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最近我看了一个奇葩出租车的帖子，里面都在说出租车里能放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有个司机往车里摆了一堆麻布仔玩偶，坐都没地方坐；
有个司机后座上挂满了零食，把出租车搞成小卖铺；
还有个司机，愣是在两个座位中间塞了个茶桌，上面摆个养生壶。
今天的故事，就从一辆出租车讲起。
我的朋友张飞，他是开律所的，专门做各种刑事案件，他上过一辆出租车，副驾驶座上写了一个大大的红色“冤”字，和司机聊起来，他才知道这人遭遇过什么。
张飞悄悄告诉我，其实每个律师都在等待这样一起冤案。
2023年9月，我拦下一辆出租车回律所，拉开车门，副驾驶座的手套箱便抓住我的眼睛，那里贴着一张白色A4纸，上面印着一个大号宋体加粗的红色“冤”字。
司机扣下计价器，熟练地打转向灯，向左驶入主路。我望向司机的个人信息卡，照片里的中年男人名叫王昶，正是现在开车的司机。
“您这是多大的冤情？”和他寒暄两句，我指着红字问。
“你知道什么是特情吗？”他停顿，朝我瞥了一眼，没等我说话就给出答案：“特情就是卧底。”
据王昶说，十一年前两名警察找他，希望他做特情，潜伏进一个犯罪团伙，给警方提供犯罪情报，他同意且如实做了，给警方提供过很多重要情报。
警方收网的时候，他和其他罪犯被送到办案区审讯，王昶当即表明身份，给出联系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可是警方核实后，告诉他没有人承认他的特情身份，最终他被送上法庭，判处六年有期徒刑。
“这些当官的，用你的时候你是个东西，不用你的时候你就不是东西，我亲身经历嘛，看嘛。”
王昶说到这儿苦笑：“我原来是企业家，开奔驰，要不是这个事，不可能混到当出租车司机。就因为这，我家破人亡了，老婆跟我离了，儿子也不跟我来往。”
他的声音很低，似乎习惯了压低嗓音说话，我关掉车窗，仔细听，才能听清每一个字。
我问他有没有上诉，王昶说他都试过了，上诉、再审、信访、巡视组，告到中央，所有能想到的办法都试遍了，到现在十年过去，也没能够翻案。
从我的办案经验出发，首先怀疑王昶的特情身份是否真实。如果不是冒充，或许是被骗了。我问：“您是卧底这事儿，怎么就没人承认了呢？发展您成为特情的是正儿八经的警察吗？”
“嘿，后来公安局给我出了书面证明的！法院还给我发了司法救济金的！”
一个被证明了身份的特情被拎着判了六年刑，法院又给司法救济金。我在脑子里快速构建出一套可能的真相：
王昶是警察发展的特情，由于某些原因检察院没认，起诉他，法院把他一并判了，后来发现判错，碍于搞出冤假错案的严重后果，便通过司法救济金的方式给王昶钱，企图息事宁人。
听着就像是一场司法黑幕。
当然，这一切都是我的猜想，所谓特情的书面证明，我也没见过。
王昶见我不说话，便问我是不是律师，我问他怎么猜到的。他说一般的乘客都对他当卧底感兴趣，公检法的人对他的冤情感兴趣，而对程序瑕疵感兴趣的只有律师。
半小时的车程很快，出租车停在路边，他坚持不要我车费，说他就想有个人帮他翻案，还他清白。他强调自己不要赔偿，不是为了钱，就是要个清白，还说以前也有律师帮他，但结果不理想。
我说我是专做刑事的，可以试试，于是和他互留微信，答应他如果有机会一定帮他翻案，顺带转车费给他。
临走前，我问王昶最后一个问题，当初为什么要当特情，多危险的事。
王昶苦笑说：“哪个男人没有英雄梦呢。”
他的眼睛裹挟着热忱与无奈，好像激荡出一股热流，将我胸口里的什么东西点燃了。
