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我当兵时，有人为了少站岗，拨动了连里的马蹄表|战友|排长|站岗|连部|连里|马蹄表

1973年12月，我应征入伍。到部队经过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后，我被分配当了报务兵。跟别的专业不同，我们报务兵在下连队之前，还要进行报务训练。当时，接受报务训练的一共有两个连队，分别是二连和四连。二连以北京兵为主，四连则是以吉林兵为主。

当时二连的北京兵基本上都来自城市，而四连的吉林兵则大部分都来自农村。两个连比较起来，北京兵的接受能力显然要比吉林兵好，因此，二连的训练进度和技术水平都走在四连的前列。

然而，这些优点并不足以掩盖我们自身的很多缺点（我也是北京兵），“京油子”的外号，还是在不知不觉间，被戴在了我们头上。同时，那年夏天发生在报务训练中的“钟表疑云”，似乎也给我们这个“外号”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时，我们这一批兵中，很多战友都是十六、七岁。而十六、七岁这个年龄，正是睡眠需求比较旺盛的阶段。但当时按照部队的要求，夜间必须有人站岗。连里对站岗做出的安排是，每班岗排两个人，站岗时间为一个小时。

上世纪七十年代，物质生活并不丰富，手表在人们心中的分量，就跟今天的汽车差不多。先说明了这一点，大家才能明白，为什么在那个年代，一个连队中只有二、三只手表，而这几只手表的拥有者，无一例外都是穿着“四个兜”的干部（七十年代时，已经取消了军衔制，干部跟战士唯一的区别，就是干部服的上衣是四个兜）。

手表的数量有限，那么，每晚站岗的士兵该如何来掌握交接班的时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我们连里特意准备了一只马蹄表。到了站岗时间，每天晚上的第一班岗，都要先到连部去拿这只马蹄表，除此之外，还要领一道当晚的口令。第一班领到后，开始一班接一班的往下传，直到传给第二天早上站的最后一班岗。

刚开始站岗的时候，因为大家比较陌生，站岗都还是比较认真。但等到熟悉之后，问题就出来了。要知道，一个熟睡的人在被忽然叫醒后，总是会有几分钟，大脑是处于空白状态的。

而这个因素，也影响到了我们站岗的质量。因为在实际站岗中，当被叫醒的人度过大脑空白的状态，真正清醒后，总是想不起上一班岗的战友交待的口令是什么。这种情况还不是一个月发生一两次，而是几天一次，屡屡发生。因此，每天早上最后一班岗回连部交差时，总是会出问题。

当时也被这个问题困扰的我，在一番思索后，终于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那就是，在我知道第二天早上的最后一班岗有我站时，我头天晚上便会去找站第一班岗的战友，然后问清楚当晚的口令是什么。问了清楚，然后在熟记于心之后，我才会安心的回到宿舍睡觉。

本以为有了这个方法，就会一切顺利的我，在第二天早上站最后一班岗时，就出了问题，发生了那件让我至今难忘的“钟表疑云”。

在知道我是站第二天早上的最后一班岗时，我在当天晚上就找到站第一班岗的战友，向他们问清楚了口令后，我才上床睡觉。那晚，我睡的很香，也以为明天早上去连部汇报时不会出什么差错。我还记得，那晚我睡着后还做了个梦，我梦见自己获得了连队抄报的第一名，心里美得不行。直到被叫醒上岗后，我还在回味着刚才的梦。

就这样，在站岗中，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了。但奇怪的是，那天早晨，马蹄表的时针已经指到了六点，天却还只是蒙蒙亮，连部也没有吹起床号。我跟一起站岗的战友都很纳闷，难道是这马蹄表不准了？但因为我俩拿不定主意，于是又站了半个小时的岗。眼看马蹄表的指针已经显示到了六点半，仍然不见连部有动静，我俩站不住了，便一起去宿舍找了排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