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春，志愿军第一批归国伤员抵达北京。人群里，毛岸英悄悄递出一封信，收信人叫董健吾。彼时的董健吾躲在上海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诊所里，靠推拿糊口。他没有想到，昔日那个拖着鼻涕管跑来喊“伯伯”的孩子，此刻已身披军装；更想不到，这封信会重新掀开尘封多年的往事。
时间拨回1927年。上海滩风声鹤唳，“四·一二”清党血雨尚未干透，刚从圣约翰大学神学系毕业的董健吾却偏要在圣彼得教堂讲起“救赎”之外的新道理。蒋介石的老友宋子文驱车来劝：“跟着委员长，有前程。”董健吾笑言：“道不同，不相为谋。”一句话把车门关得死死的。转身，他被浦化人拉去西安，冯玉祥、李德全夫妇和他谈信仰，谈国家，几杯热茶下肚，董健吾成了“随军牧师”。同年冬夜，他按下手印，秘密入党。
这一身份让他在国民党军队里如同影子般游走。1929年，他奉陈赓命回沪，古玩店“松柏斋”成了联络点；同年秋，叛徒白鑫被特科三枪毙于霞飞路口，幕后策划正是这位戴着牧师领的“红色掮客”。上海滩一时间讶然：神父也会拔枪？
1931年春，顾顺章在汉口“大世界”露面被捕，险些掀翻上海党中央机关。董健吾察觉不对，连夜乘船返沪，抢出一麻袋密档。周恩来握着他的手，“我以为你回不来了。”这句话，董健吾记了一辈子。
同一年，大同幼稚园陷落，烈士遗孤四散。流落街头的毛岸英、毛岸青兄弟被人潮推至南京路口，弟弟岸龙却因病失踪。董健吾夫妻四处搜寻，两天两夜没合眼，终把兄弟俩带回桂平路小楼。从此，灶台前多了两双筷子。岳母嫌麻烦，他索性又把孩子们送去前妻黄慧英家，每月自己贴二十块银元。钱紧，他去当报童、翻译，什么都干。一到周末，拎着半包碎点心跑过去——那是他负担得起的全部午餐。
1936年初，宋庆龄递来一封密函，要他赴陕北。风雪封道，他硬是说服张学良借出私人飞机。瓦窑堡的窑洞中，他第一次与周恩来、秦邦宪详谈国共再度合作事宜；离开时顺口提到，“主席两个孩子在上海，我正照看着。”周恩来愣了愣，没吭声，只叮嘱：“安全第一。”
同年夏，他又护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入陕。双方接头口令简短到可笑——“牧师”“记者”两词对上便算通过。斯诺称他“王牧师”。几十年后，这绰号竟成毛主席寻找失联密使的唯一线索。
为了让孩子们有出路，他再度敲开张学良公馆，提出“带三个孩子去苏联读书”的怪要求。张学良痛快答应，还掏出十万法郎旅费。年底，毛岸英、毛岸青与董寿琪乘船经法国去往莫斯科。登船前，岸英小声说：“伯伯，我们回来接你。”董健吾没敢抬头，怕被孩子看见自己泛红的眼眶。
抗战爆发后，他潜进汪伪警察学校当处长，暗中放走了一批爱国学生；1949年春，又成功策反厉百川，使苏州完好交接。功劳簿没留下署名，他自己也没争。
然而1955年，潘汉年案牵连，他被捕；两年后取保，却早已家徒四壁。1966年再遭冲击，瘦骨嶙峋躺在木板床上，一碗稀粥喝半天。邻居偶尔问起，他只摆手笑笑，“知我罪我，自有公论。”
1970年10月，斯诺访华，向毛主席突然提到想见“王牧师”。一圈询问后，真相大白。毛主席感慨：“此人真乃党内一怪，速请出山。”消息传到上海，董健吾已经病入膏肓，无法再起。12月12日，这位传奇牧师在凄风冷雨中走完66岁生命。
1978年秋，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专函为他平反，认定其革命贡献。盖章那天，工作人员在材料最后加了一行小字：董健吾——曾收养毛泽东三子之人。历史没有忘记他，只是来得晚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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