2017年我走进体制内，从事法律工作，参与过几十起刑事案件的办理，直到2020年，我怀着失意和落寞远离体制，那时我一度对法律很不信任，不敢和任何人讲述过去的经历，即使被问到过去，也只是笑笑，不作回应。
望着出租车驶离，我缓步走向律所。站在电梯间里的半分钟，我脑袋里闪过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等建国后的重大冤案。
对任何一位律师来说，能翻这样一起冤案，足以撰写职业生涯中最精彩的一笔，整个律所都能获得名声与财富的双丰收，说得再远点，我们甚至能成为给司法进程树一个里程碑的人。
我为王昶的遭遇感到愤懑，但是在那一刻，我也像是嗅到猎物气味的猎人。
回到律所，我立刻拉着合伙人佟律师钻进会议室，跟她讲出前情，最后说：“案子搞好，我们能打出一记翻天印，那肯定要火一把。”
佟律师很痛快，“你觉得行，我们就搏一把。”
我约王昶来律所坐坐，一周后，他提着一个塞得鼓鼓囊囊的手提袋走进律所。
那时他刚交完车，天已经黑了。进了屋，他把手提袋里的东西分了几次拿出来，放在我办公桌上，打量着办公室里的陈设，说：“我要不遇到这事，我办公室比你的还大。当年我办公室都是红木家具，那个年代买红木家具，你知道什么概念不……”
他说话的时候，我也在仔细打量他。中等身高，含胸驼背，说话的声音很低，眼神总是躲闪。这些年做刑事案件，我见过挺多刑满释放人员，王昶和他们一模一样。
我招呼他在沙发坐下，沏了一杯茶，请他先坐会儿，自己整理满满一桌材料，翻出我最关注的两样：司法救济金账单，和那份特情证明。
所谓司法救济金账单，是王昶打印出的一份银行卡流水表，上面被他特地用红色笔圈出来一栏，那一栏写着收到金额两万余元，款项名称是司法救济金，支付单位是法院的对公账户。这的确没问题。
“我原来搞建材的，家大业大，当时我老家那边要修高速，搞拆迁，公安喊我当他们的特情，让我给他们提供情报。”王昶说着起身走到我办公桌前，在一堆材料里翻出另一份银行流水。
“你看，这就是公安给我发的特情补助，我都圈出来了。”
我扫了一眼没仔细看，特情补助的付款方都是私人，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真正重要的还是特情证明。
那是一份以“情况说明”为标题的文件，上面明确写出了王昶的名字、性别、年龄、住址和他的身份证号码，写明他是试用特情，并且写明了他担任试用特情的时间，还有他提供重要情报线索11条，右下角盖着公章，落款是我省某地的公安局，时间是2016年6月。
我越看，越觉得哪里不对劲，翻出一份巡视组的文件，看完，接着翻出王昶初审的判决书。
上面写着他是主犯，罪名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但是通篇没有出现任何与特情、情报、线索、卧底之类有关的内容。
按照保护特情卧底人员的通常做法，特情在卧底时应当使用虚构身份，需要参加审判活动时也应该使用虚构的身份，但是判决书里用的都是王昶真实身份。
王昶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边走边说：“我好冤嘛！给他们提供那么多情报，他们把我抓了，还不认我是他们的特情。两个警察都不承认我特情的身份，说不认识我，没得这回事……”
我打断他，“为什么判决书里没有关于你是特情的内容呢？”
“要是有我都不觉得那么冤了！我服刑的时候老婆跟别人跑了，儿子不认我了……”
“理解，这样的事放在谁身上都不好过，你这几年也不容易。”
“我的企业也垮了，欠了一屁股债，当年我的办公室可是比你的还气派……”
