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9月25日傍晚，秦城监狱传达室的电话突然响起，值班干警还没弄清来意，只听那头的话语短促而清晰：“中央决定，屈武同志即刻赴京，参加国庆招待会。”一句话震住在场所有人。屈武握着粗糙的听筒，迟疑地问：“真是主席的指示？”看守只回了一句：“首长亲自定的，你收拾东西吧。”这场景后来被不少同事私下提起：七十多岁的老人，那一刻眼中泛着泪光，却背脊挺得笔直。

屈武入狱已整整六年。1968年春，他因所谓“特嫌”被押解进秦城，罪名说得玄乎，实则不过几纸诬陷。在狱中，他修枝种菜、抄录古文，从未抱怨一句。监区干部回忆：老屈常说，“人在，心就得在祖国身上。”谁也没想到，命运的拐点来得如此突然。

电话没挂断，另一端补充了一句：“国庆当天，主席要见你。”听到这八个字，屈武几乎站立不住。他用袖口擦去尘土，一夜未眠。次日清晨，他被送上吉普，京郊到中南海不过一小时，却像走完了半生。

国宴那天，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屈武一踏进大厅，就看到许多熟面孔——杨成武、叶飞、张爱萍，他们纷纷迎上来，同他紧紧握手。周围议论声此起彼伏：“屈老回来啦！”“没想到吧！”场面热烈而克制。毛主席远远举杯致意，示意工作人员把老人请到身边。主席的话不多：“你是忠诚的人。”屈武只答了两字：“听党。”二人相视而笑，寒暄三句，便已胜过千言。

时间拨回五十五年前。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18岁的屈武带队闯进北洋总统府，用额头撞断门廊石雕，鲜血瞬间涌出。同行同学惊呼：“屈武，你这么拼命干什么！”他一句“为国！”就把话堵了回去。这一撞，撞进了孙中山的视线。孙先生在上海见到他，称他“新中国的种子”。很快，于右任把女儿许配给他，蒋经国则在莫斯科与他结拜，坊间传为佳话。

1926年，屈武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同班里坐着邓小平。课堂外，他常拿俄文版《共产党宣言》比划，“革命就是要翻天覆地”。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给王明写信：“国难当头，不回则愧。”等到1938年底回到延安，他已经在异国漂泊了十二年。

抗战期间，周恩来安排他潜回重庆，对接国民党内部。他用旧人脉跑遍军统、政训处，敲开于右任府邸，也摸进蒋经国书房。1945年，他和张治中联手，从盛世才手中救出一百三十一名党员；同年，毛主席在重庆专门会见他，“此事要写进史册”。新疆和平解放前后，屈武又牵线搭桥，促成伊宁起义部队归队。周总理评价：“屈武的名字，人民不会忘。”

建国后，他把全部精力投向两岸关系。1958年，中央考虑与台北接触，毛主席点将：“谈台湾，屈武去。”澳门会谈终因复杂形势搁浅，但屈武没气馁。写信、打电报，逢人便劝：“祖国迟早要统一，早比晚好。”1980年，他动手写给蒋经国的长信，一连改了九稿，最后一句定为：“顺潮流者兴，逆历史者亡。”信寄出后，他对秘书说：“我们终会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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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的风浪，把屈武推进高墙。有人劝他写揭发材料求自保，他笑道：“假话写多了，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他在牢里做工，抄录《资治通鉴》，偶尔给管教讲昆曲，日子过得极慢，却没丢掉骨气。

1975年秋，周总理病重，仍关心台湾形势。屈武到病房汇报，周总理费力写下“统一”二字，递给他。屈武读完，久久不语，只在床边轻声保证：“任务在，人在。”谁也没有料到，那是两位老人最后一次握手。

八十年代，屈武出任中央港澳台工作组负责人。一次座谈会上，他小声地对青年干部说：“统一是长跑，不是百米冲刺，越到后段越难，但只要你迈出脚步，终点就近一步。”此后十余年，他接待台湾各界人士数百批，劝和、劝谈、劝心，无一日中断。

1992年6月23日，屈武在北京病逝，享年94岁。临终前，他让家人取来一小瓶绍兴黄酒，“留给完成统一那天倒在墓前”。嘱托完毕，他合眼而去。六年后，中央为他平反昭雪并评价：“屈武同志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当年的狱友听闻此语，感慨：“早就该这么说。”

今天再翻资料，仍能看到那通电话的原件记录：“主席指示：屈武同志来京。”短短十七字，却像一束光，照亮了一位老人的后半生，也照亮了一段被尘封的岁月。那光芒不炫目，却足够深沉——它告诉世人：风浪再大，忠诚终会被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