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34

南方财经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朱丽娜 香港报道

新年伊始，全球经济图景在不确定性的迷雾中展开。当多数市场参与者仍在谨慎观望时，国际知名投行高盛却逆势而上，率先在去年10月将其对中国2026年和2027年的GDP增速预测分别上调至4.8%和4.7%。这是自2019年以来，该行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做出的最大幅度上调，其乐观程度显著高于市场平均预期。

这一判断的底气何在？在全球经济的顺风与逆风之间，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将如何航行？

带着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高盛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闪辉进行了独家专访。在她看来，驱动这一乐观预期的核心动能，源于对中国出口前景的全新评估。

在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进程中，中国制造业凭借其深厚的产业链优势和不断增强的科技竞争力，正展现出强大的增长韧性。

然而，经济“外贸强内需弱”的不平衡格局，也对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深刻挑战。如何善用出口带来的宝贵“窗口期”，系统性地构建内需增长的长效机制，将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经济增长的引擎：出口

“我们这次大幅上调中国GDP增长预测，基本上是因为对于出口更为乐观的展望。”闪辉明确指出。高盛对中国出口的信心，建立在三大支柱性判断之上。

首先是超预期的全球宏观环境。 闪辉指出，高盛宏观团队对2026年全球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保持着较为乐观的看法。“我们对于2026年美国经济增速的预测是2.6%，这比市场共识的2.0%高出不少。”

她补充道，一个增长稳健的全球经济，意味着外部总需求将保持强劲，为中国出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高盛预测油价看跌、美国关税可能小幅下调，以及AI技术进步对价格的下行推动，将共同营造一个“比共识更高的经济增速、比共识更低的全球通胀”的宏观环境，这对全球资产和中国出口而言，都是一个积极信号。

其次，中国制造业自身竞争力是出口强劲的最大底气。 闪辉注意到，“十五五”规划建议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强调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性。

“中国的制造业竞争力本身就已经非常高，如果再有AI赋能、科技进步以及政府的推动，其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将越来越强。”她认为，这种由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驱动的内生性竞争力提升，是推动中国出口持续增长的巨大力量。

第三个因素则来自于外部贸易环境的改善。 闪辉提到，2025年10月底美国将对华部分商品加征的30%关税下调了10个百分点。“虽然根据我们的测算，这十个点本身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会特别大，但是它的信号意义非常重要。”

她进一步分析，这背后反映出中国在稀土等关键产业链上占据的绝对优势，实际上提升了其他国家对华设置高额关税或非关税贸易壁垒的难度。当“全球需求向好”、“自身竞争力增强”与“贸易壁垒提升难度加大”这三个因素叠加，便构成了高盛对中国出口前景抱有强烈信心的坚固逻辑基础。

出口 VS内需：硬币的两面

在出口表现强劲的同时，中国经济也呈现出内需相对疲软的“外贸强内需弱”特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亦明确指出了这一格局。闪辉认为，这种不平衡状态在未来一年内可能仍将持续。

“出口我们有信心会有一个不错的表现。”她解释道，“而内需的构建是一个比较长期和系统性的工程。我们看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面有提到要增加收入，要投资于人。但是去布局、去执行、去产生效果，它是需要时间的。”

对过度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闪辉指出了其中蕴含的多重风险：如果经济的增长太依赖于外需，一旦未来外部经济走弱或衰退时，国内经济将受到巨大影响；当前高科技制造业的出口模式，其创造就业、带动收入和消费的循环效应正在减弱。

因此，闪辉强调，虽然短期内可以依靠外需，但从长期来看，中国必须在政策层面进行更大力度的调整，以实现内需的显著提升，从而构建一个更具韧性和可持续性的经济结构。

制造的壁垒：成本与技术的双重优势

谈及中国出口的韧性，高端制造业无疑是中坚力量。海关总署统计，2025年1至11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14.89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商品出口总额的60.9%，出口额同比增长8.8%，拉动全商品出口增长5.2个百分点。

闪辉分享了一个有趣观察。通过分析中国出口产品的“量”，他们发现，除了少数原材料产品外，占中国出口总额约80%的绝大部分产品，从汽车、金属、化工产品到机械设备和电子设备，其出口量都实现了5%至15%的可观同比增长。“它有广谱性，不是说只有一两个产品表现非常好，是80%的东西表现都非常好。这证明了在美国加征关税后，中国产品的出口表现依然非常出色。”

她坦言，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业巨大的成本优势。高盛的调研发现，在中国制造的许多产品，其价格比在其他国家制造要低30%到40%。

