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死了么”出人意料地火了。
这款迅速登顶iOS付费应用排行榜的APP，使用逻辑为：用户需每日手动签到，若后台监测到用户连续两天未签到，便会自动向用户预设的紧急联系人发送预警邮件。这款应用的流行，或是源于人们对“意外离世无人知晓”的担忧。
其实这种困扰，自古皆有。只不过相比于逐渐走向原子化的当下社会，“死了么”的问题，在古代则更多是源于信息传递的困难。
回望历史，苏轼或许是最需要使用“死了么”的古人。在元丰三年（1080）被贬后的二十余年间，他的亲友知交与门生故吏，长时间活在他音讯不明、生死不知的担忧里。
壹
中国文学传统中，悼亡文体的边界向来清晰。
西晋潘岳的《悼亡诗三首》，凭借“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的描摹，奠定了悼亡文体追忆往昔、感怀生死的基本范式；唐代李白在得知友人晁衡遇风暴溺亡的传闻后，写下“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的悼诗，虽后证实为误传，却也符合悼亡诗以死亡为前提的创作逻辑。
苏轼自己也深谙此道。熙宁八年（1075），他在密州任上梦见亡妻王弗，写下《江城子・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此时的苏轼，是悼亡诗的创作者。
但天有不测风云，仅仅五年后，苏轼自己便深陷囹圄，从此给亲友故交带来死亡担忧，时时陷入不知什么时候就要为他悼亡的心理折磨。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乌台诗案”而入狱，此时如果苏轼当时要设置紧急联系人，一定是弟弟苏辙。
苏辙当然焦虑。在乞求开恩的上书里，他说“但愿得免下狱，使轼不致于死”，死亡已是迫在眉睫的危险，苏辙只求苏轼不被杀头就好，不要这么早就要悼亡他。
历经狱中四个月的煎熬后，苏轼于次年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后世站在上帝视角，当然都知道苏轼在黄州迎来了一生的创作巅峰：《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寒食诗帖》等千古名篇皆成于此。苏轼在黄州与渔樵为伴、与僧道为友，活得达观、通透又坚韧。
但在时人眼里，黄州地处偏远，环境恶劣，加之政敌环伺，苏轼的生命前景岌岌可危——果然不久就传出了苏轼的死讯。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苏轼在黄州患眼病，一个月不出门，“过客遂传以为死矣”。许昌的范镇一听闻苏轼去世即大哭，马上派子弟要带钱去周济。甚至远在汴梁的宋神宗都听到了苏轼的死讯，神宗还叹气“人才难得”。
即便后来证实是假消息，苏轼也给范镇写信自嘲，“平生所得毁誉，殆皆此类。”但其实在时人眼中，苏轼真的死在黄州也正常。
所以苏辙们的恐惧也在情理之中。北宋即便有“不杀士大夫”的祖制，但无论远谪、疾病、意外还是政敌的暗中构陷，都随时可能令苏轼离世。一千年前，死亡的概率和因此而生的担忧远远甚于当下。苏辙时时写信问安，“传闻汝有疾，甚为悬念”，生怕苏轼半只脚踏进了鬼门关。
贰
黄州也远远不算苏轼待过的最差的地方。绍圣元年（1094），新党再度掌权，被视为旧党的苏轼被变本加厉地贬往惠州，“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唐宋时期，岭南是瘴疠横行、民智未开的死地，“去岭海者，十不生还”是当时的普遍共识。韩愈一得知自己要被贬到岭南潮州，就提前作好了不再生还的准备，“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章惇等权臣将苏轼贬至岭南，用意不言而喻：让他在蛮荒之地自生自灭。所以苏辙给苏轼去信，说听说他在惠州患病，“百药不效，甚忧之。”
政治恶意令人不寒而栗。虽然乐观如苏轼，写“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但从黄庭坚的视角看来，苏轼的处境实在忧心。在绍圣三年给苏轼的去信中，黄庭坚要苏轼保命要紧千万保重，“……惟念先生之安危。愿先生节饮食，慎起居，以全性命，某日夜祷之。”秦观也是同样的意思，“闻先生在惠州，饮食不继，医药匮乏，甚为悬念”，担心苏轼死于窘困和疾病。
