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朝鲜上甘岭。
一把劈柴的斧头，一根撬石头的钢钎，就这样硬生生怼上了一颗200磅的美制航空炸弹。
这画面要是放在现在的电影里，观众大概率会骂导演胡编乱造，甚至要给编剧寄刀片——哪有人敢用铁锤砸雷管的？
这是嫌命长还是嫌炸得不够碎？
但在那个把“不可能”变成“日常”的残酷战场上，这不仅是真事，还是被绝境逼出来的唯一的活路。
很多人都知道上甘岭打得惨，知道坑道战苦，但很少有人深究过一个细思极恐的问题：在美军实施疯狂“绞杀战”切断后勤补给线，前线连一粒米、一发子弹都送不上去的时候，志愿军究竟靠什么把那几千米坚不可摧的坑道给掏出来的？
那个年代没有盾构机，全靠炸药崩石头。
当后方的炸药运不上来，工程停摆，面对头上疯狂倾泻弹药的美军飞机，排长刘月荣做出了一个在那一刻让所有人都手心出汗的决定。
这事儿得从当时让人绝望的后勤说起。
那时候，美军仗着空中优势，对志愿军的运输线狂轰滥炸，前线物资极度匮乏。
说白了，当时的补给线就是一条用人命铺出来的单行道。
战士杨立喜跑到刘月荣跟前，带着哭腔喊了一嗓子，说炸药没了。
这一声吼，等于判了坑道工事的死刑。
没有炸药，光靠铁锹洋镐，在那坚硬的花岗岩山体上挖坑道，跟拿指甲抠没区别。
修不好工事，等敌人地面部队一上来，大家就是活靶子。
刘月荣当时心里也急得冒火。
就在这当口，他脑子里突然闪过前两天在那张皱巴巴的《战场报》上看到的一条豆腐块新闻：隔壁团有个叫庞海鱼的副连长，靠拆敌人的哑弹弄到了炸药。
这念头一起，就像野草一样疯长。
虽说这是在阎王爷鼻尖上跳舞，但总比坐以待毙强。
他当即把心一横，让人去“杜鲁门的仓库”进点货。
所谓的“杜鲁门的仓库”，是战士们给山沟里那片死地起的绰号。
美国人的飞机大炮天天往那儿招呼，炸弹跟不要钱似的往下扔，时间久了，那里就堆满了各种未爆的哑弹。
杨立喜带着两个战士，脑袋上顶着嫩绿松枝扎的防空圈，猫着腰摸了过去。
到了那儿一看，几个人傻眼了——好拿的、露在地面的哑弹，早就被手快的友邻部队给扛走了。
这年头，连捡个炸弹都得内卷。
没办法，三个人只能像盗墓一样，撅着屁股从一人多深的土层下面，硬是刨出了一颗200磅重的大家伙。
东西是弄回来了，那个像死猪一样沉的铁疙瘩横在地上，散发着一股令人窒息的金属寒气。
这时候，最大的问题来了：谁来拆？
这可不是那个年代农村过年放的鞭炮，这是一颗稍微碰错一点就能把半个排的人送上天的美制航空炸弹。
刘月荣看着围观的战士们，脑子转得飞快。
这活儿人多了不行，万一炸了就是一锅端。
他把目光停在了机灵鬼赵杰章身上，把他叫了出来。
两人把炸弹拖到一处僻静的山坡下。
刘月荣接下来的举动，在几十年后读来依然让人头皮发麻。
他让赵杰章躲在一个坟包后面，一定要盯着自己的动作看。
他对赵杰章说了那句堪比遗言的嘱咐：你在后面看清楚，如果我卸炸了，你就知道哪一步搞错了，下次再卸，就别这么搞。
这根本不是什么教学现场，这是拿命在给战友趟雷，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做实验数据。
刘月荣这年才二十多岁，虽然是个老兵，但他没当过工兵，也没学过爆破，他所有的底气，仅仅来至那点少得可怜的“军事常识”和一腔孤勇。
开工前，刘月荣做了一件极具仪式感的事。
他摸出一撮老旱烟，用撕成喇叭状的旧报纸卷了一根，划着火柴深深吸了一口。
烟雾缭绕中，他似乎是在平复狂跳的心脏，又像是在跟这个世界做最后的告别。
他对赵杰章说，这不是个人死活的问题，坑道打不通，咱们都没法跟敌人干。
烟头一吐，帽子一甩，刘月荣动手了。
他手里拿着的，是一把斧头和一根钢钎。
那个200磅的大家伙，一头带着四个鱼尾形的舵翼，另一头突出来一个尖尖的引信。
刘月荣判断，那个尖头就是“命门”。
他像个老中医一样，围着炸弹转圈，最后决定就从这儿下手。
斧头劈，钢钎撬，红锈随着叮当声扑簌簌地往下掉。
终于，螺丝口露出来了。
这玩意儿是左旋还是右旋？
里面有没有防拆装置？
没人知道。
刘月荣全凭手感，左扭扭，右扭扭，先把突出的引信外壳拆了下来。
下面弹出一个弹簧，压着一个冷冰冰的“铁蛋”。
此时的刘月荣，汗水已经顺着额角往下淌，但他连擦都不敢大动作。
他屏住呼吸，把“铁蛋”取出来，下面又是一个弹簧，紧接着，一根黄灿灿、细长的引信露出了真容。
这才是真正的鬼门关。
只要这东西一响，瞬间就会发生剧烈爆炸。
面对这个精密的美式杀人机器，刘月荣那一刻大概也想过放弃。
手里只有锤子和钢钎，这感觉就像是用大砍刀去修瑞士手表，力道稍微大一点点，可能就全完了。
但他转念一想：美国人能装上去，我就能拆下来！
他把袖子卷到胳膊肘，左手扶着钢钎抵住螺丝侧面，右手举着锤子轻轻试探。
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
这劲道太难拿捏了——重了怕震炸，轻了转不动。
这种精细活儿，比大姑娘绣花还难，却要比绣花凶险一万倍。
不知过了多久，哪怕是一秒钟都像一年那么漫长。
这哪是在拆弹，分明是在跟阎王爷抢夺那一秒钟的生存权。
终于，那个要命的螺丝松动了。
随着最后一扣螺纹脱离，刘月荣小心翼翼地取出了引信，捣松了里面的黑白炸药，掏出了雷管。
这一刻，那个凶神恶煞的铁疙瘩，彻底变成了一堆废铁和宝贵的资源。
刘月荣喊了一声成功了，这声音打破了死寂。
赵杰章冲上来，铺好雨布。
两人把炸弹倒过来一抖，黄色的烈性炸药像玉米面一样哗啦啦地流了出来。
远处围观的战友们欢呼着跑过来，看着那堆金黄色的粉末，眼里放着光。
那不是普通的火药，那是打通坑道、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希望。
刘月荣的这次冒险，不仅仅是拆了一颗弹，更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冬天，给全军指了一条路。
后来，这种“取之于敌”的战法在志愿军中迅速推广。
美国人做梦也想不到，他们不远万里空运来的高能炸药，最后竟然成了志愿军修筑钢铁长城的原材料。
历史书上往往只记载宏大的战役和冰冷的伤亡数字，但正是像刘月荣这样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用这种近乎疯狂的勇气和智慧，填补了实力的鸿沟。
从1951年到战争结束，志愿军靠着这种“捡洋落”的方式，硬是从美国人的哑弹里掏出了几千吨炸药，把上甘岭乃至整个防线变成了铜墙铁壁。
参考资料：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抗美援朝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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