王昶说着说着跑题了，完全忘了我问他的问题，沉浸在含冤的叙述里喋喋不休。他像一个祥林嫂，讲述翻来覆去围绕他生活的巨变，老婆的背叛，儿子的不理解，社会的黑暗。我不得不再一次打断他，“这份特情证明是谁给你的？”
“不知道，就是我在牢里的时候，人家说寄给我个东西，让我签字，就收到了。”
“你没打听下这份证明怎么有的？”
王昶摇摇头，“那时候我老婆跟别人跑了……”
“理解……嗯……”他车轱辘话翻来覆去讲，我从认真回应到用一个嗯字去答复，再到假装没有听到，到最后我请王昶早些回去休息，这么多材料还需要一阵子整理。我能理解他的情绪，但是听他抱怨无益于解决问题。
我将王昶送出办公室，和他一起坐电梯下楼。王昶忽然问我的年纪，我回答后，他挺直腰板对我说：“我儿子跟你差不多大，也是九零后，读书很厉害，是学医的，口腔专业，现在是牙医！对了你结婚没有？我前几年儿子已经结婚啦！”
我笑着说：“那您幸福，该当爷爷了。”
说到当爷爷，王昶整个人突然泄了，又回到那种含胸驼背的状态里，耷拉着脑袋说：“儿子结婚的时候没有叫我，现在也不怎么没跟我来往。我这牢一坐不要紧，家散了嘛，老婆跑了，儿子也不认我了，我以后死了都没人管，我喊冤你说应不应该，应该的很嘛。”
“家散了”是王昶的口头禅，此后但凡讲起案子，他就必然要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送王昶走后，我将重要的材料摊开，摆在最核心位置的，就是那份特情证明。
看到特情证明，我首先怀疑的就是真假。这份证明是真的，案子才有推进的意义。
所以刚才我找出巡视组的文件，那是王昶在信访过程中收到的，虽然没给他翻案，但是里面提到了特情证明。说明省委巡视组的人承认，特情证明真实有效，王昶是真的特情人员。
不对劲的地方，在特情证明的落款日期，2016年6月。
王昶是2013年被判的，这份特情证明迟到了整整三年，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王昶的特情身份被所有人否定，又发生了什么突然被肯定？
为什么在有这份证明的情况下，省委巡视组介入，省高院再审，远在首都的最高检派检查组审查，都给出了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充分，量刑合理的结果？
这些疑问，我不可能去问警察和巡视组，只能在其他案件的间歇期一点点调查，直到第二年夏天，我们见到一审的辩护律师方金平。
方金平的律所在当地一座老旧的商业广场裙楼里，楼梯间堆着一楼餐饮门店的杂物，上二楼后路过一家洗脚房和一家茶楼，才能看见律所的门。敲半天门，我们才见到这位律师。
他看上去五十多岁，对形象好像不在意，衬衣扎进裤子，皮带松垮垮地挂在裤上，露出裤子前裆的扣子；他秃顶严重，仅有的一片头发油腻地贴在头皮上。
“张主任，佟主任，你们随便坐。”
方金平招呼我们坐下，拿着纸杯和烧水壶去外面烧水。
这间办公室不大，一张办公桌和一张椅子，加上一组文件柜就是办公室里所有的大件。办公桌上堆着几摞文件，上面积着厚厚一层灰，旁边放着一块方形玻璃烟灰缸，烟头塞得满满当当，外侧还有一片黄渍，周围净是散落的烟灰。
我和佟律师搬了两把塑料凳子坐下，佟律师趁着方金平出去接水，偷偷从包里拿出纸巾，把桌子擦干净一片，才把手提包放上去。
饶是如此，我们谁也不敢小瞧这位律师。来之前我就做过调查，方金平在当地律协担任专委会负责人，执业经验很丰富，当地的许多大案要案，背后都有他的身影。
“我看了你们律所的信息，年轻人很有冲劲。”
这话表面像是夸奖，但背后显然还有别的含义，他接着说：“王昶的案子我只代理了一审，他的案子我印象很深，我这一辈办这么多案，也就遇到他一个咬死说自己是卧底的。”
