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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冬夜的省监狱，盗窃犯赵广田突然在号子里喊起来。
"我要举报！出卖芦苇荡同志的是'林哥'！"这句话像块石头砸进平静的湖面，谁都没想到，这一嗓子会撕开一桩尘封十年的积案。
当时谁也不知道"林哥"是谁，但省公安厅副厅长听完汇报，连夜调来了所有带"林"字的档案。
三天后，副省长刘思远看着桌上的材料拍了桌子："林跃民？嫌疑这么明显，为什么十年没人查？"
这事得从十年前说起。
1988年夏天，省委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
信纸是机关印刷厂的A4纸，信封却是大院专用的牛皮信封，邮戳盖的是郊区胜利路支局这三个细节放在一起，本身就透着古怪。
信上只有三行字："林跃民，代号青蝇，1932年生，1947年入党，曾向保密局提供过七名地下党员名单，导致'芦苇荡事件'。"
当时负责查案的是转业军人雷长江，他一看"芦苇荡事件"这几个字，心里就咯噔一下。
雷长江在档案室泡了三天，还真找到了线索。
1948年的档案里记着，林跃民当年被保密局抓过，同案的三个人都枪决了，唯独他被人保释出来。
更怪的是，担保人叫沈墨，是个律师，可这人的档案在1951年就注销了，查不到任何下落。
半年后，他被调到交警总队当副队长。
这事成了他心里的一根刺。
每次路过省委大院，他都忍不住想，那个写举报信的人，会不会就藏在某个窗户后面？
1947年到1948年那阵子，地下工作本来就危险。
保密局有个"青蝇"小组，专门策反我方人员。
按规矩，要是发现叛徒，地下党会立刻处理，可林跃民怎么就能全身而退？这事儿本来想不通，直到赵广田在监狱里喊出那句话。
赵广田招供说，他年轻时跟着林跃民混过，听林跃民喝醉了说漏嘴，当年把七个同志的名单卖给了保密局，换了两根金条。
刘思远副省长拍桌子那天，雷长江正在交警队处理交通事故。
突然接到电话让他去省厅，一进门就看见满屋子的档案。
雷长江点头。
"当时为什么没查下去？"刘副省长追问。
雷长江苦笑，有些事不用说得太明白。
那个年代，林跃民已经是省里的老干部，动他得有铁证。
重启调查的头一个坎就是赵广田。
刚要提审，监狱就传来消息：赵广田突发心梗死了。
负责抢救的医生叫周晓冰，一查，是林跃民的外甥女。
如此看来，这事儿恐怕不是巧合。
雷长江带着人去林跃民老家，想找当年的知情人。
到了村口，老乡说林跃民父母的坟早就平了。
挖开一看，棺材是空的，里面全是石灰这是毁尸灭迹的老办法，看来有人早就防着这一天。
本来想放弃，雷长江突然想起当年那个神秘的担保人沈墨。
通过老档案找到沈墨的侄女，老太太颤巍巍地拿出一张合影。
调查进行到这儿，阻力就来了。
有人说"历史问题要向前看"，有人暗示林跃民背后有人。
雷长江急了，直接把材料送到了刘副省长桌上。
刘副省长拍板："查！天塌下来我顶着！"
2000年，林跃民因反革命罪被判死缓。
判决书下来那天，雷长江去了芦苇荡，把复印件烧给了七位烈士。
省档案馆把案子存档时，特地给雷长江发了张奖状，上面写着"迟到的正义"。
可事情还没完。
2003年，林跃民保外就医，然后就消失了。
有人说在南方的茶馆见过他，也有人说他的骨灰被送到了香港。
雷长江每年清明都去芦苇荡，摆七束白菊。
他总说："青蝇未死，我心不安。"
后来雷长江写了本书叫《青蝇》，只印了三百本。
他说不是为了出名，就是怕后人忘了这段事。
刘思远副省长退休前跟他说："我们抓了一个，可还有多少个没抓？"这话让雷长江想了很久。
前阵子整理档案，发现1948年有位地下党员的绝笔信："如果有一天，你看见我走在街上，请别叫我同志，我怕我身后还跟着鬼。"
现在读来，还是让人心里发寒。
林跃民案不是个案。
那个特殊年代，有太多秘密埋在历史里。
雷长江这样的人，就像在沙滩上捡贝壳的孩子，总想把那些被潮水冲走的真相一个个找回来。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雷长江会为了一封十年前的举报信执念到退休。
但你想想，那些在芦苇荡牺牲的同志，他们本该有机会看到新中国的。
林跃民坐在主席台喝茶的时候，心里就不愧吗？
这案子教会我们什么？或许就是那句老话：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历史可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雷长江退休后，还经常去省档案馆看那本案卷。
他说只要自己还能动，就会一直等下去等那个"青蝇"真正落网的一天。
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该有个"雷长江"。
不是要去追查谁，而是要记住：有些事，不能忘；有些人，不能饶。
这可能就是隐蔽战线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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