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出海”，通过本地化、多元化布局来应对竞争和贸易摩擦，成为一种必然选择。闪辉认为，这是一种双赢的战略。“出海既是中国出口的一个渠道，也是中国跟其他的国家分享制造业的红利。”

通过在海外建厂、雇佣当地员工、缴纳税收，中国企业帮助伙伴国发展经济，从而确保了自身出口市场的可持续性。“他今年买了我的设备，买了我的中间品，明年还能买。这是一个折中的、能让中国出口持续表现良好的必然结果。”

货币的脉动：人民币国际化

近年来，人民币的汇率走势和国际化进程也备受关注。2026年1月2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时隔两年半首次升破6.97，最高升至6.9664，创2023年5月以来新高。

闪辉认为，未来几年人民币国际化将明显加速，这背后是经济规律和政策意愿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经济规律来看，中国经济占全球GDP和贸易的比重已接近20%，而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占比仅为2%至3%，两者极不匹配。“一个经济体它在全球的占比越来越高，那它的货币在全球金融里面扮演的角色，应该是继续往上走的，这是一个比较自然的经济规律的驱动力。”

从政策层面看，地缘政治的变化和全球“去美元化”的多元化诉求，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推力。“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我们看到全球央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央行，在增持黄金，这是一个多元化的诉求。中国政府在这个背景下，也希望降低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增强金融体系的安全性。”

事实上，历经十余年发展，人民币目前已是我国对外收支第一大结算货币、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三大支付货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位列第三。

闪辉预测，在强出口格局的支撑下，人民币对美元在2026年将呈现小幅升值的态势，预计年底将达到6.85的水平，相比2025年底水平将有约3%的升值。

她认为，一个缓慢的升值预期，既符合中国的经济基本面，也有利于维持汇率稳定，同时还能在边际上吸引海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这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方向形成了“相互强化”的良性互动。

与此同时，闪辉指出，人民币的小幅升值会从汇率上为海外投资者的回报“加分”。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市场本身能否提供具有吸引力的回报和较低的波动性。她引述高盛策略师的观点称，中国市场未来两年可能呈现“慢牛”格局，这将对长线投资者产生吸引力。“如果你的货币也是‘慢牛’，慢慢地升值，全年以美元计价的回报率其实是加分的。”

出口预期强劲

《21世纪》：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下，高盛对中国经济的预测相对其他外资银行显得更为乐观：将2025年GDP增速从4.9%上调至5.0%，2026年从4.3%上调至4.8%，2027年从4.0%上调至4.7%——这是2019年以来最大幅度的上调。高盛为何大幅上调预测？

闪辉：正如你所言，我们已于去年10月底上调了对中国GDP增长的预测，目前预测2026年为4.8%，2027年为4.7%，这显著高于市场普遍预期。这一调整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大幅上调了对中国出口的预期。我们对于中国出口持乐观的态度，主要基于三个原因：

第一，高盛对明年的全球经济仍保持比较乐观的态度。我们对2026年美国经济增速的预测是2.6%，显著高于市场共识的2.0%。若全球的经济增长保持稳健，这也意味着需求端不存在显著问题。

第二，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中国“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明确阐述了对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视。因为我国已具备较强的竞争力，在此背景下，若再结合AI赋能、科技进步以及政府推动，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有望进一步增强，这将成为拉动中国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

第三，去年10月底美国将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从30%下调至20%，虽然根据我们的测算，这10个百分点的降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相对有限，但其释放的信号意义重大。这反映出中国在稀土以及其他关键产业链上占据的绝对优势地位，显著提升了其他国家对中国加征关税或者非关税贸易壁垒的难度。

因此，如果全球经济或者需求保持良好态势，我国竞争力持续增强，再加上产业链优势使得其他国家难以对中国加征关税。这三个因素叠加起来，使高盛大幅上调未来几年中国出口增速的预期。

《21世纪》：你刚刚提到了最新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从这一角度看，外部环境将为中国经济带来哪些顺风跟逆风？这将如何影响中国的政策空间和经济增长动能？

闪辉：展望2026年，我们对美国增速的预测明显高出市场共识，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为4.8%，同样高于市场共识。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经济的稳健增长态势使我们对全球的经济增速持相对乐观态度。

与此同时，我们对油价持看跌观点，再加上我们预计美国关税可能小幅下降，以及AI技术进步对价格形成的下行压力，我们一方面预测比共识更高的经济增速，另一方面预测比共识更低的全球通胀，这一组合对于全球的资产而言是较为积极和鼓舞的。对中国而言，鉴于当前出口对经济的重要拉动作用，这一全球宏观环境总体利好中国。