方金平接到案子后，马上去看守所会见王昶。王昶见到他，第一句话就说自己是冤枉的，是公安特情，叫他去找区公安分局的陈警官和吴警官。方金平找到俩刑警，结果两人都说不认识王昶。
两人不承认，这事本来也就黄了，可是任万详愣是凭借在当地的影响，推动检察院找公安核实王昶的特情身份，检察院折腾半天，发现分局里没有任何记录，依旧给出了王昶并非特情的结果。
“线索到这儿就断了。我也问过他有没有其他证据，他说了一堆，结果都是放屁，完全没用。”
“不是还有特情补助款吗？”佟律师揪住王昶给的其他证据继续往下问。
“王昶说收到了特情补助款，我当时就查了，是有两笔款打到过他指定的银行账户，但转款人既不是公安局的对公账户，也不是陈警官和吴警官，两笔转账分别是两个陌生人转的，没有任何备注，没用。
“其他证据就是他说的传递情报的事，他在哪个地方给警察传递过情报，这事儿除了他口述以外也没有证据，关键是警察不认有这事儿。”
方金平当年就围绕王昶特情身份这事儿查了个遍，最后什么证据也没查出来。
“我劝过王昶认罪认罚，他不认，打死都不认。”
方金平还想说点什么，但他又没往下说。一审过后，他帮王昶申请过上诉，但上诉被驳回了，再往后他就没跟王昶的案子有任何接触了。
“王昶是个可怜的人，”方金平感慨着，忽然话锋一转，“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我们听出他的话外音，想再多打听些，但他说自己知道的就这么多，我们也只能就此道别。
从方金平的办公室离开时，太阳正在落山，我大口呼吸着外面的新鲜空气，用手擦了擦被他的烟熏出的眼泪。王昶的案子，感觉就像方金平办公室里那些摞着的材料一样，被困进说不清道不明的缭绕烟雾。
不得已，我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再审律师身上。
还没见面，这位律师就给我们爆了个猛料，电话里他说：
“王昶的案子是师傅让我办的，就是吴警官。”
王昶案再审的代理律师叫周飞，他四十多岁，来自北方，人高马大，看起来很精干，留着寸头，在衬衣下依旧能看出他有保持健身维持体型的好习惯。
刚一见面，他就告诉我们，自己以前是一名刑警，发展王昶做特情的吴警官曾经就带过他，但时间很短，因为进警队没多久，他就退出做律师了。
2016年，公安分局为王昶出具了的特情身份证明，次年一月王昶的案子启动再审。
周飞律师也问过和我同样的问题，比如为什么这份书面证明迟到了三年，为什么突然认定王昶的身份，这些问题公安分局没有给任何答复，吴警官也没有给任何答复，唯独清楚，特情证明是由公安交给监狱，监狱转交给王昶的。
“吴警官没有跟你说过当年的事情吗？”我问。
周飞摇摇头，“我师傅只是让我无论如何都要代理王昶的案子。”
尽管脑袋上顶着重重迷雾，周飞当年也是抱着一腔热血想要还王昶一个清白，再审申请通过后，年轻气盛的周飞也觉得要打一个漂亮的仗，但师傅吴警官却一直劝他“尽力就行”。
“后来我懂师傅的意思了，他妈的王昶被判的一点都不冤。”
不冤？你的当事人明明已经被认定为特情卧底，被错判了居然不冤？
我和佟律师面面相觑，盯着周飞半天，等待他进一步解释。
“王昶被判的不冤，”周飞重复了一遍，接着说：
“我当初跟你一样，也觉得他冤，但是王昶干了什么烂事他没跟你们说吗？他就是做工程建材的，为挣钱拉着几个建材商，跟他们说自己是特情，打算趁着拆迁赔偿测量还没开始，强买强租别人的房子，恶意搭建要赔偿金，甚至想参与拆迁的事儿！”
周飞喝了口水，重新降低了自己的声音。
“王昶不光想靠拆迁挣一笔，还仗着特情身份，对外说自己黑白两道通吃，干要帐的事儿。他们接了一个老板要账的活儿，做横幅，买汽油，买农药，买煤气罐，带着人冲到国企的项目办公室，打了人，砸了办公室，带着人在楼顶上嚷着自焚，喝农药，炸煤气罐，这些事是王昶带头组织的，也没提供情报。”
