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6月的一天，衡水火车站月台热浪翻滚，一位腿脚微跛的老干部提着旧皮箱挤出车门，站台工人喊了声：“李专员，好久不见！”灰尘里，他抬手算作回应。年青干部好奇，这位看似普通的“李老”，何以能让地方报纸头版提前印好欢迎词。
不久前，省委通知下达到衡水：李克才恢复职务，任地区行署副专员。有人窃窃私语，“这位爷当年可惹过大事。”可故事到底怎样，楼道里说不清。点名会上，李克才只说了句：“到基层，先把粮油帐目翻一遍。”
时针拨回1951年11月21日，保定师专礼堂灯火通明，824名干部坐得满满当当。台上，一个中等个子、声音沙哑的副专员掏出厚厚材料，足足讲了五十多分钟，把刘青山、张子善的贪账摊在众目睽睽之下。台下的张子善脸色青白交错，指节捏得发白，额头细汗直冒。
刘、张何许人也？一位是天津专区党委书记，一位是行署专员，战争年代冲锋在前，建国后却换了算盘：机场工程款21亿元旧币被挪成所谓“机关生产”；干部家属救济粮卡在手里，折价1亿4000万又装进小金库。三年下来，两人吞掉171亿旧币——这笔钱能让五十万人吃饱一个月。
李克才原先对这两个“老红军”敬佩得很，可越近距离接触越心寒。几次提醒无果后，他家门口忽然出现厚厚的“奶粉钱”。张子善拍着他的肩，“哥们，犒劳嫂子。”李克才脸一沉，把钱推回去。“李副专员，何必当真。”张子善笑得客气。李克才心里清楚：再装睁眼瞎，迟早要出事。
三天后，李克才揣着举报材料，敲响省委大院重门。主管纪检的薛迅接过材料，一页页翻，眉头越蹙越紧。她盯住来人，“敢担保字字属实？”李克才背脊挺直，“我向毛主席保证。”那天夜里，薛迅把材料贴身放进皮包，灯下没再说一句话。
1951年11月29日深夜，张子善在天津被带走；12月3日，刚从国外回来的刘青山在车站落网。河北省委很快呈报中央：建议处以死刑。华北局附注“可缓期两年执行”，给中央留了余地。毛主席看完报告，放下纸笔，轻轻一句：“非杀不可。”顾年堂会议室里，没有人反驳。
1952年2月10日正午，保定体育场挤进两万多人。临时法庭宣读完罪状，人群爆发出杂乱口号。押赴刑场前，监狱长端来最后一顿热菜，刘青山低声问：“还能见孩子吗？”答复很干脆：“子女由国家抚养。”下午一点多，两声枪响震得雪雾炸开，35岁的刘青山、37岁的张子善倒在柏油路旁的硬土上。
案子终结，可李克才心口吊着石头。回到办公室，他写长文登在《人民日报》，检讨自己“劝阻无果便想抽身”的软弱。他常念叨，“身边人只会拍马屁，再大的功劳也会毁掉一个人。”
时间走到1983年秋，沧州行署常务副专员沈志鸣提着厚信封敲开李克才的门，里面装的是有关平易杰的举报材料：公家家具被搬进私宅，三年花36万元租奔驰车供自己出行。一看完，李克才呼地站起，“和当年那两个人一个德行！”第二天，他提笔写信直寄中央纪委，并郑重署名。几个星期后，调查组进驻，1995年5月新华社通稿发出：平易杰被撤职。
外界议论李克才“得罪人”，可他日子过得拮据得很。工资30年不挪级，家里几间瓦房漏雨，他不让办公室给自己翻修。下乡调研，用餐必按标准付款，剩菜不许出现。有个司机偷懒开小灶，被他发现后直接停职三个月。有人私下嘀咕他“轴”，他笑着摆手，“规矩在这儿，绕不过去。”
晚年，李克才收到《中国纪检监察报》的题词邀请，他不假思索写下十六字：“无私无畏，敢讲真话；揭露腐败，不徇私情。”字迹遒劲，墨迹未干，他抬头冲前来取稿的年轻编辑摆摆手：“记着，咱们是共产党人，别怕得罪坏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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