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5日深夜，北京西郊西山，灯火稀疏。毛泽东放下刚刚批阅完的电报，示意身旁的年轻人把一沓群众来信捧过来。那位青年的眼神里有些忐忑，但仍稳稳接住，细心翻阅。自此刻起，他与领袖之间的工作关系开始步入密切、紧张而漫长的十八年。这个青年便是田家英。
田家英1912年生在成都，幼年丧父母，穷得连纸都要在药铺后院捡旧账册裁开重用。然而他聪慧好学，十三岁就替人撰对联、作碑文，挣到的润笔费支撑了学业。全面抗战爆发后，他跋涉千里奔赴延安，在陕北公学、延安马列学院研习理论与史学。这段时期，他常拿自己的伙食券换旧书，夜深人静时用煤油灯抄读《史记》《资治通鉴》。学问根底就这样埋下。
1946年春，延河边一场古文讲座改变了他的命运。毛泽东路过窗外，听见教室里传出一段《左传》评析，顿住脚步，随后让卫士打听主讲人是谁。两个月后，《解放日报》发表田家英批评《通鉴纪事本末》的杂文，又被毛泽东圈点。当年冬天，毛岸英需要补习中国史，组织部点名让田家英做老师。师生相处短短半年，却情谊深厚，以至毛岸英见到田家英夫人董边，总要拱手称“师娘”。
1948年秋，胡乔木拟向中央书记处增配日常秘书，推荐名单中排名第一的仍是田家英。初次面见领袖，毛泽东开门见山：“到我这儿干，有什么打算？”田家英答道：“不求有功，只求无过。”话音一落，他自己都觉得欠妥，微微低头。毛泽东笑而不语，挥手让他坐下。几天后的一次晚餐，主席亲自劝酒，田家英才喝两口脸就泛红，可见压力之重。
进入北平后，大量群众来信像雪片一样飞进香山小院。毛泽东常挑灯夜读，然后扔给田家英：“替我回。”起初不过十几封，转眼成百上千。田家英索性以信访为核心，组建政治秘书室，又把制度经验推广到各大区，信访工作由此成型。值得一提的是，秘书室里的分分类、编号、摘编方法，直到二十一世纪仍被档案部门视作经典范式。
1951年初春，田家英重感冒，咳嗽不止。毛泽东拄拐来到他旧城胡同的小院，随手递上两本医书和一盒蜂蜜，仅交待了一句：“好好养。”董边仍记得，自家青砖地上那双沾了泥土的大布鞋。
田家英对古籍情有独钟，闲暇时往前门外旧书摊“淘宝”。他淘到一本清刻《淳化阁帖》，兴冲冲拿给毛泽东看。主席铺开宣纸，照帖挥毫，一气写完二十条《念奴娇·昆仑》。这种心领神会的默契，让他逐渐从拘谨走向自在。
新中国立国，党内文献编纂迫在眉睫。《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启动，田家英参与统稿、审注、考订。到第四卷时，胡乔木忙于中央文教口，田家英挑了大梁。通宵达旦成为常态，肩膀累得脱臼，用带子吊着也继续比对原稿。有同志劝他歇一晚，他摆手回应：“今晚拖，明晚就得补，时间不等人。”后人熟读的《矛盾论》《实践论》注释中，近四分之一出自他手。
1955年底，宪法修改委员会成立，田家英被增补进去。他年轻，却敢较真，一条条比对苏联、捷克、南斯拉夫的条文结构，挑出数十处逻辑缝隙。会上，他直言“权力与责任需对等”，连起草组老资格都愣住。周恩来点头说：“年轻人刀口紧。”这种敬业，也让他在三十二岁那年累到吐血。
1958年“大跃进”进入关键阶段，四川丰都、资阳生产数据惊人。中央需要一份实地调查报告，田家英自请下乡。半个月里，他和农民同吃玉米渣，同住草棚。夜里记笔记，白天量稻穗。四月，他回京起草《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毛泽东主持讨论，逐条修订。偶有不同意见，主席敲桌子笑道：“你这调查员，骨头还挺硬。”
庐山会议上，田家英带着最新数据发言，谈到粮食虚报、基层仓促合并的弊端。气氛一度紧张，他仍保持平稳语速。会后，有人建议把报告删改，他坚持原样呈交。毛泽东过目后说：“材料有血有肉，存档。”这三个字给了他安全屏障。
1961年冬，他再次赴湖南调查。起初他对包产到户持保留态度，后来反复访谈、测算，认定多种经营有助于渡过粮荒。返京后，他分别向陈云、刘少奇、邓小平汇报，态度真诚。陈云说：“你这个秘书，敢讲真话。”毛泽东听取他意见，表示先放一放，慢慢议。
正因为敢言，他也招来猜忌。1962年后，个别领导人借口“独断”“自成一套”，在小范围给田家英贴标签。他耳闻流言，曾拨电话到马列学院质问对方为何造谣，对方含糊其辞，挂断电话。田家英闷在案头，自嘲“纸上骑马”。
1966年风云突变，马列主义研究院出现声势浩大的“揭发材料”。他被指“鼓吹资本主义道路”。5月下旬，他仍奔忙于主席著作增订，却渐显憔悴。有人劝他自辩，他摇头：“是非自有公论。”6月。他在家中自尽，年仅五十四岁。
逄先知后来总结：田家英的弱点是敏感易伤，但若只记住这一点，就抹杀了他在文稿、信访、调查、法制建设上留下的深刻印记。毛泽东当年拒绝把他下放，理由简单——离不开。历史留下的脚印昭示，秘书与领袖之间的情谊或许复杂，却因共同的信念与文字事业而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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