这些才是王昶被判的根本原因。这些暴行即是王昶一手策划，也是他组织实施的，抓王昶的根本不是吴警官、陈警官他们，他们压根儿不知道王昶干这事，归根到底一句话，王昶是特情，但是他的犯罪事实，和特情行动是两码事。这也就是为什么省高院、巡视组都认为王昶判得不冤。
我坐在周飞对面，整个人像是被一盆冷水浇在头上，他每多说一句，我浑身就冷那么一点，直到最后手脚都有点发麻。
“后来我才懂，师傅为什么说尽力就行。”周飞长出一口气说：
“师傅跟他肯定有啥事，律师费都是师傅掏的，但是师傅不跟我说，我也没再问了。”
佟律见我已经说不出话，便问：“为什么呢。”
“有什么意义呢，问不问没区别。”周飞说。
周飞给出的信息，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那就是打砸的暴行，是王昶组织策划的。
在国内不管是警察，还是特情，都是不允许诱导犯罪的，除非涉及毒品或者间谍罪。如果这起案件真的是由王昶主导策划的，那么即是顶着特情这张“免死金牌”也没有任何作用，说明法院判的没错。
真的是这样吗？我不敢完全相信周飞的话，但是也找不出他骗我的理由，也找不出省高院、巡视组甚至最高检都要“谋害”王昶的理由，于是我决定，找王昶对峙。
再见王昶，我直奔主题，让他再讲一遍当年的事。
王昶依旧跟我兜圈子，像祥林嫂一样扯他蒙冤受屈，扯他破碎的家庭，扯他倒闭的企业，扯他生活中点点滴滴的落差。到最后，我直接打断他：“别他妈扯了，打砸国企项目部、泼汽油，闹自焚，喊着要点煤气罐，这些是不是你策划的？”
“不是我策划的，我只是参与，为了获取情报。”王昶的声音越来越小。
“情报呢？”
“情报……还没来得及上报给陈警官和吴警官就被抓了。”
“打个电话、发个信息就能上报，你告诉我没来得及？我再问你一遍，是不是你策划的！”
我把茶杯重重砸在办公桌上，盯着他，虽然表情严厉，但是不知为何，在我内心深处隐隐地期盼着他做出否认，或许那样，我还能有一点心理安慰，可是王昶令我失望了。
“是我策划的，但我也是迫不得已。”
我盯着他，策划实施犯罪的人说自己是迫不得已，这故事放谁耳朵里都觉得扯淡。
我打发走王昶，独自坐在办公室里抽烟。我忽然明白方金平那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是什么意思，国内有八十多万律师，要说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所有律师，都恨当事人撒谎。
王昶做工程生意那几年，正是当地房地产火热的时候，拆迁是暴富最直接的途径，他想做，还没来得及做的“强买强租，恶意搭建要赔偿金，参与拆迁”背后是几百万的营生。
至于打砸国企项目办公室，嚷着自焚喝农药，我了解过要账这行的“江湖规矩”。通常来讲，雇主要给到要账人30% 以上的酬劳，然而能让王昶搞出这么大动静，怎么着报酬也得在 50% 左右，那可是一条高速公路施工款的50&。
最早在出租车上，我听他说起做卧底，脑袋里浮现出的是《无间道》里的画面，可是现在我只能想起《地下交通队》里的贾队长。如果周飞说得都是真的，王昶不过是把自己的发财计划，披了一层“英雄特情梦”的高尚外衣罢了。
那天晚上我抽了很多烟，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到此为止。律所能碰上这样的冤案，是千载难逢的机遇，然而这个机遇攥在手里，慢慢地变成一块烫手的山芋，可就这样丢掉，我却意难平。
