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2月29日，巴黎那个冬天的风估计挺冷的，但在第17区市政厅里，气氛比外面的风还让人哆嗦。
当公证人按流程问那个叫玛丽·罗斯的小姑娘“愿不愿意”时，全场死一般的寂静。
这姑娘才15岁，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僵在那儿，嘴唇动都不动。
你猜怎么着？
站在她身后的亲妈奥尔佳，突然扯着嗓子替闺女喊了一句：“是！”
这一嗓子，把在场的公证人都给整不会了，手一抖，钢笔水在结婚登记簿上晕开了一大块污渍。
这场所谓的跨国婚姻，打一开始就是个没法洗白的骗局。
咱们现在提起卢芹斋，总有人给他贴个“爱国儒商”的标签，别被这些花里胡哨的人设给忽悠了。
而那个强势的丈母娘奥尔佳，看着像是个体面的帽子店老板娘，其实就是个靠情夫养着的波兰移民，日子过得那是相当紧巴。
说白了，这就不是什么爱情故事，而是两个在社会边缘混饭吃的野心家，拿一个未成年少女当筹码，做了一笔资源置换的买卖。
最让人细思极恐的事儿发生在婚礼第二天。
新婚的玛丽在一堆陌生的中国古董堆里醒来，这会儿她的新婚丈夫卢芹斋在干嘛呢？
他正毕恭毕敬地带着丈母娘奥尔佳直奔银行，要把自己保险箱的钥匙双手奉上。
这种“丈母娘掌权”的奇葩模式，不是什么家庭伦理剧，而是卢芹斋为了生存搞出来的“变态策略”。
作为一个从浙江湖州出来的孤儿，卢芹斋心里门儿清：在1902年的欧洲，种族歧视那是刻在骨子里的。
他眼光再毒，能隔着三米看出青铜器的真假，可顶着一张黄皮肤的脸，这就是做生意的天花板。
他急需一张“白人面具”，而奥尔佳急需一张长期饭票。
于是，才15岁的玛丽，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亲妈推进了火坑。
那阵子巴黎华人圈里谁不知道啊，卢芹斋真正的那口子其实是风韵犹存的丈母娘，那个名义上的老婆玛丽，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摆在那儿的一尊“白瓷娃娃”。
但不得不说，卢芹斋这人是真精明，把人性这点东西算是玩明白了。
这桩畸形的婚姻，硬是成了他混进西方上流社会的敲门砖。
婚后第六年，他在巴黎盖的那座著名的“红楼”（La Pagode），与其说是古董店，不如说是个大戏台。
那些本来对中国古董心里犯嘀咕的洋人买家，像洛克菲勒家族、大都会博物馆的买手，一进门看到卢芹斋身边站着优雅的法国太太，还有几个漂亮的混血闺女，戒心立马就没了。
卢芹斋太懂洋人想要什么了。
他让混血女儿们穿着丝绸旗袍，在唐三彩和北魏佛像前背诵《论语》。
就在这温情脉脉的家庭聚会掩护下，成千上万件中国国宝，就这样完成了所有权的非法转移。
可是啊，面具戴久了，肉都会烂在里面。
对于玛丽来说，这就是一场没有尽头的凌迟。
到她二十岁那年，她惊恐地发现，自己明明是“卢夫人”，结果连买块面包的钱都得伸手管亲妈要。
她想反抗，问丈夫凭啥家里的账本、密码全在老妈手里？
换来的却是卢芹斋冷漠的背影，还有亲妈歇斯底里的威胁。
这事儿吧，直到二战爆发才算是个头。
当纳粹的坦克开进巴黎，社会秩序全崩了，奥尔佳背后的情夫也倒台了，一直装孙子的卢芹斋这才露出了獠牙。
他一把收回了所有财权，把那个控制了他半辈子的丈母娘一脚踢开。
但这时候的玛丽，早就被精神压抑折磨得不行了，在那份精神病院的档案里，医生冷冰冰地写下了“适应性障碍”。
要是把视角拉高点，你会发现卢芹斋这就是典型的“双面人”。
最讽刺的是什么呢？
历史学家后来在红楼地下室的账本里，发现了一笔1911年的汇款记录——整整三千法郎，汇往中国，接收方是正在搞辛亥革命的革命党。
这个细节挺值得玩味。
这恐怕不是因为什么爱国情怀，而是商人本能的“多头下注”。
他一生都在用各种面具周旋，婚姻是面具，爱国是面具，儒雅也是面具。
你要是去翻翻卢芹斋家族1935年的那张全家福，真的，隔着屏幕都能感到窒息。
如今巴黎那座红楼还在，导游们还在讲着“中国古董教父”的传奇。
他戏演得是不错，可卸了妆，留给历史的，只有那个15岁少女没能说出口的拒绝，还有无数流落异乡的国宝无声的哭泣。
那个没能说出口的“不”字，哪怕过了几十年，还在巴黎的上空飘着呢。
参考资料：
Geraldine Lenain, Monsieur Loo: Le roman d'un marchand d'art asiatique, Philippe Picquier, 2013.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