《21世纪》：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出“一强一弱”的特征——出口强劲，内需疲软。你认为这种状况会否长期维持？如何平衡出口导向和内需驱动的关系？

闪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指出，经济呈现“供强需弱”的特点，出口表现固然亮眼，但内需仍面临诸多压力。我认为这一态势在未来一年内仍将持续。因为我们看到，出口增长的背后有坚实竞争力作为支撑。我们对出口相对有信心，预计仍将有不错的表现。

而内需的构建是一项更为长期和系统性的工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虽已提出增加收入、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但很多政策布局、落实执行、产生效果仍需要时间。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可能仍将面对供强需弱，以及出口强劲而内需相对疲软的格局。

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长期来看，一旦外部主要经济体经济走弱或者衰退，将更易受到冲击。从防风险的角度看，这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

另外，还需注意到出口结构的变化。过去以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模式，能够有效带动就业和居民收入，进而转化为强大的内需动能。当前，中国出口正加速向高科技、高附加值制造业转型，每出口1美元的产品所能带动的就业岗位在减少，这意味着“出口—就业—收入—消费”的循环渐趋不畅，无法创造出大量就业岗位，难以带动国内消费。因此，仍需在政策层面上加大调整力度，在未来较长时期内显著提升内需。

出口的韧性

《21世纪》：2025年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超六成，9月甚至超过63%。这意味着什么？在这个过程中，芯片、汽车、新能源等具体产业的贡献如何？高盛如何评估中国这些高端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的位置？

闪辉：我们可以分享在研究中的几点观察。若回顾过去一年中国出口量的变化，哪些产品增长最快，哪些产品下降较多，这一观察颇具启示。

表现平平的是利润率较低的产品，从数量维度看，过去一年其出口量同比增速普遍在5%以下，此类产品在中国总出口中占比约20%。其余约80%的产品，包括汽车到金属、化工产品、机械设备、电子设备。这些产品的出口量同比增长介于5%至15%之间。这一增速水平相当可观，再加上其具有广谱性，并非仅5%的出口品类表现突出，而是80%的产品均表现良好。

正因如此，我们对中国出口的未来前景仍有信心。即便在加征关税的背景下，中国产品的出口表现依然呈现出广泛的韧性，并非仅有一两个产品表现优异。

我们还曾进行一项调研：同样的产品，例如相似的汽车、挖掘机、鞋帽，在中国生产与在其他国家生产的价差是多少？当我们进行更全面的跨行业分析，会发现中国制造业在众多领域的优势显著。很多产品在中国制造的成本，相比在其他国家要低30%至40%。这也解释了为何我们认为，很难阻止或者明显放缓中国出口突飞猛进的势头。

《21世纪》：你如何看待未来中美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竞争格局？是否会加速中国产业链的本地化和多元化？

闪辉：我可能要把这一问题分成两部分，一是科技领域的竞争，二是中国出口规模庞大背景下，如何通过出海缓解全球贸易的不平衡，这涉及更多的是制造业的问题。

在科技竞争层面，中国“十五五”规划建议中的表述非常明确，而具体政策会因领域而异。以芯片、部分高端仪器为例，在我们尚未完全实现自主可控的领域，会采取超常规的政策，不遗余力地推动这些领域的发展。其核心是举国之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具有广谱性，并非局限于个别产品或行业。中国的出口很强，但如何实现良性循环仍有很多堵点。此时，出海可能是一个选择，因为它既是中国出口的重要渠道，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分享制造业红利的方式。通过在其他国家建造工厂，协助完善基建，雇佣当地员工，缴纳当地税收，有助于维持并促进当地国的经济增长。所以这是一种务实的折中方案，也是确保中国出口在未来实现持续良好表现的必然路径。

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力和拉力

《21世纪》：高盛预计人民币国际化将在未来几年显著加速。你认为这种加速的主要驱动力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闪辉：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可能在未来几年取得较为明显的进展。这背后的原因，可以用“推力”和“拉力”来解释，一方面有经济规律本身的驱动力，另一方面也有政策的推动。经济本身的驱动力来自何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国的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无论是GDP还是贸易规模，均接近20%的水平。

但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扮演的角色，若进行综合评估，占比可能只有2%至3%，二者显然不匹配。从长期历史视角看，一个经济体在全球的经济占比持续提升，从15%升至20%甚至更高，其货币在全球金融中扮演的角色应该是从2%-3%逐步向上调整，这是一种较为自然的经济规律驱动。

