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读一些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史的旧资料，有些感慨。

聊到资本的话题，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叫原罪。很多年轻人现在看富豪榜，心里总犯嘀咕：这帮人的第一桶金，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那是几十年前，大家都在种地上班，他们就能突然弄出个亿万身家？

如果去翻正史，你会看到“敢为人先”、“艰苦奋斗”。这没错，但这只是故事的A面。

故事的B面，藏在一由于制度变迁留下的巨大的灰度空间里。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那段历史。那是一段从上到下都讳莫如深的日子，也是中国财富版图进行最大一次重新洗牌的时刻。

说白了，就是公有的变成了私有的，集体的变成了个人的。

80年代那会儿。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的尾巴，不过在农村，已经冒出了一堆乡镇企业。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无法理解，那时候你想做生意，你是不能叫私营老板的，那叫“走资派”，是要被戳脊梁骨甚至抓起来的。

所以，当时诞生了中国商业史上最奇特的一个现象：带红帽子。

明明是你自己出钱、自己担风险搞的小作坊，非要挂在村集体或者乡镇政府名下，说这是集体企业。

当时的这批狠人，主要分三类：

一是村里的支书、队长，政经合一的带头人；

二是原来社队作坊的厂长；

三是胆子最大的个体户。

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

大家耳熟能详的华西村、南街村，其实就是第一类。领头人既是书记也是董事长，一手抓权，一手抓钱。这种模式下，资产名义上是集体的，但控制权是高度集中的。

而另一类，像鲁冠球、沈文荣这种，后来成了大名鼎鼎的教父级人物，他们其实更接近现在的企业家，但在当时，他们必须极其小心地处理和政府的关系。

我看到一份资料，当年鲁冠球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

他说：“如果我的收入比工人多太多，他们就没有主人翁感情了。这不行。”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贪婪的资本家，鲁冠球把乡里108个复员军人都招进了厂，全乡每十个人就有一个在他的万向节厂上班。他给乡里修了四条大马路，建中学、建市场。

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其实就是一种隐形契约。那时候国家没有明确的法律说产权归谁，政策也是模糊不清的。企业家为了活下来，为了拿地、拿贷款、拿资源，必须向政府交投名状：我帮你承担社会责任（就业、基建、税收），你默许我赚钱。

政府也乐见其成。当时的逻辑很天真：既然国企搞不好，这帮乡镇企业愿意出钱修路养人，那资源就倾斜给他们吧。

于是，大量的低成本甚至无偿的资源输送到了这些企业手里。直到90年代，这些企业翅膀硬了，大部分通过各种方式摘掉了红帽子，变成了真正的私企。

如果说农村的改制还带着泥土味，那城里国企的改制，手段就更高明了。

城里的国企，产权关系更复杂，盯着的人更多。

你想直接把厂子卖给自己？门都没有。

于是，一种叫“体外循环”或者“借船出海”的玩法出现了。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联想。

联想最早是中科院计算所的全资国有企业。柳传志当年的任命都要中科院批。早期的联想，那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员工是计算所的，技术是计算所的，办公室、电话甚至贷款担保，都是中科院给的。

但在1988年，柳传志就开始琢磨事儿了。他在新办子公司的时候，引入了私人合资者。

这一招极其高明。

你看，母公司是国有的，动不得。但我可以搞个子公司啊，子公司是混合所有制。然后，通过一系列的业务操作，让母公司的资源流向子公司，让子公司变成真正的盈利平台。

这在后来成了很多国企改制的标准动作：成立一个产权清晰的新公司，把老国企的优质资产装进去，烂资产留给老国企。

温州有个案例很经典。一家二轻系统的物资公司，把底下20多家企业全改了。怎么改？

全厂200多职工每人出点钱，经营者出大头，凑个250万成立新公司。

关键点来了：新公司无偿使用老国企的机器设备，但所有开支和债务由老国企承担。

这画面简直太美不敢看：新公司用着免费的设备疯狂赚钱，老厂子背着债务和退休工人疯狂亏损。

一年后，新公司利润惊人，老厂子彻底资不抵债。

这时候，经营者站出来说：“你看，老厂子不行了，不如我们新公司把它‘并购’了吧。”

