方面军的主官，又做过中央局、分局的重要领导，战斗打得硬，政治工作也抓得细。在新四军战斗口号“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制定和落实中，他都是关键人物之一。
淮海战役期间，他作为华东野战军的主要指挥者之一，在战役部署、兵力运用上显示出极强的整体把握能力。面对国民党军的拼死反扑，陈毅多次提出以中野、华野合力围歼主力的设想，战役推进稳准狠。毛泽东后来评价他“战争头脑清楚”，不是客气话。
再看文采。毛泽东在诗词上的造诣有口皆碑，外界往往不知道的是，他对陈毅的诗词也极为看重。两人在延安、在北京都曾有过谈诗论词的闲聊。一次闲谈中，毛泽东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的律诗写得不如你。”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陈毅听后只是哈哈一笑，没有顺势“客套回敬”，显得颇为坦然。
陈毅一生留下的诗作，比毛泽东还多出近两百首，题材广泛，既有战地即景，也有对战友的深情追忆。梅岭时期写下的那几首，后来在党内广为流传，有人读后说：“字字带血。”毛泽东对这些作品十分熟悉，很多句子都能顺口背出。
第三个优点，则更多体现在为人处世上。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和朱德在如何用兵、如何与地方武装打交道的问题上，免不了会有不同意见，有时争得挺厉害。大家都清楚，那是对路线方针的真诚思考，并非私下争气，但气氛一紧张，容易影响团结。
每到这时，陈毅常常会出来“打圆场”。有老同志回忆，他劝架从不简单地“一团和气”，而是先把双方的合理之处一点点捋清，再提醒大家“对事不对人”。毛泽东曾笑着对他说：“你这和稀泥，救了不少同志之间的感情。”
这种既豪爽又有分寸的处事方式，让陈毅在党内、军内都有很高的“人缘威信”。周恩来后来推他出任外交部长，也和这个特点关系极大。毕竟，代表国家对外发言的人，要有硬骨头，更要有分寸感。
三、有勇有谋的外交家与忠诚到底的“好同志”
新中国成立后，陈毅先在华东战场完成最后的军事任务，又出任上海市市长。当时的上海，经过多年战争，工业凋敝，物价飞涨，社会秩序混乱，“一穷二白”并不是形容词，而是现实难题。很多干部对接手这个“摊子”心里犯难，陈毅却毫不退缩。
到上海之后，他抓的事情很多：恢复生产、整顿治安、稳定金融、安抚工商界。有人劝他“步子可以慢一点”，他却说：“城市不能乱，一乱就坏了名声。”在保证政策原则的前提下，他对工商业者的态度相对稳健，给了对方时间和空间。这些做法，在当时并不算轻松的选择。
可以看出，陈毅的第四个优点，是“有勇有谋，敢担当”。这种勇气，并不仅体现在战场上冲锋，而是能在政治、经济局势复杂的时候，接下最棘手的任务，既不拖延，也不鲁莽。
1954年，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二任外交部长。与周恩来相比，他的风格更加直率，甚至有些“锋芒毕露”。在对外记者会上，遇到明显带着敌意的问题，他从不躲闪。
有一次在国际会议上，一位西方记者故意用尖刻言辞攻击中国的内政外交，场面一度有些尴尬。按一般外交惯例，大可以“轻描淡写一带而过”，陈毅却站起身，当面驳斥，指出对方“以偏概全、别有用心”。据说会后有外国记者小声说：“中国的外长不好惹。”
这种“该硬的时候绝不软”的姿态，让外界对新中国的态度有了更直观的感受。有人说陈毅“火气大”，但留心看就会发现，他的硬，是建立在充分论证和冷静判断上的，不是情绪化的冲动。这种硬朗又不失谋略的作风，与他在战场上的指挥风格有某种一脉相承。
第五个优点，则可以概括为“忠诚可靠，有情有义”。这几个词用在很多革命者身上都合适，但放在陈毅身上，细节会更多一些。
长征前夕，中央作出主力北上、南方留守的决策时，不是没有人担心“南方红军可能全军覆没”。陈毅在这种背景下挺身而出，承担了赣南、闽西游击坚持的重任。明知九死一生，还要主动接下任务，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忠诚。
解放后，他先把精力倾注在上海治理上，之后又转身投入外交战线。每到国家最需要的岗位，几乎都能看到他的身影。这种“哪里需要就去哪里”的态度，让不少干部打心眼里佩服。
在日常工作中，他对组织原则同样看得很重。每一场大规模战役，陈毅在制定作战计划前，总要召集将领反复讨论，听取不同意见，经过充分酝酿才拍板。战后总结时，他往往把功劳推给集体。哪怕外界把某些胜利主要记在他的账上，他一开口，多半是：“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
这种做法，时间一长，部队自然心服。很多战士回忆，陈毅在前线时，经常深入连队，与士兵同吃同住，不摆架子。有人说：“陈老总来了，像家里长辈到连队看望小辈一样。”也正因为如此，他在部队中形成了一种既亲近又威严的特殊威信。
1955年授衔前夕，毛泽东提出，在政府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同志，可以不参加评衔。按这个原则，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其实不在必须授衔之列。陈毅本人也表示，可以不评衔，把名额留给在军中长期工作的同志。
不过，中央内部普遍认为，不能把他排除在元帅行列之外。一方面，他在战争年代的贡献有目共睹；另一方面，他长期承担战略方向上的重要职责，并非单纯地方行政干部。围绕“授元帅还是授大将”的讨论持续了一段时间，最后由毛泽东拍板，授予他元帅军衔。
这个决定，从侧面印证了两件事：其一，陈毅的战功和历史地位，在党内有着广泛共识；其二，毛泽东对他长期以来的信任和倚重，远远超过一般意义上的“战友情谊”。
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位元帅中，陈毅是唯一一位没有亲自走完长征路程的人。即便如此，没有人对他的元帅军衔提出实质性质疑。这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赣南三年游击坚持，新四军主力建设，华东战场指挥，上海解放后重建，再到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开拓，每一项放在台面上，分量都极重。
1972年陈毅病逝后，追悼会上的场景，后来被多方记录。有人回忆，毛泽东在向遗体鞠躬时，神情格外凝重。会后，他看到陈毅的夫人张茜，停下脚步，缓缓说了一句：“他是好人，也是好干部。”
从青年时期奔走求索，到南方游击中的九死一生；从抗战、解放战争战场上的挥师决胜，到新中国成立后治理大城、舞外交场；从诗酒文章到和稀泥的厚道人情，陈毅用几十年时间，证明了那五个被反复提及的优点，并把它们熔在自己的命运里。
也正因为如此，当毛泽东在八宝山礼堂里，说出“陈毅是个好同志”这句话时，在场的很多人都明白，这不只是送别之辞，而是一种已经被历史实践过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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