更具体而言，如果我们每年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根据经济理论，这种状态不可能是发散性的，最终会趋向收敛。而实现收敛的重要机制之一，就是通过汇率在货币层面的渐进性调整，促使贸易顺差以及经济不平衡逐步收窄。这是一个层面。

政策层面也在积极推动。为何政策在当前节点上推人民币国际化？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多国央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央行纷纷增持黄金，反映出对外汇储备多元化的诉求。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尤其希望降低本国金融体系对美元的过度依赖，以应对地缘政治可能带来的不稳定性或风险，因此，从支付体系到央行储备安全，通过各方面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提升金融体系的安全性。

《21世纪》：在强出口的格局之下，是否会进一步助推人民币走强？

闪辉：我们预测明年年底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将升至6.85，所以人民币将有约3%的升值预期（相比去年年底水平），幅度相对温和。在此背景下，3%左右的升值幅度，无论从出口商的压力，还是从整个金融市场稳定的角度考量，均处于可接受范围。

《21世纪》：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外资会如何调整对中国股市的配置？

闪辉：在与海外投资者交流过程中，大家普遍认可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进步。但自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叠加中国股市过去几年表现不尽如人意，部分长线投资者已降低了中国资产仓位，再回来重新增加配置也需要时间。在这过程中，我们与投资人进行交流，帮助他们看到中国制造业优势的可持续性及潜在增长的亮点。出口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国经济争取了一个窗口期。

内需的提振是需要时间的，但如果能够有效利用这一窗口期，在出口表现稳健，经济增长平稳的情况下，扎实推进国内各项系统性、长期性的的政策落地，那么对于长线投资者而言——他们关注的不仅是未来3个月的回报率而是未来3年的潜在收益，这将为其注入更多信心。

提振消费的突破口

《21世纪》：提振消费的关键突破口在哪里？是否需要等待房地产市场企稳，还是可以通过更直接的政策手段（如转移支付、消费补贴、收入分配改革）来刺激消费？

闪辉：我们经常探讨这个问题，例如，近期推行的“以旧换新”政策，若提供足够力度的补贴，确能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如给予20%的补贴，消费者可能会购置家电，但不可能每年都更换家电。所以这类政策属于短期政策。若希望长期持续提振中国的消费，仅靠此类政策远远不够。

我们需理性看待经济现状，不宜预期过高。观察全球经验发现，若一国曾经历显著的房地产下行调整，此后往往需要多年时间才能逐步恢复消费和信心，所以也不能过于急迫。

至于如何提振消费，若用最简练的语言概括，核心在于两方面：其一，为收入不足者提供资金支持。具体方式包括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工资水平、增加财产性收入、加大转移支付等，所有能切实提升其消费能力的政策均是有效的。因此，解决长期消费问题不必过度复杂化，最根本是要厘清，人们不消费是因为没钱，还是因为存在其他限制性措施。

至于房地产领域，也可以用同样简化的逻辑来看待，其核心无非涉及两方面：

第一，我们一直说要“稳住房价”，但房价本质上是在买卖交易中形成的。要真正稳房价，关键在于新增需求端，如果消费者有购房意愿，而且具备支付能力，房价就能稳住。

第二，要关注存量市场。目前提出的“收储”思路方向是正确的，即通过减少市场供给总量，使供求关系更加平衡，从而稳住房价。

《21世纪》：你如何评估近期政府推出的各项消费政策的有效性？消费应该占什么样的地位？

闪辉：中国对于消费的重视程度在持续提升，这一点毋庸置疑。例如育儿补贴，以往未曾普遍实施的政策，如今正在推进。对许多家庭而言，首要效果就是提振消费，直接向家庭发放资金即可见效。政策的推出本身也印证了中国对内需、消费的重视与拉动意愿，只是政策层面需循序渐进，通过试点尝试，汲取经验，再逐步推广。

这再次印证了我们此前的观点，提振消费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工程。预计未来也会有更多围绕扩大内需、支持消费的讨论。我们在谈论消费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私人部门或居民部门的消费，老百姓自发性购物或者购买服务的消费。实际上，在整体消费中，约三分之二来自居民部门，还有三分之一属于政府消费。所谓政府消费，指的是与民生相关的养老、育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若期待未来几年消费占GDP比重实现更加立竿见影的提升，政府消费很可能发挥引领的作用。因为居民部门消费的提升，确实仍有赖于收入的增长和信心的重建。

（记者袁思杰 对本文亦有贡献）

策划：赵海建

记者：朱丽娜

监制：朱丽娜

编辑：李艳霞

设计：郑嘉琪

视频制作：袁思杰

出品：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