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南昌城头那一枪打响的时候，贺龙已经是坐拥重兵的军长，甚至是指挥千军万马的总指挥，那时候的彭德怀还仅仅是个湘军里的团长，两人的地位说句不好听的，那就是天壤之别。
谁能想到，短短九年后在黄土高原上，剧本完全反过来了。
一份新的作战命令下来，要求这位红军里资历最老的“龙头大哥”，去接受当年那个“小团长”的指挥。
这事儿要在旧军队里，估计当场就能炸了锅，可这看起来匪气最重、最像“军阀”出身的贺龙，最后给出的答案，愣是让周恩来这种见惯了大场面的人都红了眼眶。
真正的狠人，不是看他在战场上杀了多少敌军，而是看他在自己人面前能退几步。
1936年11月，甘肃洪德河连湾那个鬼地方，冷得像要把人的脸皮给揭下来。
周恩来裹着一件旧棉袄走进那孔破窑洞的时候，心里的石头其实一直是悬着的。
虽说是老战友，但他太了解贺龙了，这位留着标志性胡须的老伙计，那可是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主儿，脾气那是出了名的火爆。
咱们如果不去翻那堆故纸堆，很难理解当时周恩来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那时候的红军，表面上看是三大主力刚刚会师，这本该是敲锣打鼓的大喜事，可实际上呢？
底下的暗流涌动得吓死人。
红一方面军是中央的嫡系，那是“火种”；红四方面军刚从张国焘的分裂阴影里走出来，人心惶惶，都不知到该信谁；而贺龙带出来的红二方面军，那是一路从湘鄂西“打游击”磨出来的，路子野得很。
这三股力量汇在一起，能不能拧成一股绳，关键就在那个带头的人是谁。
中央的意思很明确：马上要打山城堡战役，这一仗关系到红军能不能在陕甘宁站住脚，输了大家就得接着去喝西北风。
彭德怀打仗那是出了名的“硬碰硬”，那是把铁锤，正适合砸碎胡宗南的围剿。
可问题就出在资历上。
你想想，贺龙在旧军队里当军长喝红酒的时候，红军里的很多高级将领可能还在摸爬滚打。
让一个曾经的“老大哥”去听“后起之秀”的指挥，换做是谁，心里能没点疙瘩？
更何况，那时候张国焘搞分裂的教训血淋淋地摆在前面，谁也不敢保证红二方面军会不会因为“指挥权”的问题，生出别的枝节。
周恩来这次来，说白了就是来“摸底”的。
两人见面，周恩来没一上来就谈公事，那样太生分。
他反而聊起了一件不起眼的往事，说记得南昌起义前夜，贺龙把一只心爱的青花瓷笔洗送给了学校校长。
那是他的心爱之物，送出去就代表着跟旧生活一刀两断。
周恩来这话里有话啊，其实就是在试探：当年你能舍得下荣华富贵，现在面对这实打实的军权和面子，你这尊“真神”还能不能舍得下？
贺龙听完哈哈大笑，指着手里捧着的那个缺了口的粗陶碗，说我现在连吃饭都用这玩意儿了，还想什么青花瓷！
这看似粗鲁的回答，瞬间就捅破了两人之间的那层窗户纸。
那一刻，周恩来心里就有数了，那个能在乌蒙山牵着国民党10几万大军转圈的“红军泥鳅”，骨子里的血还是热的。
当话题终于切入到“统一指挥”这个雷区时，贺龙的反应快得让人咋舌。
他没等周恩来把那些安抚的话说完，大手一挥就给定了调子。
大概意思就是，这有什么好说的，主力会师了当然要统一指挥，就由彭德怀同志来指挥嘛！
这话说得轻巧，但只有懂行的人才知道里面的分量。
当时红二方面军里其实有不少干部是有情绪的，私下里都在嘀咕，觉得咱老总资历这么老，凭什么听别人的？
贺龙这话，不仅仅是说给周恩来听的，更是说给自己手下那帮骄兵悍将听的。
他甚至用了一味中药的名字——“当归”，来形容这次权力的交接。
红军是一家人，权力“当归”中央，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后，必须给大伙爆个很少人注意的猛料，你们才能真正看懂贺龙的“让权”有多纯粹。
就在这次会师前的三个月，贺龙在成徽两康战役里缴获了国民党王均部的密电本。
这东西在战争年代比金条还贵重！
简直就是开了“上帝视角”的外挂。
那时候张国焘手里也攥着密码本，但他把它当成跟中央讨价还价的筹码，藏着掖着，直到最后才像挤牙膏一样交出来一半。
可贺龙呢？
拿到密电本的当天，二话没说，连夜派人原封不动地送给中央军委，甚至把抓到的解码员都打包送了过去。
这一对比，高下立判。
张国焘是用权力在做交易，而贺龙是把自己的命脉无条件地交给了组织。
有了这个背景，我们再看后来的山城堡战役，味道就完全变了。
彭德怀一声令下，让红二方面军去侧翼打牵制。
懂军事的朋友都知道，这其实是个苦差事，没多少战功，还要在大冬天趟冰河。
贺龙连眉毛都没皱一下，带着部队就跳进了结冰的葫芦河。
那天晚上冷到什么程度？
很多战士的脚冻得跟石头一样，一磕就掉皮肉。
战役结束后，更让人动容的一幕出现了。
红二方面军清点战利品，贺龙下了死命令：所有缴获的棉衣，一件不留，先给红四方面军的兄弟穿！
要知道，红四方面军之前可是受张国焘影响最深的部队，而且在草地上损失惨重，一个个衣衫褴褛跟叫花子似的。
贺龙这一手，比任何政治思想工作都管用。
他是在用行动告诉所有人：什么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穿上这身棉衣，咱就是一个战壕里的亲兄弟。
1936年12月7日，新的中央军委名单公布。
贺龙的名字排在主席团第七位，位列彭德怀之后。
在这份名单面前，没有任何人听到哪怕一句怨言。
因为所有人都看在眼里，那个叼着烟斗、穿着磨毛了袖口棉衣的贺老总，用他的“退让”，换来了红军历史上最关键的一次“进取”。
我们常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有时候，历史的转折点恰恰是由那些甘愿做“配角”的人撑起来的。
如果当年贺龙在洪德河的窑洞里稍微犹豫一下，如果他对手中的指挥权表现出一丝一毫的眷恋，那么刚刚会师的红军可能就会面临新的裂痕，山城堡战役的结局可能就会改写，甚至整个中国革命的走向都会变得扑朔迷离。
那个冬天的风虽然刺骨，但贺龙那句“当归”，却像一盆炭火，把三支来自天南地北的铁军，真正熔铸成了一把无坚不摧的利剑。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读这段历史时，依然会觉的热血沸腾的原因。
真正的英雄，往往在名利面前，更懂得何时放下。
1969年6月9日，贺龙病逝，手里没有权杖，只有那个没抽完的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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