天亮时，我决定继续追查真相。
王昶当年到底做过什么，他的同案犯是最清楚的。于是我辗转联系上王昶的同案犯，一帮同案犯里，只有张晔和赵守富愿意跟我沟通。
张晔原本是开商铺卖建材的，经常从王昶那里进货，我见到张晔时，已经刑满释放的她在街边开了个小卖部，卖些烟酒饮料，一提起王昶，张晔大骂道：
“王昶那个狗日的，他是主犯噻！他当时说他是警察的卧底，黑白两道通吃，喊我们跟他一起，争取把后面拆迁拿下来。后来拆迁没拿下来，他接了个帮人讨账的活路，就安排我做横幅这些，你问那个赵守富他原来是包工头，王昶就喊他安排人。”
张晔说，这不是王昶第一次策划这种事了，之前他就让张晔做过一些关于拆迁聚众的横幅。
“之前那些横幅都没用过，晓求不得王昶拿来干啥子了。”
张晔和王昶一样，对我的问题抓不住重点来回答，讲着讲着就成了对王昶的咒骂。
“我们也瓜，他说要吃皮我们就跟了，老子还不是家破人亡的，判了两年多。”
再后来，我在茶楼里和赵守富见面，他的讲述和张晔也是一致的。
可我仍然不满足，难道整个事就没有一点漏洞？于是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走访当年参加王昶案公诉的检察官，参加过王昶案一审的人民陪审员，办王昶案的警察。
没有一个人觉得王昶冤枉，都在咒骂王昶。
当年办王昶案的检察官彻底断绝了仕途。因为王昶在不断信访，从省高院的再审，到巡视组的调查，再到最高检的审查，每次案子重新摆上台面，他就要面临一次调查，升迁机会也就此搁置，到后来比他年轻许多的检察官，反而比他升得更高。
电话里，他为自己喊冤：
“王昶这个人我遇到他是我上辈子欠他的。他的案子我当年就没办错，但是一茬一茬的纠错，一次一次的调查，我成了单位里的重点人员，好不容易熬到有机会升了，上面调查组一来，我的机会就没了。我冤不冤嘛？”
当年办王昶案的警察也惶恐了很多年，他说：“当年他咬死自己是特情，没见过这种咬卵匠，后面一次次调查，直到2016年我们单位认他是特情了以后，我都想辞职了。”
同案犯也好，检察官、警察也好，似乎都扔进了一口冒着热气的汤锅，每当锅里的汤平静一点，王昶就在外面拼命地搅动，翻滚的热气蒙住了他们本该清澈的人生。
和他们聊完以后，我终于看清这一点。其实早在周飞讲完那些事以后，我就该意识到，王昶不冤，但是我就是不愿意相信，不愿意放弃“猎物”，放弃这个扬名立万的机会。现在，我该像方金平那样，早早撤出这口翻滚热气的锅。
王昶的事情本该就此落幕，可是我内心却难以平静，当年为什么没有警察承认王昶的身份？那张迟来的特情证明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让我心里很难划上一个句号。
能够解答疑问的，就只有发展王昶的两个警察，陈警官和吴警官。
我联系了当年办案的警察，得知陈警官已经去世，吴警官也由于身体原因提前退休，他给了我一个吴警官的电话，但我打了以后没人接。我又问周飞，得到吴警官家里的座机号码。
吴警官的老伴接通后，又给了我一个养老院护工的电话。那是一个带医疗服务的养老院，护工接通电话，转交给吴警官。
电话里，吴警官的声音微弱无力，每说两句就要喘一阵，听到王昶找我还想翻案的时候，他重复了几次“怎么这样”，说自己该找律师找了，能帮忙的都帮了，现在他也没有什么办法。
我说，您知道他在开出租车吗？他在车里贴了一个红色的“冤”字。
电话对面安静好一阵，直到我以为信号有问题，吴警官才说：“你过来吧。”
2025年11月，我和佟律提着一箱牛奶和礼品，来到吴警官所在的养老院。
但是一进屋里我就后悔了，屋里弥漫着一股无法形容的老人味儿，吴警官的状态很糟糕，脸上布满老年斑，靠在病床上，呼吸声很大，我提的礼品更像是对他的讽刺，那些东西，他压根吃不了。