也总有人一定要置苏轼于死地。绍圣四年（1097），一道诏令再将苏轼贬往儋州（今海南儋州），“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在北宋，孤悬海外的儋州是律法所能贬及的最偏远之地，贬往海南意味着生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元符元年（1098），黄庭坚在《书苏轼黄州诗后》中写道“今先生又贬儋耳，万里投荒，生死未卜。”同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也给苏轼去信，“某日夜忧之，寝食难安，惟愿先生无恙，早归中原。”
虽然没有像当年黄州一样假传死讯，但在儋州这样的绝境面前，任何乐观的期待都显得不切实际。
甚至连苏轼自己也接受了这种几乎无希望的判决。赴海南之前，他给友人王敏仲写信自陈：“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并提及已与长子苏迈诀别。到了儋州后，他更是开始着手处理后事，对家人表示“当葬海外”，甚至动过做棺材、造坟墓的念头。
在给哲宗的谢表中，苏轼写道：“而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 这可以视作苏轼写给自己的临终告白。
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苏轼的贬谪之路越走越远，亲友的悲观也从最初的担忧一路朝死亡升级。这种群体性焦虑当然绝非恶意，只是时势使然：在蛮荒疫病与信息隔绝的现实下，确实没有什么应对不确定性的好办法。
叁
元符三年（1100），哲宗驾崩，徽宗即位大赦天下。已在儋州度过三年流放生涯的苏轼，终于接到了遇赦北归的诏令。当年六月，苏轼渡海北返。
对于亲友知交而言，这跟从棺材里爬起来没有区别。黄庭坚欣喜若狂，第一时间写信给友人：“子瞻归矣！”但对于苏轼的政敌而言，令他葬身海外的清除计划再度落空，只能增加仇恨和不甘。
欣喜和懊恼都没有维持多久。北归不久，苏轼即病倒在常州。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苏轼逝世。
这一次是真的了，消息通过驿递七日抵达汴梁，吊唁程序同步启动。除了苏辙亲自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之外，悼亡诗文更是比比皆是，黄庭坚《跋子瞻和陶诗》“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李之仪《东坡挽词》“月堕星沈岂人力，辉光他日看丰碑”、张舜民《苏子瞻哀辞》“公兮不归北，万里一招魂”……纵然比不上苏轼自己的悼亡名篇，但情谊真挚却别无二致。
反观当下，“死了么”这类APP的出现，用技术手段解决了“失联即不测”的焦虑。科技在消解焦虑的同时，却也难免稀释了情感的浓度。当每一次失联都能通过技术手段快速确认安全，当生死两隔的预设不再必要，牵挂和担忧也就变得稀缺。
只要没有收到预警邮件，预设前提似乎也就是：不必时时保持联系。
科技可以解决信息问题，却未必能复制因不确定而产生的感动。
亲友们对于苏轼的那些担忧焦虑，虽然源于无奈与恐惧，却饱含着最真挚的情感——因为知道可能再也不见，所以写给他的每一句话都倾尽心力；因为无法确认生还，所以与他每一次通信都视作最后告别。或许无论是信息闭塞的古代、还是技术昌明的现代，真正难得的从来不是“确定的安全”，而是在未知与无常中，为他人倾注的真情与真心。
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苏轼写下“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这也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首诗。亲友知交的常年焦虑，政敌仇人的诅咒加害，都不过是他本人向死而生的注解。苏轼在连续不断的死亡阴影中，活出了超越生死的精彩——人生的大起大落实在是太刺激了，超出了一切人为算法和预制套路。
文/启凌 编辑 苏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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