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你是徐静同志？”
1976年9月9日凌晨4点，中南海的一间灰房子里，汪东兴声音沙哑地问了这句话。
站在他对面的徐静，心脏狂跳，就在几分钟前，她还在医科院的宿舍里睡觉，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连脸都没洗就被塞进了红旗轿车。
谁能想到，这一趟深夜的急召，竟然是要去见证一个时代的落幕，而等待她的，是一个根本不敢想的任务。
那是一个让人窒息的凌晨。北京的秋意已经有些凉了，但这辆飞驰在长安街上的红旗车里，空气却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
徐静坐在后排，手心里全是汗。来接她的是卫生部值班秘书江焕波，这人平时挺稳重，今天却也是一脸煞白，嘴闭得紧紧的，除了催促上车，多余的一个字都不敢说。
车窗外的路灯一盏盏飞快地向后退去，街道上空荡荡的，连个鬼影都没有。这种死一般的寂静，反倒比喧闹更让人害怕。
坐在车上，徐静的脑子就像开了锅。到底出什么事了？是白天看的哪个重要病历出了岔子？还是上面有了什么紧急的医疗任务要出国？或者是……她不敢再往下想。
车子一路畅通无阻，直接扎进了中南海的西门。车刚停稳，徐静就看见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正在院子里来回踱步，那焦急的样子，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刘湘屏看见徐静，就像看见了救命稻草，也没寒暄，直接带着她穿过一道长长的回廊，走进了一间并不宽敞的房间。
屋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汪东兴坐在那里，那双平时锐利的眼睛此刻布满了红血丝，整个人像是瞬间老了十岁。
在这个小房间里，汪东兴看着眼前这个有些发懵的女博士，深吸了一口气，说出了一句让徐静这辈子都觉得天塌地陷的话：
“我们伟大的领袖，在今天凌晨逝世了。”
这消息就像一颗闷雷，直接在徐静头顶炸开了。她整个人僵在那里，耳朵里嗡嗡作响，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但汪东兴没给她消化的时间，紧接着抛出了那个更为沉重的任务：“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瞻仰主席遗容，中央决定对遗体进行保护，时间大约是15天。”
15天。这两个字听起来轻飘飘的，可压在身上，那就是千钧重担。
要知道，这可不是处理普通的标本，这是要留住亿万人的精神支柱。要是办砸了，那就是历史的罪人，这责任，谁背得起？
02
这要是换个心理素质差点的，估计当场就得腿软瘫地上了。毕竟这种事，谁也没干过，谁也不敢干。
但徐静不一样。她是上世纪50年代留苏的副博士，搞了一辈子组织胚胎学，专业底子那是相当厚。
她强迫自己把那些乱七八糟的恐慌压下去，深吸了几口气，脑子开始飞速运转。她明白，这时候哭没用，怕也没用，只有把活儿干漂亮了才是真的。
汪东兴看着她，问了一句：“你有什么要求？”
这时候提要求？一般人哪怕有一百个胆子，在这个节骨眼上，肯定也是立正敬礼说“保证完成任务”。
可徐静偏不。她不仅提了，还一口气提了三个，而且条条都是“硬骨头”。
她看着汪东兴，语气异常坚定地说：“我有三个要求。第一，这事儿太大了，我一个人不行，得让我回院里找几个人，还要和同行专家研究一下方案；第二，我得先看看主席的遗体，不看实际情况，谁也不敢瞎打包票；第三，给我点时间，必须回去准备专用的药品和器械。”
这三个要求一出来，屋里的空气似乎都凝固了几秒。
这哪是在接任务，简直是在“讲条件”。但汪东兴听完，不但没生气，反而点了点头。这种时候，敢提具体条件的人，才是真明白这活儿有多难，才是真负责任。
那些拍胸脯说大话的，反而不敢用。
得到了首长的点头，徐静和刘湘屏立马走进了主席的卧室。那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着这位老人。他安详地躺在那里，身上盖着白色的毛巾被，就像是睡着了一样。
徐静顾不上悲伤，她现在是一个医生，一个技术人员。她仔细地观察着遗体的皮肤状态、肌肉弹性，每一个细节都印在脑子里。
看完遗体，天都快亮了。徐静马不停蹄地赶回医科院。她必须得找帮手，找那种技术最好、嘴巴最严、心理素质最过硬的帮手。
她找来了张炳常，搞人体解剖的专家；又找来了陈克铨，搞病理学的行家。这三个人，加上徐静这个搞组织学的，就算是当时国内最顶尖的“临时突击队”了。
上午10点，三人小组带着仓促准备好的东西，再次进了中南海。这一次，等着他们的不仅是汪东兴，还有后来主持工作的华国锋。
会议室里坐满了人，气氛比凌晨还要凝重。华国锋问得特别细，从列宁的遗体怎么保存，问到长沙马王堆女尸为什么几千年不腐。
徐静他们虽然心里也没底——毕竟这种长期防腐的事儿，谁也没实操过啊，但还是硬着头皮，把能想到的方案，利弊得失，都摆在了桌面上。
最后，还是华国锋拍了板：“就按你们的方案办。”
一锤定音。方案通过了，可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03
你肯定以为，给这样的大人物做遗体保护，怎么也得有个顶级的无菌手术室，或者什么高科技的实验室吧？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当时的情况急得火烧眉毛，哪有时间给你准备那些。
徐静他们在中南海里转了一圈，最后选定的“手术室”，竟然是主席卧室旁边的一个大卫生间。
没错，就是卫生间。理由很简单直接：这里宽敞，有水源，方便清洗，也方便消毒。这事儿说出来可能都没人信，决定历史的一刻，竟然是在这么个“朴素”的地方进行的。