见到我们，吴警官勉强挤出笑容，半坐半躺在病床上，和我们讲出他埋藏多年的秘密。
当年，王昶的老家被规划要修一条高速路，他们村涉及拆迁，吴警官和陈警官的任务是保障赔偿测量、赔偿、拆迁这些事里，不因为个别人不满意，继而诱导大家伙闹事的情况。
那时，吴警官和陈警官距离退休不到十年，陈警官希望这个任务不要犯错，如果能立个功就更好了，所以提出私下发展特情，弄来涉及群体事件的情报，这样能掌握主动权。
所谓的私下发展，就是私下口头告诉王昶你是特情，实际上并没有走任何程序。特情的补助款由警察自己掏腰包。
他的搭档吴警官也同意了这个方案。
王昶是当地人，老房子也在拆迁范围内，他有机会接触到拆迁的群体，而王昶在外做生意，相较于当地的群众，他的认知更高一些，因此成为他们的最佳人选。
成为特情的两个月里，王昶确实给两名警官提供了一些线索，也让他们立了功。但是王昶接收账，组织实施打砸，泼汽油，自焚，点煤气罐这事他们的确不知道，王昶没有提供这线索，分局接案后，抓王昶的也不是他们。
王昶被抓后，嚷嚷着自己是他俩的特情，他俩不敢认，毕竟王昶的身份算是假的，没走正常程序，如果坦白私下违规发展特情，现在事闹这么大，别说立的功可能撤了，警服没准儿都得脱掉。
得知王昶被判刑后，吴警官想过向组织坦白，他觉得自己和吴警官为了私利违规操作，把王昶害了，但是陈警官不同意，他觉得王昶是活该。
于是两个警察一直藏着这秘密，直到2016年，陈警官查出绝症，自知时日不多，他跟吴警官聊了很多，决定向组织坦白这件事。
“老崔说，他干警察一辈子矜矜业业，就这一个污点，他不想带着这个污点走。他要求组织给他处分。”
吴警官没有说太多细节，只是说在陈警官的坦白和坚持下，王昶得到了那张书面证明。
吴警官说，他知道王昶被判的不冤，但是他想让王昶死心。周飞律师是他安排的，他就想让王昶知道，他特情的身份和他的罪行是两码事。
在吴警官的喘息声中，我们终于明白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让他先休息。
他喘着气，很惭愧地说，自己认为王昶犯下的错，根源还是在于他选错了人，明明是想找来个明事理的人避免闹事，却没想到这其中的利益，会把王昶内心的贪婪勾出来，继而改变那么多人的人生。
我不知该如何劝慰他，他这个职业，退休时往往劳累得一身病，而他当年和陈警官唯一目的，就是通过立功，能多拿一点点退休金。此后多年，两人也在尽力弥补，他说陈警官离世前，还在要求局里给王昶开证明。
而他自己不光掏钱给王昶找律师，也试图给到王昶合理的补偿。我虽然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但从司法救济金上能看出，他必定想了办法，做了事，找过人。
在我们以前，也有律师看到过王昶的“冤”字帮助他，但是没有一个走到和吴警官面谈的地步，我想吴警官愿意见我，或许也是预感到时日无多，想要倾吐秘密，了却这个心结吧。
那天临走前，吴警官托我们给王昶递话：
“别闹了，好好生活。”
这句话里既有自身的悔恨，也有对王昶固执的无奈。直到最后，吴警官都因为自己十多年前因私心犯下的错，而觉得过意不去。倒是一直喊冤的王昶，把掀开高尚的“英雄外衣”，里面藏着的是钞票和生意经。
于是我约王昶见面，跟他说了全部调查经过，试图让他明白，他不冤，被判和特情身份两码事。
说出一大堆，王昶直接来了句：“那是你们能力不得行。”
这话出来，我觉得我也没必要再说什么了。
到底是什么让我从一开始就相信他的呢？回想起来，也许不是那个“冤”字，也不是他祥林嫂一样的絮絮叨叨，而是他那句：“哪个男人没有英雄梦。”
