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8日，《纽约时报》整版报道万隆会议。清晨，李宗仁坐在长岛一间不起眼的书房里，捧着报纸发愣。印尼的热带风似乎透过油墨扑面而来，与窗外阴冷的大西洋空气混杂，让他心里五味杂陈。

窗台上搁着一只空药瓶，提醒着旁人——他的胃病才好不了多久。可比病痛更折磨人的，是“回不去”的焦躁。此刻，他反复念着报纸上一行字：“周恩来提出和平解放台湾。”一句话，竟让他心跳加速。十年漂泊，他头一次真切感到：大陆那边，已经与他当年掌控的国民政府判若两国。

要说流亡生活，表面看李宗仁并不拮据。房子在，他也偶尔和白崇禧通电话，谈往事，谈桂系。可每次放下话筒，他都会自嘲一句：“我们当年那么折腾，结果连一辆像样的自行车都造不出。”语气轻，却像锥子扎进胸口。

思路回溯到1949年4月，在南京天阴欲雨的午后，他登机南下桂林。那趟航班，等于把他和蒋介石的兄弟情带进了冷库。两人曾在1926年广州高唱“同志加兄弟”，也曾在北伐、徐州、台儿庄并肩。可兵权与地盘越来越大，彼此的猜忌就像长江水，越涨越高，一发不可收拾。

离开大陆后，李宗仁对局势的判断越来越悲观。1950年，美军在朝鲜被志愿军顶了回去；1962年，中印边境炮声刚停，胜负已分；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升空。新闻一条接一条，他越看越心惊：这还哪是他记忆里的那个积贫积弱的大国？

一个念头在脑子里发芽。1958年春，他写信给老友程思远：“我有些书画，想献给祖国，请代为转达。”简单几句话，却说得谨慎——他怕被台湾方面盯上，更怕共产党不收。

几个月后，程思远带着信件进京。周恩来只用一句话表态：“朋友想回家，我们欢迎。”回信到美东，李宗仁心头那块石头落了一半。随即，他把自认为价值十一万美元的书画抵押保险，转运香港，编号为“LZ-1959”。

画箱抵京，故宫和文物局连夜鉴定。结果让人哭笑不得：名家真迹只有寥寥数幅，余下多是近代仿品，总价不足三千美元。消息送到西苑，周恩来略微沉吟，仍按程序呈报。

毛主席看完报告，哈哈一笑：“十二万美元，买的是人心。”停顿片刻，他又补了一句，“要交朋友就得大方。”一锤定音，财政部很快拨款。钱不算小，但中央更看重李宗仁的态度。

清点完款项，工作人员悄悄提醒程思远：“部分书画系赝品，别让李先生尴尬。”程思远点点头，心领神会。数日后，这批字画仍整理入库，只是换了标签——“海外归国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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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款汇到纽约，李宗仁收到电报，先是讶异，继而连连感叹：“共产党识货！”那一夜，他驱车去东河边，望着灯火漫天的曼哈顿岛，嗓子里塞满了说不出的味道。

1965年初春，他再次动身。这趟路，从美国到瑞士，再到巴基斯坦，暗流汹涌。台北情报站传来追踪令，蒋介石发火：“不许他落地大陆！”所幸，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提前戒备，派车护送至伊斯兰堡机场，风险才算解除。

1965年7月20日傍晚，北京西郊机场乌云翻滚，又闷又热。舱门开启，李宗仁着灰色西装踉跄而出。周恩来上前，握住他的手，轻声一句：“风尘仆仆，欢迎回家。”镜头闪成一片白光，现场掌声此起彼伏。

很快，中央为他安排了东交民巷寓所，配吉普、司机、厨师，安家费十五万元。以当时干部月薪三四百元的标准，算得上优厚。有人私下嘟囔：“待遇真不低。”可更多人明白，统战本就需要气魄。

1968年夏，他因直肠癌手术住进北京医院。术后虚弱，但精神尚好。一天夜里，他把身边两位旧部叫到床前，低声交代：“书送广西图书馆，酒代我敬毛主席、周总理。”语毕，长叹一声，闭目养神。

1969年1月30日凌晨，病房灯光昏暗。医护抢救近半小时，心电图终成一条直线，享年七十八岁。同日清晨，台北方面发布讣告。蒋介石闻讯，沉默片刻，仅言：“从此不必再提李德邻。”话虽冷，却道尽两人半生纠葛。

灵柩安放北京八宝山。亲友吊唁簿上，“归根”二字写得苍劲。书画赝品仍静静躲在故宫库房一隅。它们不够名贵，也不算绚丽，却记录了一笔独特的交易——十二万美元，换来一个归家的机会，换来一段尘封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