那天下午，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却照不暖屋里的寒意。徐静、张炳常、陈克铨三个人，把卫生间里里外外彻底消了一遍毒，把一张临时找来的台子摆在中间，几个人就这么开始了。
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压力最大的一次“手术”。
徐静负责总指挥和药品配比，她的手必须要稳，药液的浓度差之毫厘，后果就不堪设想。张炳常是解剖专家，刀法精准，负责遗体的处理。陈克铨年纪轻点，手巧，负责配合。
三个人配合得那是相当默契，一人递刀，一人穿线，连眼神都不用交流，全凭多年的职业本能。
虽然是在卫生间，虽然条件简陋，但如果你在现场，你绝对感觉不到一丝随意，空气里紧张得像拉满的弓弦。
那个下午，时间过得特别慢。两个多小时里，只有金属器械碰撞盘子的轻微声响，还有三个人沉重的呼吸声。
每个人的后背都被冷汗湿透了，衣服贴在身上黏糊糊的，但手是一点都不敢抖。这不像是在处理遗体，倒像是在进行一场精密到微米的拆弹作业。
因为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这扇门外头，全中国几亿双眼睛都在等着瞻仰一眼。哪怕皮肤上多出现一个斑点，哪怕肤色有一点点不对劲，那都是没法交代的。
等到一切步骤结束，天已经黑透了。三个人谁也没敢走，就这么守在旁边，死死盯着遗体的一点点变化。
10号的深夜，中南海静得可怕。他们三个轮流盯着，生怕哪个环节出了纰漏。好在，那个年代的专家，那是真有本事，基本功扎实得吓人。
到了11号清晨，遗体状态看起来非常完美，皮肤有弹性，颜色也自然。那一刻，悬在嗓子眼的心，才算是稍微放下来了一点点。
04
原本以为这头一关算是闯过去了，只要按部就班守着就行。结果，更大的雷还在后面埋着呢。
11号这天，主席的遗体被移到了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正式开始接受吊唁。
这一移，差点出了大事。
你想啊，人民大会堂那是多大的场面？为了让吊唁的气氛庄重，现场安排了规模庞大的军乐队，吹吹打打那是必须的。为了让大家看清楚，还架设了各种大功率的照明灯，把大厅照得通亮。
更要命的是，那几天来瞻仰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几十万人排着长队，人挨人，人挤人。每个人呼出的热气，加上那些大灯泡散发的高温，整个北大厅的温度那是蹭蹭往上涨。
当时的徐静就站在大厅角落里，本来是负责监护的。她突然觉得不对劲，这屋里怎么这么热？
她赶紧跑过去，伸手一摸棺罩，手心传来的温热感让她头皮发麻，冷汗直接就下来了。
这哪行啊！防腐这东西，最怕的就是高温和细菌。再这么烤下去，别说15天了，能不能撑过3天都是个问题。真要是遗体在众目睽睽之下出了变化，那这几天的熬夜心血全白费不说，这可是要在全世界面前丢脸的！
这时候就能看出徐静的魄力了。她二话不说，直接去找在场的中央领导。
“不能再吹了！也不能再照了！”
她急得脸都红了，直接提议：第一，必须把军乐队撤了，改成放录音哀乐。第二，那些晃眼的大灯全关了，只留几个必要的冷光源。第三，必须想办法给遗体降温。
这要是搁一般人，谁敢在这个庄严肃穆的节骨眼上，去提这种“破坏气氛”、打乱部署的建议？
但徐静敢。因为她知道，面子事小，遗体安全事大。哪怕得罪人，也比让遗体出问题强。
领导们一听，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立马同意了。原本震天响的乐队撤走了，大厅里的灯光也暗了下来，温度终于控制住了。
但这还不够保险。紧接着，专家们又连夜赶制了一个有机玻璃棺罩，把遗体罩在里面，形成一个独立的低温小环境。
这下，那个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才算是被摘了下来。
05
1977年8月，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徐静这个本来只想“顶15天”的临时救火队员，硬是被留了下来，成了第一任纪念堂管理局局长。
她这一留，就是一辈子。
从那以后，徐静的生活里就只有这一个重心。她制定了严格得近乎苛刻的规章制度，每天盯着温度计、湿度计，盯着那个水晶棺里的一切细微变化。
你看她后来在电视上露面，总是那副波澜不惊的样子。谁能知道，这平静背后，藏着多少个不眠之夜？
1983年，毛主席诞辰90周年的时候，徐静第一次面对记者，大大方方地说：“主席遗体处于完全稳定状态。”
这句话只有十几个字，但为了这十几个字，她和她的团队，付出了多少心血，只有天知道。
后来，为了让更多外地来的老百姓能看上一眼主席，她又大胆拍板，改掉了必须凭单位介绍信才能参观的老规矩，只要有身份证就能进。
这事儿在今天看来挺平常，可在那个年代，打破这种条条框框，那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徐静到了晚年，很少提当年的那些惊心动魄。在她看来，那可能只是作为一个医生，在那个特殊的深夜，做了一个医生该做的事。
1999年，徐静最后一次谈到她的心愿，她说只想把这门手艺传下去，让后来的人能继续守好这个岗。
这事儿吧，就像那辆在午夜飞驰的红旗车，来的时候惊心动魄，走的时候悄无声息。
那个曾在深夜里对着汪东兴提要求的女博士，最终把自己的一生，都融进了那座庄严的纪念堂里。
她不需要什么勋章，那个安卧在水晶棺里的老人，和每天排着长队来瞻仰的人群，就是对她这辈子最大的认可。
有些承诺，张嘴就是一辈子；有些坚守，无声却震耳欲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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