因为老厂子亏损严重，并购价格自然低得离谱。

这一进一出，仅仅两三年时间，原本属于集体的庞大资产，就通过这种吸血的方式，合情合理地转移到了少数人手里。

到1996年，浙江80%的中小集体企业都这么干了。一大批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就是这么批量生产出来的。

到了1997年，事情起了变化。

为了解决国企亏损的老大难问题，上面开始搞“抓大放小”。到了1998年，演变成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国退民进”运动。

这扇门一开，各地的操作就更是五花八门，甚至是触目惊心。

当时的口号是什么？“不求其纯，但求其佳”，“早改早主动，晚改就被动”。

安徽凤阳，当年搞大包干的地方，这次又冲在了前面。县委书记直接放话：过去我们要打破农村的“一大二公”，现在我们要打破城里的。

于是，几百家企业，那是真的在卖。

怎么卖？这里面有个巨大的Bug：谁来给这些资产定价？

在那个法制监管几乎空白的年代，定价权往往掌握在少数人和购买者（通常就是原来的厂长经理）手里。

甚至有人在当时总结了一套各地改制的“葵花宝典”，主要是两招：增和减。

所谓的增，就是增加负债。

明明企业还有不少资产，但通过会计手段，虚设一堆应付款，或者把未来的费用提前算进来。甚至有的企业，明明账上有钱，非要说那是“应付未付”的款项。

目的只有一个：把企业的净资产做低。甚至把一个好端端的企业，做成资不抵债。

所谓的减，就是减少资产。

好好的机器，说成是废铁；好好的库存，说是烂账。或者在改制前，先把值钱的东西低价卖给关联方，往往是自己在外面的公司，把空壳留给国企。

还有一种叫宽评，评估债务的时候，明明不用还的钱也算成债务；评估资产的时候，明明很值钱的地皮，按白菜价算。

这一增一减，中间的差价全变成了购买者的利润。

当时苏南地区有个学者描述过那个盛况：市县领导桌上摞满了破产申请，看都不看就批“依法破产”。法院甚至来不及开庭，直接宣布破产，然后转手卖给个人。

这种“破产改制”，也是公转私最后的盛宴。

有人统计过，从1998年到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减少了30%。在苏南和浙北，97%的公有制企业变成了私有。

这是一场巨大规模的财富转移，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人类历史上都罕见。

2004年左右，这场运动因为“郎顾之争”等大讨论，加上国资委的成立，慢慢踩了刹车。

回顾这段历史，心情是很复杂的。

一方面，你不得不承认，这确实造成了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很多人的第一桶金，确实带着灰色的，甚至是黑色的印记。这种“量化改革”，很难说是公平、公开、公正的。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不改呢？

那时候的国企和集体企业，很多已经僵化到了极点，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如果不把产权清晰化，不把企业交给真正想赚钱、会经营的人手里，这些资产最终可能也会在低效中慢慢腐烂，变成一堆废铁。

这其实是一个腐烂与流失之间的残酷选择。

历史选择了后者。它用一种粗暴、甚至是不公的方式，激活了经济细胞，造就了一批富有阶层，同时也让中国经济在后来十几年里像打了鸡血一样狂奔。

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些在90年代末、2000年初抓住机会的人，与其说是他们能力有多强，不如说是他们胆子够大。

不过他们确实赌赢了。

《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显示，那个时期，四分之一的私企是国企改制来的，七成半是乡镇企业改制来的。而这些新老板里，一半以上就是原来的厂长、书记。

这就是历史的真实面目。

为什么今天要聊这个？

不是为了翻旧账，而是为了让大家看懂现在的商业版图。

很多庞然大物，它们的根基就扎在那个草莽年代的土壤里。理解了那个年代的混乱与活力，你才能理解为什么现在国家要强调“共同富裕”，为什么要规范资本运作。

因为那个“野蛮生长”、“赢家通吃”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