正是这个所谓的“英雄梦”，让他内心的贪婪膨胀，错把特情身份当成万能的“免死金牌”，真正困住他的，不是监狱的高墙，而是他内心对那张“纸”的执念。
写这篇故事前我想跟王昶聊聊，想知道他为什么对那张“纸”有这样深的执念，但是他没回我信息，我再给他发信息的时候，他把我删了，至今他还在朋友圈感慨社会的黑暗，甚至把微信名字替换成“我一定要得到豁免权”。
看到这，我突然想起王昶那句口头禅：“家散了。”
我忽然明白，那张特情证明不会影响他的审判，但是如果没有迟到三年，也许老婆就不会离他而去，儿子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不跟他来往。
他能跟同案犯说自己是特情，很可能也和老婆孩子说了，结果没有一个人承认，娘俩多半觉得他不是骗子，就是疯子。等到三年后，一纸特情证明出来，一切都晚了。
他至今不服，归根结底，是接受不了“家散了”这种无法挽回的悲剧吧。
王昶走后，我将他的所有材料复印件整理归档，忽然看见那份最高法的文件，有点欣慰。王昶是个普通老百姓，没有权势，也没有背景，但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不断质疑当年的判决，也能够引起国家最高级别司法资源的关注。
回想我刚离开体制内时，对司法现状耿耿于怀。如今，王昶的案子又搞得我很彷徨。
自那以后，我再也不会看到一个“冤”字就感到兴奋了，这世界并非由“冤案”和“正义”组成，而是由无数个“王昶”和“老警察”的复杂的人构成，我追寻的真相，可能比我第一眼所见的，要难以置信得多。
我常常心里回想，去养老院见吴警官那天，临走前他说的那句：“好好生活。”
走出养老院，我和佟律师说，以后每个月过来看看这个老人。几天后，我收到消息，那次见完面，吴警官就去世了。
张飞第一次跟我聊起这个故事，我俩在一家火锅店里，那天刮风，特别冷，我们都喝了点，从出租车里那个红色的“冤”字聊起，聊到杨明，聊到梁警官，最后聊到他自己身上。
张飞告诉我，原本他对司法是不抱信任的，律所里的机麻最能说明这一点。
他说：“一个律所，放机麻干啥？就是维护关系嘛，因为要靠见不得光的东西去维系体面，维系生计，公平正义是麻将桌上的幺鸡，不想要打出去就是了。
“但是杨明让我看到，原来不是这样，人家最高法都来了，还要咋样？我看最高法的材料，那心里是觉得暖洋洋的啊，觉得牛批，觉得老百姓告御状有用。”
我说：“怎么着，你把律所里的麻将机撤了？”
张飞笑着说：“那怎么可能，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矛盾。一方面，我遇到过司法的灰色，另一方面我在杨明的事儿上晒到了点公平正义的太阳，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我信公平正义，还是信灰色的规则。”
我当时喝了酒，想这种问题，脑子转不过弯，没等我说说话，张飞一拍我肩膀说：
“我有时候想，一点儿本来就该有的公平正义成了阳光普照；可是有时候，一点儿碎银子就让我不相信公平正义了，我真贱啊。
“说回冤这个事儿，从杨明开始，谁他妈的跟我喊冤我都不信了，这就算是我对司法信任的一点改变吧。”
我说，行了别扯了，把酒喝完，咱结账走人吧。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迪恩 小旋风 火柴
插画：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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