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2日，乌苏里江畔的炮火在北风里回荡，北京中南海的电话铃声一刻不停。中苏边界的珍宝岛冲突让最高层意识到：冷战的火苗随时可能点燃东亚的草原。这一年，也是江青格外焦躁的一年。
风声鹤唳的气氛让她首先想到住处安全。此时的江青原本住在钓鱼台11号楼，环境幽静，可一份介绍克格勃手段的内部资料打破了宁静。她断定楼里或许早被布下窃听器，无论警卫怎么搜都找不到，她依旧睡不踏实。于是搬家成了首要任务。
10月，中共中央下令：为防苏军突然扩大战火，核心领导人全部分散驻地。朱德南下从化，叶剑英去了长沙，刘伯承抵达武汉……北京西山的几处院落用作临时指挥中心。江青终于抓住机会，随同各路要员移进西山。山高林密，远离城区，她以为这里更安全。
令她失望的是，西山的防空洞闷热逼仄，氧气不足，她待了不过十几分钟就出来透气。安全感没落袋，她便跑回钓鱼台查看17号楼的地下室，随即示意中央办公厅“彻底改造”。周恩来批示“尽快落实”，工程队连夜开挖加固，通风、排水、电力、紫外线消杀一样不落。完工那天，她亲自拉着手电下去巡视，吩咐必备压缩饼干、腊肉、药棉、纱布，一项不少。
1970年初，又传出京郊可能地震的风声。江青听后脸色大变，当场开出新清单：在10号楼的卧室、会客厅、办公室搭防震架，床沿边要放救命食品和药品。她抬腕看表，“三天，必须搞定，别影响我休息。”工作人员不敢怠慢，趁她夜赴大会堂开会两小时，硬是把加固架和逃生通道装了进去。
然而，硬件到位后，她想到“软件”还差一大截。一天清晨，她对秘书杨银禄说：“苏修要是突然打进来，可没人保证司机不挨子弹。一个接一个倒下，我江某也得能握方向盘。所有身边人都去学车，我自己也上。”语气毫无商量。
消息传到汪东兴处，他干脆拍板：给江青一辆加装副刹车的红旗轿车作教练车，另配一辆苏制嘎斯69供随员练手。副驾的脚刹线连着主制动，教练员随时可救场——这种改装在当时算得上“黑科技”。
教练是她的老司机李子元。1967年起，李子元便驾驶那辆著名的“红旗CA770”接送江青，对她脾气再熟悉不过。“学车嘛，看准方向盘，脚踩刹车。”李子元耐心解释自动挡的窍门。江青听得兴致勃勃，一边应声“好好好”，一边猛踩油门，红旗车咕噜一下窜出10号楼门口。
头两天，路线固定：10号—15号—17号—再回10号。西山路面宽阔，几乎见不到人，练习倒也安全。江青握着方向，时不时自嘲一句：“当年我在上海拍《春蚕》时，都没想到有一天要给自己当司机。”车厢里很快充满轻松气氛。
第三天换线路。车子溜到一处小坡，忽然方向盘在她手里打死，车头一歪冲向路旁。李子元急忙拉动副刹，同步猛打方向，仍旧没能把车拉回来。嘭！车头顶翻一棵不足胳膊粗的小杨树，半截车身翘上了三十度的土坡。刹那间，车里一片寂静。
李子元擦去额头冷汗，试着缓和气氛：“江青同志，吓一跳吧？再往前一步，咱这车就翻了。”她掀开车门，看了看大灯和发动机盖，轻描淡写：“不碍事，修修就好。”随后上车，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回了10号楼。
杨银禄赶来报告损失，顺带劝一句：“今天够惊险的，是不是先停一停？”江青却笑：“学！”字吐得干脆。可自那以后，警卫局以“车辆需要全面检修”为由，再没把车开到她面前，而她也没再提主动练车，仿佛那段冒险激情一夜蒸发。
学车闹剧只是江青战备清单里的一个插曲。此前一年里，她为“可能来临的苏军空袭”悉心筹备，指导警卫局在西山地带修了条简易军用公路，又让秘书处订制便携式急救箱。夜深人静，她会把叫来的护士、警卫分组，示范纱布包扎方法，命人计时，把“速度”写进报表。
有意思的是，她对技术装备的敏感甚至延伸到通信安全。那会儿北京电报总机仍采用机务员插孔操作，她认定“人工接线漏洞太多”，要求专门拉一条保密电话线直通钓鱼台17号楼地下室，电话机要用当时少见的直拨式磁石机，还得安在密码锁柜里。线路检修工每日两次测试阻抗，稍有杂音便整段重布。同行技师回忆：“那几个月换线比换灯泡还勤。”
敏感、警觉、雷厉风行，这些性格特质在特殊年代被放大。与此同时，她对毛泽东行程的倚重，也让许多“搬家”具有象征意味。1966年初住5号楼，仅因窗外公路车多声响，便挪去11号楼；1969年珍宝岛开火后，干脆承包整个西山院落的静谧。对比当时普通百姓的防空洞“地窝子”，这里的“加固工程”可谓奢华——水电空调一应俱全，还预留了胶片放映室。警卫说：“日常练兵似的紧张，大多是为了让她安心。”
如果把镜头拉远，1969—1970年确实是国防最吃紧的关口之一。苏军在外蒙古集结三十余万兵力，坦克阵列直插满洲草原，空军不断侦察新疆、东北核设施。国内则进入全党“大三线、大疏散”节奏：沿海学校和工厂成批西迁，成都到贵阳的成昆铁路加速铺设，冶金、军工企业迁往大西北。江青的“个人战备”是这种集体心态的极端体现。
有人说，她只是装腔作势，也有人认为这正是时代失衡的缩影。不可否认的是，她的诸般安排并非纸上谈兵：17号楼地下室在之后的岁月里，一直是钓鱼台最完备的掩体之一；西山防空网日后扩展为北京总体防护系统的子工程。只是，这些设施究竟是为国家还是为个人，后人各有判断。
回到那棵倒下的杨树。汽车撞上去后，警卫按照惯例立刻上报。园艺工人跑来扶正，绑上木桩，却发现树根已断，只好换栽新苗。谁也没想到，一棵小树会见证那位“学习汽车驾驶”的决心与犹豫，也像极了1960年代末中国风雨欲来的动荡：一阵急促的刹车，一次偏航，一片惊呼，然后草草收场。
多年以后，西山依旧林木森然，钓鱼台也时有游客远眺。17号楼的地下室如今被当作普通库房，那扇紫外线消过毒的防爆门却还在。至于江青，这位曾自信“都被打死了我自己开车就跑”的女人，最终没能再摸一次方向盘。她的红旗轿车早已退出编制，被调去外事接待，撞伤的前灯更换无迹。人们只记住一句轻描淡写的评语：“不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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